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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

2012-09-28 22:49 来源:新京报 作者:曹雪萍 阅读

2006年春带回两部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

    严歌苓,著名旅美作家,生于上海。1990年进入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攻读写作硕士学位。二十余岁开始发表作品。90年代后曾以《女房东》、《人寰》等中、长篇小说获一系列台湾文学大奖。与李安合作电影《少女小渔》、以及与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都是她在国际上较有影响的作品。

  2006年是严歌苓的回归年,这一年春天,她带回了《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两部长篇小说对她而言,都是发酵后的果实,芬芳怡人。前者以一个总以7岁眼睛看滚滚红尘的王葡萄为主人公,她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一藏就是20年,后者讲文艺兵田小菲对知识分子欧阳萸至死不渝的爱,她最幸福的是文革中与丈夫患难的那段岁月。在这两部作品中依然延续着她“去文明”的写作特质,“我企图用文学的假设去证明,女性像海一样把礁石包含起来。这种包容与撕碎的关系不能证明女性就是弱者。”

  人们能看到我作品中的阴影

  新京报:《少女小渔》、《扶桑》、《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这些代表作多以女性为第一视角,这些形象的共性和个性是什么?

  严歌苓:我笔下的女性人物有一个共性,就是她们都有一点点迟钝,有一点点缺心眼。比如小渔,她不在乎自己会不会吃亏,不跟寻常人一般见识。《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小菲,她比较例外,她很执著,但她和《第九个寡妇》中葡萄在这一点上很相似,爱一个人就是死心塌地地爱他。在别人看来,葡萄有点不知时局、执迷不悟的感觉。而小菲很像我妈妈,欧阳很像我爸爸。

  新京报:不知为何,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我能感觉到它和你以往听来的故事不同的是,其中似乎蕴藏着你很多秘密的个人经验。

  严歌苓:我妈妈去世后,我开始去理解我父母之间的感情。现代社会中,像他们那种直觉的,本能的爱正在消失,那种古典的爱只存在于遥远的非功利社会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崔莺莺与张生,林黛玉和贾宝玉。我有着军人情节,当时我的梦想就是嫁一个营长。为什么想嫁一个营长呢?我想,他不会大我太多,又会领着三四百的兵,很神气地骑在马上。可能很多少女都有对军装的迷恋,其实“军装”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她根本不去想。她只想到男人一穿起军装就很英俊。你看过《雌性的芳草地》吗?那里面的营长就代表我少女时代的梦想。

  新京报:你的作品里对暴力和女性的关系一向突出,和你自己的经历有关吗?

  严歌苓:我总是能回忆起严凤英的自杀。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了,身体插满管子,针管、导尿管,那个男医生就可以把她暴露在那里,让大家都去看。她是没有穿衣服的,光着的,这样一个任人宰割的肉体,被摆在一群可以去咬她的目光里。她是个被钉在病床上的标本。当时有一个电工,故意把烟头掉上去。

  那时候才9岁,我觉得很恐怖。当时我能感受到的是那种男性社会对女性的恐怖和莫测,围拢来,在你最无助的时候。因为很敏感,所以才把这种经验永远永远融合在我的作品里,变成一种创伤性的记忆。所以很多人能看到我作品的阴影。

  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

  新京报:和别的作家不一样,你的文字十分注重强烈的画面感和视听感觉。这和你学舞蹈有关吗?

  严歌苓:这源于好几个原因。首先这当然和我12岁开始学习舞蹈有关系,女孩和男孩在一起练功的时候,穿着短裤和背心,身体的裸露部分很多。那个年代的男生女生都很美很健康。这种对视觉的欣赏我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其次,和我爱看电影也有关系。我印象很深的是周晓文的电影《二嫫》,里面关于二嫫手的特写,真性感,给人以饱满的视觉享受。

  另外,我在想,现代人已经被媒体吸引过去了,但电影的故事会让人感动。比如《断臂山》的音乐一出来,那种悠长的旋律就会让观众即刻陷入莫名的感动。这种声音不再只是对耳膜的刺激,那种声响会带有磁力就纯粹从你身体上掠过去了,故事中蕴藏的深沉悲剧已经提前可以触摸到了。这种感觉能弥补单纯文字带给人的遗憾,我希望把我感动的东西放在我的文字里,有着女性的体温在里面,有着到皮肤的质感。现代人由于媒体的轰炸,已经形成了各种感觉的交叉。

  新京报:在你的写作过程中,哪部小说是由于你接触到一个视听形象而后创作呢?

  严歌苓:《扶桑》啊。在一个阴暗的屋子里,有一道光射进来,女人缎子般的肩膀款款站起来,这是一种直接用图像的方法。她的动作是由于我的呼唤而定型的。

  新京报;很多女性作家都擅长大段内心独白,细腻心理描写。你是背道而驰的。

  严歌苓:这主要是看一个作家体谅不体谅读者的问题。

  我的代理人接触过不少中国当代流行的小说,他说这样阅读作品就像陷入一个语言沼泽的境地,太WORDY了。你想让西方读者欣赏中国小说,更要体谅西方的读者。中国的作家和导演被宠坏了。所以说要有平常心,李安为什么能拍《断臂山》呢?还是因为他的人之常情从来没有丢失过。一个人不会去关心油盐柴米,李安特别喜欢做菜。

  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对控诉没有兴趣

  新京报:在《第九个寡妇》,你不回避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你的眼光是走了之后又回来那种。

  严歌苓:我到了国外之后,发现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写的。我不想控诉某个人。我只想写这样一段不寻常带有荒谬的历史运动,让我们看到一种非凡的奇怪的人性。我对人性感兴趣,而对展示人性的舞台毫无兴趣。还有一点,我自己也具有平常心,我没有把自己束之高阁,不参加造神这些东西,尤其在美国作家只是一个寻常的人,没有什么自己感觉了不得的地方。说到文革,文革使他们精英化了,文革也牺牲了很多人。我对控诉没兴趣,第二没人爱听。一控诉有人就反感,还不如给年轻人去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新京报:《第九个寡妇》中老公公在地下生活20年,你似乎应该会着力地去处理一个看不见活在地下的人,你却没有给他多少笔墨?

  严歌苓:这个小说是葡萄的视觉。是她看世界,而不是世界看她。葡萄看不见的事情就没有发生。就更有她一种生活停滞的感觉。这种痛苦比她的挣扎还要痛苦,像一个蛹一样封闭。

  新京报:中文版《第九个寡妇》和英文版的区别在哪里呢?

  严歌苓:主要区别在于意象性的东西不多。英文要求非常具体,它没有大写意的东西,写意体现在动作里,留给读者去揣摩。

  新京报:《一个女人的史诗》在你的作品中占有什么位置呢?

  严歌苓:是我非写不可的作品,但不想让我爸爸知道是我在写我妈妈。它被中央电视台买去了。

  动物与人最大的区别是永不变心

  新京报:我觉得你写动物写的很好,比如在《第九个寡妇》中驴子为了不被杀掉当成一堆驴肉,在得知早上要杀它,它半夜起来拉磨。

  严歌苓:我特别爱动物,从小就喜欢。我照了很多我和我的狗的照片。美国有报纸采访我的时候,拍照片时怕僵,我干脆把狗抱起来。我的狗不害怕镜头,她有时候还会抢镜头。对动物的怜惜受到外婆的影响,她特别喜欢猫,在最鼎盛时期她养过5只猫。我是一个动物狂。我也很喜欢通人性的马。马是最漂亮的动物。在三年自然灾害时,家里的黑猫还用牙齿叼回一块金华火腿,让我们生出敬意。

  新京报:你写的人物大都去文明化,这和你对动物的爱有关系吧。

  严歌苓:是啊。我家的狗懂很多语言。

  新京报:动物和人最大的区别?

  严歌苓:动物不理性吧。

  动物一旦爱上你,就不变心。

  新京报:你编剧的《少女小渔》、《扶桑》都受到好莱坞的青睐,你怎么理解文化冲突的问题?

  严歌苓:你不要去取悦任何,沿着自己的路去走就好。

  人家不欣赏你也无所谓。

  新京报:你觉得你的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是什么呢?

  严歌苓:告诉你一个真中国。

  新京报:你很欣赏和你一样有着远离祖国坚持用母语写作的作家吗?

  严歌苓:我现在只看那些对我在文字上形成冲动的挑战感的书,德国作家的《铁皮鼓》。我很喜欢很幽默的作家,索尔贝娄的书,DH·劳仑斯的书。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除了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世界文坛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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