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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的东瀛之恋:一段以绝交结束的忘年恋

2020-12-10 08:52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万君超 阅读

画家张大千与日本女子山田喜美子大约相识在1953年,那时候张大千54岁。1949年以后,张大千移居海外,经常到日本购买绘画用具,下榻偕乐园。山田喜美子便是在此时开始照顾张大千的起居生活,在朝夕相处中二人情愫日笃。

在《东瀛之恋——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中收入了张大千写给山田喜美子的信札,因其为私密书信,更具有真实性和可信度。其中可见一个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的张大千。

文 | 万君超

1951年10月,张大千从中国台北飞赴日本东京,此次东京之行主要是会友、采购书画用品、裱画等。这是张大千自1934年游历日本后,时隔十七年再一次故地重游。日本是张大千1949年后海外游历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码头”,他结识了诸多日本收藏界、古董业和汉学界的朋友,也与许多著名的笔墨庄、装裱店、画廊等均保持有良好的生意往来。张大千与“喜屋日本画材料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喜屋”)主人松下大二郎约相识于1951年(辛卯)11月,现存张大千为喜屋题写的店招落款为“辛卯十月”,此十月是旧历。松下大二郎是喜屋第二代主人,当时的店址在东京都台东区上野公园附近,后来迁至文京区汤岛天神町。

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一书中说:“喜屋店面不大,但名气很大,专门经营各种画材画具,尤其以绘画颜料为最完全。大千先生对画材及颜料用量甚大,购买时又喜欢整批的大量买,是喜屋的最好主顾。”张大千在1952年秋移居南美之后,因为难以经常来日本,而画材和颜料的采购量大,也因此成为了喜屋的大客户。加之张大千为人豪爽,非锱铢必较之人,另外,张大千还在朋友圈子中不时为喜屋宣传做广告,他的一些书画家朋友每到东京,必请黄天才带往喜屋采购画材和颜料,所以张大千几乎是喜屋的“大财主”和“广告代言人”,且至今为松下家人所铭记。

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张大千经常去日本,除了采购书画用品外,还要作画和开画展等。松下夫妇就在喜屋的二楼为张大千布置了住所兼画室,还延雇了两位年轻的日本小姐照顾其日常的饮食起居,其中一位名叫山田喜美子(张大千改名“喜媺子”,以下简称“山田”),另一位姓伊东(名字不详)。后来张大千到日本,就借住在上野的日式旅馆帆台庄,山田和伊东也一同到旅馆工作。后来伊东辞职离去,由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遂自荐枕席。

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曾说:“那时候,他住在东京上野帆台庄,是一家纯日式旅馆,他包下楼上三个房间,布置了一个大画室,作画兼接见宾客。徐雯波夫人陪伴作画以外,还有两位日本小姐,一位是山田,一位是伊东,她们都穿着传统日本和服招呼来往的宾客,像两只花蝴蝶在人群中飞来飞去。大千先生比较喜欢山田小姐,她生的一副可爱的面孔,风度仪态大方,说话又甜,大千先生以她为题画了不少美女图。不久,伊东辞去,只留下山田一人侍候大千夫妇,以致于留下不少麻烦。”

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一书中也写道:“在50年代初期的多次访日旅游中,一次,大千计画作稍长时间的逗留,所以未住旅社,而由他所熟悉的一家专卖画具、颜料的店家‘喜屋’,在二楼为他布置安排了住处。‘喜屋’位于东京上野公园附近,不忍池就在旁边。‘喜屋’老板更为大千先生延雇了两位日本小姐来伺候起居。这两位小姐中的一位山田(日语念作‘雅玛达’)女士,面貌姣好,聪明伶俐,颇得大千欢心,相处一段时日后之后,两情相悦,她就成了大千先生在日本的红粉知己。大千和山田的相好关系,一直维持了多年。”

张大千与山田究竟相识于何年?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说:“山田小姐与他结识,据说也就是透过裱画店的关系,时间是四十一、二年间(按:即1952年-1953年)。当大千先生迁往南美洲初期,他回到香港、日本来,雯波夫人并不一定每次偕行,在日本居留较长,购物、照顾居停等等都需要人,山田的父亲也能绘画,山田本人也懂得画,经由裱画店的关系,山田就做了大千先生的‘女秘书’,也等于是‘女管家’。”谢氏将喜屋误为“裱画店”,喜屋不做裱画生意。

山田的家乡是福冈县大牟田市。关于她的家庭出身,据说,是一个寺庙住持的女儿,老山田也是一位爱好书画的和尚(日本和尚是可以结婚生孩子的)。所谓的寺庙应是小型的神社,而寺庙(神社)的住持大多是受委托的管理者或经营者,并非是纯粹意义上的僧侣。山田在福冈县立传习馆高中毕业后,就独自一人前往东京谋生。

1953年6月,松下大二郎将山田和伊东两人延雇给张大千做服侍女佣,而两人的薪资应该是由张大千支付的。后来伊东辞去,由山田一人服侍张大千或张大千夫妇。张大千虽然能识能写简单的日文,但日本话却并不流利。而山田会讲一些简单的中国话,她自嘲是“大风堂的中国话”,也粗识汉字。她不仅面容姣好,聪明伶俐,而且为人精明干练,又很有“性格”,由此深得张大千的欢心。

山田何时成为了张大千的枕边人?具体年月已无考。据黄天才《五百年来一大千》中说:“大千不在日本的时候,她就回娘家去自己过日子;大千每到日本,她就一定来陪伴;即使大千是由张师母(即徐雯波)陪来同游,山田仍是一样跟来陪侍;大千此次住在偕乐园,他们三人就共住在同一幢宅院里。据说,张师母每星期总有一两天要把大千先生‘赶’出她的卧室,逼着大千夜里去陪伴山田。”

也从中可知,徐雯波对张大千与山田之间的关系是默许或认可的。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雯波当时内心的真实想法,外人难以揣测。但山田成为张大千的“新宠”后,对徐雯波的地位无疑是一种威胁。徐雯波因山田而“吃醋”,也应是人之常情。

北京保利国际拍卖公司2015年12月《情愫东瀛——山田家藏大千遗墨》拍卖专场(以下引用张大千信件均出自《情愫东瀛》)中有张大千写给山田的一批信件,有些具名徐雯波“同上”“同寄”或“雯波同此问候”等。有的信末还有徐雯波的亲笔附言,徐雯波还曾特地为山田买了一粒巴西的海水蓝宝石,后来还曾赠其鳄鱼手袋、麂皮上衣等较为名贵的服饰,尽显作为“大妇”之气度。

1956年5月,张大千携徐雯波从香港飞赴欧洲旅行,并先后在巴黎近代美术馆和东方博物馆举办《张大千画展》《张大千临摹敦煌石窟壁画展览》。而将留在东京的女儿张心沛、张心娴、儿子张心印姐弟三人委托山田代为照顾,并安排他们进中国学校读书以及负责日常起居等。张大千写信给山田,要她督促她(他)们三天写一封信汇报近况。

直到同年8月底,张大千夫妇回到东京后,她总算是圆满完成了“托管”任务。当时张大千虽然在东京有诸多友人,但都因有工作和家庭或其他原因,故难以尽心尽责地担负起这一重任,而只有被张大千夫妇视同“家人”的山田能够堪当此任,他们为此内心充满了感谢之情。这在张大千写给山田的许多信中均有真情流露。除了男女之情外,山田确实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办事认真负责的女人。

如果张大千不在日本期间,他还与山田有“一周一信之约言”,互知音讯,以慰思念之情。有时三周或一个月不见山田来信,张大千内心遂焦虑不安:“三月二十日已来联续由喜屋方寄去三函,望穿双眼,竟无只字复我,汝竟弃我耶?反复思之,汝当决不如是也。岂汝又返回大牟田耶?我病甚剧,糖尿已到+++,神经仍痛,眼目昏眩,日日惟盼汝来书,以慰苦况也。”(1957年4月18日巴西)

“喜媺子,不得汝信又一月矣,至深念切。汝竟忘一周一信之约言耶?今月三日晨五时,梦与汝接,历历如在东急公寓,醒后至痛。……我老矣,他无所念,惟日日念念于汝耳,千万不可忘了一周一信之约言,至嘱!至嘱!”(1958年4月9日巴西)

张大千还有一些类似充满思念之痛和两地相思之苦的信,有些甚至有点肉麻,颇似少年人的情话:“你的长头发剪了没有?做梦都看你在梳头,我是多么喜欢你的长头发唷。”(1961年2月23日巴黎)

“我可怜,你也可怜,可怜是不是?你要我,但是现在有什么法子呢?我更要你。你想我从来一个人单独旅行,吃药、吃饭、洗澡一个人如何办?祗有求神保佑我的一切事业顺利完成,我来到日本或是你来到巴西,永久住在一起。爱的喜媺,我心乱极了,恨不得即时飞到你的身边来。”(1961年6月9日巴黎)

当时张大千的确对山田是真心的,也动了真情。但他除了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不说,毕竟在年龄上与山田要相差三十三岁。 所以山田是否愿意继续与他保持这种情人关系,或者成为他的一位没有名分“夫人”呢?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张大千因糖尿病而导致严重眼疾,医生已不允许他经常长途飞行。加之他此时已将艺术发展的重心转向欧洲市场,所以已经较少前往日本。他也许预感自己与山田可能不会有未来,所以就给她写了一封信(年份不详,似残件),出资让她来巴西见最后一面,劝其“择主而事”,伤感愁绪溢满字里行间:“爰老且病,兼之种种牵缠,今岁不能来东京,恐明年亦复不能来矣。致负汝青春,抱歉万分。谨盼早日择主而事,幸福无量,爰中心稍安也。汝如不忘旧好,则向贵国外务省请求护照,来南美一行,作最后之见面。汝能领得护照,来信告我。爰即将东京往复飞机切符(即飞机票)寄去。如何?如何?”

由于种种原因,山田最终没有去巴西。其中的缘由和细节,外人不得而知。但令人绝对没有想到的是,若干年后,张大千与山田的情断义绝,竟会来得如此的突然和出人意料。 王之一在《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有此事起因的叙述:“某日午夜十二点多钟,大千先生突来电话要我立刻赶到新宿下落合去,我就立刻驾车到张府,大门并未上锁,直进客厅,看到大千夫妇及穿着日本睡袍长发披肩满面泪痕仍在抽泣的山田。我不问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千先生要我劝山田回房睡觉,看他们的纠纷已进入尾声,山田经我一劝再劝,也就势回房,一切恢复平静。大千先生说: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其他的都在大陆,有的已经过世了,第四位是韩国人,现在也不知道下落。大千先生原有意要收山田为第七位夫人,因为她温柔、服从、善解人意,可是却心胸狭窄,使他非常失望。”张大千上述所说的徐雯波是他的“第六位夫人”,可能除了曾庆蓉、黄凝素、杨宛君、徐雯波四人外,还包括订婚而病逝的表妹谢舜华,定情而未成婚的朝鲜女子池春红。

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合影(1956 年于日本东京)

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合影(1956 年于日本东京)

当晚张大千、徐雯波、山田三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纠纷?以致于一向“温柔、服从、善解人意”的山田会如此情绪失控?并且张大千还要王之一连夜驱车前往“救驾”。难道是她触犯了张大千1949年以后誓不妥协的一条底线:任何人都休想劝说他返回大陆!是否另外还有其他的某种重要原因?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有关当事人有难言苦衷而为之隐瞒或掩饰。

谢家孝《张大千的世界》一书中,张大千后来也有关于与山田断绝往来的“口述实录”:“大千先生说:‘后来事实证明,亚玛达果然不简单,如果别具用心来曲意奉承我,想起来未免可怕,好在她以后与我没有来往,就是在最近这两次我往来日本,她也没有找过任何麻烦!’”

张大千晚年所说的某些话,所谈及的某些事,有些可信,有些不可全信。但除了山田所谓的政治方面因素,是否还有外人所不知的其他重要原因?而张大千的友人们对其中的某些真相是否有所隐讳和刻意“模糊”?

王之一《我的朋友张大千》一书中未写明发生纠纷之夜的具体年月。据《情愫东瀛》可知,张大千写给山田信件中有最后确切的日期,是1961年12月从巴西圣保罗寄出的一张贺年卡:“壬寅开岁百福。蜀郡张大千爰。”壬寅即1962年。据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一书所记:张大千最后一次在日本居留或是1968年3月初,与徐雯波从巴西回台北过旧历新年之后,回程时曾在东京小住。但无法知道他们在此期间是否与山田有过来往。

张大千为山田喜美子所画小像

张大千为山田喜美子所画小像

今为私人收藏的山田喜美子用毛笔写给张大千的一封信,无具体年份和实寄封,落款为“六月三日”。但信中她提到了在香港举办的张大千画展,并遇到了张大千女弟子冯璧池。虽然没有具体年份,但信中所提及的张大千香港画展,即香港东方学会1966年12月30日至1967年1月4日在香港大会堂八楼举办的《张大千近作展览》。冯璧池还告诉山田“大千先生到了春天一定去东京”,可知此信应是写于1967年6月3日。由此信可知,山田与张大千在1967年还未断绝通信往来。可是她之前先后写了两封信给张大千,但均未得到回信。或许她与冯璧池当时都不知道,这场缠绵悱恻十几年的老少之恋,已经以张大千毅然斩断情丝而结束了。

关于张大千与山田绝交的真相,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谜案。以我多年来对张大千的研究,不妨在此提出几点个人私见:(一)张大千在移居阿根廷后,因为要办理“绿卡”手续,曾与徐雯波在教堂举办过天主教婚礼和注册婚姻。而天主教不允许也不承认一夫多妻。因此山田不可能成为张大千的第五位夫人,她只能是一个没有名分的情人。(二)徐雯波及儿子张保罗等的竭力反对。他们或许可以默认山田是既成事实的露水红颜或红粉知己,但绝不同意给予她婚姻或家庭的名分。这也是张大千不得不为之郑重考虑的“内忧”。情人与家人,究竟孰轻孰重?(三)以张大千当时的年龄和严重的糖尿病以及其他多种疾病,已经不宜再婚或再娶。否则,对他多病的身体可能是致命的,这或许也是他的家人竭力反对的原因之一。(四)张大千当时经济状况不佳。除了以巨资建造八德园外,还要时常接济国内的亲人,有求尽应,捉襟见肘;还要经常去美国治病,医药费、旅途费用等均颇昂贵;又与人合伙投资猪鬃加工出口生意失败,血本无归。(五)其他无法知晓的隐情和难以明言的隐私。考量上述诸多因素,张大千最终不得不忍痛与山田斩断情丝,了却了这段东瀛之恋。

本文节选自

《东瀛之恋》

作者: 曾迎三 万君超

出版社: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副标题: 张大千与山田喜美子

出版年: 2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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