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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张充和、沈从文之间的爱恨纠葛

2021-03-22 09:29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商昌宝 阅读

张充和手抄卞之琳的《断章》

张充和手抄卞之琳的《断章》。(作者供图/图)

文化圈内,有很多被传为美谈的情恋故事,比如胡适与曹佩声、韦莲斯以及众多“星星”周旋,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爱怨交加,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好聚难散,吴宓狂追毛彦文,也包括卞之琳苦恋张充和。

关于卞之琳苦恋张充和,2013年,苏炜采访执笔的《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中披露,晚年的张充和说:早在1933年认识卞之琳后,就一直收到他的信,“至少有过百封信”,他还“拼命写诗,写了很多无题诗”,“前后持续的时间大概有十年”,但自己“从来没有答应过他,更没惹过他”。因为“他是另一种人,很收敛,又很敏感,不能惹,一惹就认真得不得了,我们从来没有单独出去过,连看戏都没有一起看过”。“我年轻的时候爱玩”,但“常常和别的人单独出去玩的。唯独就是不能跟卞之琳单独出去,我不敢惹他”,所以说他是“有点一厢情愿”、“典型的单恋”,我和他之间“实在没有过一点儿浪漫。他诗里面的那些浪漫爱情,完全是诗人自己的想象”,是“一个‘无中生有的爱情故事’,说‘苦恋’都有点勉强”。

本来,卞之琳苦恋、苦追张充和十余年最终也没有牵手走一程,就容易被人解读成单恋、一厢情愿,再加上张充和在晚年以当事人自述的形式这么一确认,就更加坐实了这一结论,连一向以善质疑相标榜的学术界甚至以猎奇挖人隐私为能事的娱乐八卦界,很多年来都没有人提出过质疑,真正达成一种和谐统一的局面。

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即使苦苦恋爱中的男人都是十足的傻瓜,但十余年的时间,如果女方真的一点机会都不给,即使是再一往情深、“认真得不得了”的男人,也早就偃旗息鼓或重打鼓另开张了。当然这只是凭常识判断,对于那些掉进情网拔不出来的人,可能并不适用。

那么,卞之琳与张充和之间的真实情形到底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各种回忆文章多有佐证,包括卞之琳本人的很多说辞,也可以为证。不过,前些年裴春芳博士发现的新资料,或者更值得一说。即北岳文艺出版社的《沈从文全集》中的《摘星录》,实际是连载于1940年香港《大风》杂志的《梦与现实》的修改稿;同在《大风》杂志1941年连载的《摘星录》,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绿的梦》,虽与全集中的《摘星录》名字相同,但内容截然不同,且未收入全集中。

当这两部小说被裴春芳、解志熙等研究者定位为自叙传或写实小说的结论后,那么关于沈从文、张兆和、张充和与卞之琳之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纠葛也就可以对号入座了。尽管这样的对号入座充满了文学性、戏剧性,也让世俗人多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很是道德崇高了一次。

在《梦与现实》中,裴春芳、解志熙等学者认为,沈从文安排了四个人物,即老朋友——沈从文、老同学——张兆和、大学生——卞之琳、她——张充和。暂且不管“老同学”与“她”的爱恋纠葛,单看“老同学”是如何描述“大学生”卞之琳的。

小说中,“大学生”第一次被描写是这样的:“她”因为抵补空虚,所以“生活上来了一个平常大学生。为人极端平常,然而外表好像很老实,完全可靠,正因为人无用也便无害,倒正好在她生活中产生一点新的友谊。……随后是性情上的弱点,不知不觉间已给了这个大学生不应有的过多亲近机会”。从这一句话中可以断定,至少在小说中的“老朋友”看来,“她”给了“大学生”“过多亲近机会”。

具体都有哪些“亲近机会”呢?小说在后面有多处交代,比如其中写道:“大学生无事可作,只能看看电影,要她去就不好不去”;“到末后反而还是照习惯跟了那个大学生走去,吃吃喝喝,也说说笑笑,接受一点无意义的恭维”;“她与大学生玩到半夜回转住处”。接下来小说还用了一大段文字描写“大学生”到“她”家,约“她”看电影,但因为二人争夺一朵小白兰花,“她”生气了,说不去看电影了,“大学生”临走说“我买了票子等你,你来了,我很快乐,你不来,我就要生气失望,喝酒,失眠,你怕不怕”,而“她”坐着生了一会儿气后,“觉得刚才不应当使大学生扫兴。赶忙把镜子移到桌子边,开了灯,开了粉盒,对镜匀抹脂粉。一点钟后,两人已并排坐在电影院里柔软椅子上,享受那种现代生活,觉得是一对现代人了。到散场时,两人都好像从电影上得到一点教育。两人在附近咖啡馆子吃了一点东西,又一同溜街”。

在这些原文征引中,只要稍具常识就可以辨别出“她”给了“大学生”足够多的“亲近机会”,其中包括两人一起看电影、吃饭、逛街、喝咖啡、闹别扭又和好、玩至半夜等。当然同时也可以看出,“她”确实不怎么爱“大学生”,并没有在其身上投入过多的情愫,二人之间的亲密接触,的确很幼稚、枯燥、无聊。或者借用小说的研究者的分析,更多的是为了打掩护,为了排除和化解“老同学”对她的猜忌。“大学生”呢,仅通过这一段描写就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是很欣赏他,而且大有将其塑造成柔弱、窝囊型男性角色的倾向和嫌疑。不管质量如何,从事实和行为上看,小说也实实在在地描写了“她”的确与“大学生”有过多次一般恋人常有的恋爱举动,或者说她实实在在地“惹”了他却“又不理他”,他们之间至少在事实上有过浪漫的拍拖。

如果对号入座或还原一下现实生活,可以明确卞之琳跟别人说张充和对自己“有意思”,并非是主观想象和刻意吹牛,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感受。尽管从事后的结果看,这一切确实像一场戏。

明明是一场真实的爱恋——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单恋,为何当事一方非要不承认呢?

2010年12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上曾登载过章洁思的一篇文章《写在一张纸正反面上的两封信》,内容涉及1949年4、5月间女作家方令孺写给远在美国的昆曲家张充和,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卞之琳回到北平了,还是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听说很恨从文,说从文对不起他,而他竟忘了从文对他的好处。”

方令孺当时在上海,是如何获知刚回国——北京——不久的卞之琳痛恨沈从文的消息呢?这个原因不好考证,但1949年4月8日卞之琳确实给在上海的同是沈从文好友的巴金写过信,信中这样写道:“从文糊涂,暂在医院休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

略熟悉现代作家交往录的人都知道,自从徐志摩中间做介绍后,沈从文与卞之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是在诗集《群鸦集》的“附记”中称赞卞之琳的诗“即或表现到一种最高的德性,作品有不可磨灭的光辉”,为此卞之琳感动得专门跑到青岛去感谢这位素未谋面的伯乐;之后的1933年春,沈从文用跑当铺得到的30银元资助卞之琳出版诗集《三秋草》,为此卞之琳再次感动得在版权页上印上“发行人:沈从文”的字样。仅这两件事,足可以证明沈从文与卞之琳之间的深厚情谊,何况在那之后,很少写作新诗的沈从文操刀写成诗作《卞之琳浮雕》;在1936年卞之琳失业生活没有着落时,沈从文不惜给胡适写信求情为其寻求翻译的工作。

既然有这样深厚的友情,那沈从文与卞之琳之间为何会存在“恨”“对不起”这样的关系呢?

通过卞之琳给巴金的信看,显然不是方令孺信中所说的“那样以自我为中心”,因而“忘了从文对他的好处”,其中必有旁人所不知的蹊跷。杨健民先生在《中华读书报》上刊文《卞之琳为何埋怨沈从文?》,针对张充和的丈夫傅汉思的回忆文章《我和沈从文初次相识》中所记:“过不久,沈从文以为我对充和比对他更感兴趣。从那以后,我到他家,他就不再多同我谈话了,马上叫充和,让我们单独在一起”。结婚一个月后,“充和同我离开北平经由上海来到美国”。对此,作者议论说:“这在他人看去,再正常不过。可卞之琳却不如此想。等他从牛津回国,张充和已与傅汉思双双飞到大洋彼岸。这一肚子的怨气,他撒到了沈从文的头上。也许他觉得,你沈从文明明知道我在追求张充和,你却不给老朋友我关注着,还让他们恋爱成功,以致结婚;你还充当介绍人……这份激愤心情,才有了‘他实在太对不起我……’的深深埋怨。”作者还进一步“迁怒式”地说:“在今天人看,虽然卞之琳由‘爱’生‘埋怨’的情绪可以理解,可总觉着‘泄’在沈从文身上不是地方。沈从文毕竟做了那么多支持卞之琳的事情,仅仅不顾自己还在当东西之时,拿出钱来为卞之琳出版诗集一件事,也足够让人终生感怀了。”

杨健民先生在文章中的分析,初看上去固然很有道理,起码逻辑上也解释得通,不过正如在研究者柳存仁、糜华菱、裴春芳等发现了沈从文1940年代发表在香港《大风》杂志的几篇佚文,例如影响最大的是《梦与现实》《摘星录——绿的梦》后,这个分析和逻辑,遇到了挑战,因为结合这两篇新发现的小说,再加上此前一直朦朦胧胧的散文《水云》《烛虚》等,裴春芳2009年撰写并发表了考据型文章《虹影星光或可证————沈从文四十年代的爱欲内涵发微》,认为这两篇未收入《沈从文全集》的充满“桃红色”爱欲小说中的女人物原型,并非是通常所说的高青子——沈从文的一个绯闻女友,而是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然后据此推测并进而肯定小说是沈从文与张充和“爱欲体验的记录”。商金林教授对此有不同意见,公开撰文《关于考释的若干商榷》分别从女主人公(张充和)的生日、肤色、1937年青岛时在曲会、《〈白玉兰花引〉跋》等几个方面予以反驳,不能不说很有说服力。

就在事情可能要翻转的时候,裴春芳在2011年的《名作欣赏》上发表答辩文章《关于张充和先生的生日、假名及其他——答商金林先生》,部分地回应和否定了商金林教授提出的几个质疑。

同时,作为导师的解志熙教授在2012年以近十万字的长篇文章《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进一步给出分析和论证,将裴春芳的考证详加坐实。解志熙教授在文中写道:“1938—1940年间沈从文的新恋情委实很特殊,所以让他非常的激动、相当的痴狂,而又给人别有隐情、非常忌讳之感。”“沈从文是个好小说家,也是个善良的好人,但未必是个好丈夫,结婚以来总是难改浪漫习性,不断出轨,以至于爱上自己的小姨妹子也即张兆和的妹妹”。文章除了进一步分析、考证和索引外,还提到与沈从文同时代的作家吴组缃,在和方锡德教授对谈时直言不讳地说:“他(指沈从文——本文注)自己更差劲,就写些《看虹》、《摘星》之类乌七八糟的小说,什么‘看虹’、‘摘星’啊,就是写他跟他小姨子扯不清的事!”并说其中的一篇抒写之露骨达到了“采葑采菲,及于下体”的程度,“创作趣味多低下啊”。

如果裴春芳、解志熙等学者的研究结论能够得到确认,不但杨健民的分析和商金林的辩护都不能成立,而且问题也由文学作品的考证挖掘、全集的选编的遗漏等学术层面转向了世俗伦理与非分爱情层面,这大概的确是超乎研究者们预期的。

按照现代社会的一般观点,沈从文的这种非分爱情肯定会遭受大众的口诛笔伐,坊间确实也早有各种“渣男”的指责,但是一般状态和观念下,还有特殊状态和观念,比如就沈从文的这一问题,如果时空置换到湘西,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舆论,因为一个同样出身于湘西的名作家朋友,就曾经当面回答过笔者的疑问。他说:至少在民国那时候的湘西,沈从文这样的问题虽不至于乡俗提倡,但是如果发生了,也不会鸡飞狗跳、轩然大波,大家会比较看淡。

即使进城后,沈从文始终自居“乡下人”,他还强烈地表达过:“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便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遍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他甚至这样直白地表达:“人是什么?是一种生命体。生命的跃动与解放便是最高的意义。生命在生活中流动,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感情。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感情乘除而来,你纵然不迷信命运夕新的偶然和感情,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意志和理性对命运的作用很小。”

世俗和人情社会中,人们习惯按照自己的道德、伦理、习俗去看待周边的人和事,但是世界很大,文化、观点和习俗丰富多元,作为第三者,应该本着理解的而不是动辄挥舞道德大棒和市井小民的心态去看待另外的奇观异景才是。

张充和书赠姐夫沈从文

张充和书赠姐夫沈从文。(作者供图/图)

1945年,卞之琳接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邀请,正在犹豫是去英国做交流还是留在国内继续苦追张充和时,沈从文在同年9月25日给他写了一封连总结带鼓励的信。信中,作为好友,沈从文一方面为卞之琳分析了苦追十余年而没有收获到爱情的原因,即他“生命中包含有十九世纪中国人情的传统,与廿世纪中国诗人的抒情,两种气质的融会,加上个机缘二字,本性的必然或命运的必然都可见出悲剧的无可避免”;另一方面劝导卞之琳去英国用文学来转化其被压抑的爱欲:即“不妨将写诗的笔重用,用到这个更壮丽的题目上,一面可使这些行将消失净尽而又无秩序的生命推广,能重新得到一个应有的位置”,消耗“一部分被压抑无可使用的热情,将一个‘爱’字重作解释,重作运用”。大概正是因为这封信,鼓足了卞之琳远赴英伦的信心。

偏偏不巧的是,待卞之琳1949年初即将要回国前,却不知从哪里得知了内情,于是感觉被欺骗又陷于痛苦之中的他,在1949年1月托同是沈从文朋友的王逊副教授替南开大学转来之前他借的15美元还给张兆和,只是因为当时张兆和并不了解卞之琳为何没回国就着急还钱的实情,所以没有把钱留下,并在信中告诉在清华休养的沈从文说:“我想既然之琳快回来,他一定需要钱用”。随即不久,张兆和大概知道了卞之琳还钱的意图,于是在两天后给沈从文的信中说:“后来王逊提起另一个人,你一向认为是朋友而不把你当朋友的,想到这正是叫你心伤的地方……我忍不住就淌下眼泪来了。”沈从文则在复信中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张兆和和沈从文的通信所提及的“一个人”,指的就是卞之琳。

可见在1949年1月间,卞之琳的迁怒、怨恨以及沈从文和张兆和之间的抱怨,已经无可救药般地产生了。尽管如此,等到卞之琳经香港转到北京后,得知沈从文自杀在医院中养病,为人厚道或“总不愿对不起人家”的卞之琳,还是念及旧情或人道主义,去医院礼貌性地看望了沈从文。

以上可以说大体还原了几个人之间的爱恨纠葛。作为旁观者,并非要以世俗的伦理和道德去评判这几位文学界的名作家的恩怨情仇,孰是孰非,因为这都是个人私事、私情,但是有关《沈从文全集》中遗漏或同名替换的作品,尤其是那些近似自叙传又仿佛抽象的抒情文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也算是研究者的一份职责和收获。

顺便说,卞之琳知道详情后,曾一气之下将他历时近十年的以自己和张充和恋爱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付之一炬,让现代中国文坛失却了一部重要作品。当然,也不要以为卞之琳这一举动,意在彻底忘记和断绝那一段情,从而老死不相往来,1980年他去美国访问时,还是去见了恨兹念兹的张充和,并从她那里带回了两封信的影印件,其中就有方令孺1949年写给张充和说卞之琳恨沈从文的那封信。这一段近乎旷世的情缘爱恨,能够有这样一个结局,可以说是让人得到很大的安慰。

商昌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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