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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当代文学中的世界文学:1964,我们知道的比莎士比亚少?(2)

2021-11-24 08:54 来源:保马 作者:洪子诚 阅读

关于莎士比亚的地位和作品的“矛盾性”,摩尼叶的《莎士比亚年》也有这样的描述:

他的作品里有诗和散文,喜剧和悲剧,心理学和阴谋,形而上学和政治,通俗悲剧中的凶杀和哀诉,也有对于生命和行动的可能理解和不能理解的意义进行最高超、最隐秘的沉思,有生命力和衰落,平庸和优美,火热的情欲和天使般的纯洁,平民和贵族,小说和神话剧,矫揉造作和粗犷,不可思议和理性,野心,复仇,怜悯,崇拜,最粗暴的自我肯定和最温柔的自我否定,人的意志和来自大地和黑夜的宇宙宿命论,蛇诱惑夏娃的古老传说和对智力的各种最新的诱惑,丰富富饶的生活和摧毁性的嘲弄,“万有”和“虚无”。

这个看法,呼应着雨果在纪念莎士比亚诞生300周年时说的话:“莎士比亚具有悲剧、喜剧、仙境、颂歌、闹剧、神的开怀大笑、恐怖和惊骇……他达到两极,他既属于奥林匹亚神界,又属于市场上的剧院。任何可能性他绝不缺少。”[24]

那么,在1964年这个时间,按照赫尔德说法,各路“为了一种事业或者一个特殊的真理”的人马,从混杂、丰富的莎士比亚那里将挑拣什么,他们将怎样“联合他, 拉拢他, 动员他 , 使他参加自己的队伍呢 ”?

1964,怎样联合、拉拢莎士比亚

英国学者海伦·加德勒[25]试图检讨20世纪莎士比亚研究的主要征象。在《艾略特时代的莎士比亚》[26]中,他描述了1916莎士比亚逝世300周年纪念以来,莎剧研究被艾略特文学批评观念笼罩的情况。他说,这个时代的研究虽然兴趣广泛多样,但也有特出的“学术气候和文学气候”。在艾略特1917年的《传统和个人才能》的影响下,莎士比亚批评出现两个倾向。阐释离开了作家而专注文本,并转向“空间的研究方法”,在人物、情节下面寻找“意象图案”;另一是对热衷于内心和精神分析。加德勒说,这是将这个时代最高文学成就的象征诗歌拿来评判戏剧:“在象征派诗歌里,所有的人物都只是面具或者是诗人情感的客观化象征”;这种方法“恰恰离开戏剧最远”

……艾略特先生支配的时代的莎士比亚批评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它忽视了或者低估了任何一个世纪,以及本世纪任何一个普通人所承认的莎士比亚最高才能,那就是他有一种本领使他的剧中人具有独立的生命,他的想象力是无限宽大而慈悲的,以至那些充斥他想象世界的最卑鄙或者最可笑或者最软弱的人都被赋予表达自己的才能和站在自己的地位发言的权利。

这些批评性描述,流露了加德勒对风靡一时的寻求文本内部统一性的“新批评”的不耐烦,表达了从开阔的“文化”地界上探究这个巨人的期待

法国“右翼学者”的摩尼叶坚持从人性上来说明莎士比亚的价值;对于“东方”将莎士比亚当作“社会的控诉者”这一定位,他笔带讥讽说,如果这样,“人们还是满足于布莱希特的戏剧吧,因为布莱希特的戏剧比较容易上演”。摩尼叶说,“他是街头杂剧作家, 他也是哥尔多尼; 他是卡尔德隆, 也是莫里哀; 他是现实主义作家, 也是浪漫主义作家; 他是埃斯库罗斯, 也是缪塞; 他是皮蓝德娄, 也是贝克特”——

可是莎士比亚的真正伟大并不在于他的作品内容丰富多采, 也不在于他的那种模棱两可的语言和无限的矛盾, 更不在于他的剧中人以现代的眼光来注视他的不朽剧目的紧张场面和感情。他的真正伟大在于他的剧中每一个主要人物都坚强地和人性的基础根连。罗密欧和朱丽叶的爱情, 是一对和蔼的青年的高贵热恋, 可是从这件事的几乎是伤风欺俗的本相说来, 从它的绝对普遍性说来, 它也是而且首先是两性互相吸引的原始冲动。李尔王在他的死去的女儿郭德莉亚面前哀恸, 这是人类痛苦达到最庄严的状态 , 可是这也是野兽在被杀害的幼兽面前的悲呜。——还有奥赛罗,麦克佩斯, 在他们倒下去的时刻 , 汉姆雷特面对着杀父之仇的时刻, 他们所提起的是宇宙的诉讼。

这位学者认为,莎士比亚的伟大是写出了动物生理本能的“人性”,这在许多从莎士比亚那里发现伟大人文主义的人来说,无异是他的难以容忍的亵渎。

苏联则将莎士比亚塑造为参与现代政治论辩的和平主义、人道主义者。仅从《真理报》、《星》、《戏剧》、《涅瓦》、《文学报》等的纪念文章题目也可见一斑:《乐观的人道主义》、《永远是同代人》、《永生的莎士比亚》、《爱好和平的伟大源泉》、《人的尊严》……《真理报》说,莎士比亚的戏剧表现了现实生活的深刻性和丰富性,特别是人道主义精神:无论是奥赛罗、苔丝狄蒙娜、罗密欧、朱丽叶,哈姆雷特,还是其他完美的创造,“都体现出这种关于人的人道主义的观念”27。《戏剧》杂志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说莎士比亚是“过去的事物”派来的参与对现在事物发言的“使者”28;他对于“将人的利益置于所有一切之上”的“我们”来说,是培育博爱精神和社会人道主义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既超越时间,也超越国界和阶级:

不论我们的人民创造着从事着什么事业,不论他在处理什么社会任务,不论苏联人考虑什么问题,不论什么样的社会现象标志着时代的变化——在莎士比亚的剧本中一定可以找到例证、类比、讽喻、预见、联想,天才的猜测,鼓励和精神上的帮助,对一切走在人道主义和进步的道路上的人的兄弟般的支持,对一切背离人民、国家、统一、博爱、和平的道路上的人的愤怒的揭露。岁月飞逝,时光流转,社会结构在更替,战争在耳边震响……——可是人们一味在谈论钟情的罗密欧和朱丽叶。[29]

“但是”,之后是“局限性”

中国的批评家当然不能认同苏联同行的上述观点;人道主义、和平共处,博爱,人与人皆兄弟……这些从50年代后期开始已经遭遇激烈的批判。1964的纪念活动多数搁浅,但仍有卞之琳、王佐良、赵澧、陈嘉、戴镏龄、戈宝权等的一组文章发表[30]。它们延伸着50年代确立的对外国古典文艺批评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阶级论,探究莎士比亚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反映的阶级矛盾、社会关系,评骘表达的政治、历史、宗教、伦理观。在肯定莎士比亚对人文主义思想的张扬,对中世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黑暗本质的揭露、批判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也着重指出其时代、阶级的局限。列入“局限性”和可能对社会主义时代读者产生消极作用的,有抽象的、实际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有爱情至上,有模糊矛盾的阶级调和,有悲观主义的宿命论……中国当代的莎学研究者,在这方面不乏令人印象深刻且富启发性的论述。举例说,王佐良比较了《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同时代马洛[31]的《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对希腊海伦的描写,马洛的描写是:

驱使一千条楼船走上海程,

一把火烧毁了古城高塔的

就是这张脸吗?

王佐良,《英国诗剧和莎士比亚》,载于《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王佐良,《英国诗剧和莎士比亚》,载于《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莎士比亚笔下则是 :

她是一颗明珠,

它的高价驱使一千条货船走上海程,

黄金冠的君王都成了商人!

王佐良指出,同样秉持人文主义理想,马洛充满了对古希腊文化“英雄时代”的神往,而莎士比亚却用“反英雄主义的精神”仿写这些诗句,从而“泄露”了1600年前后英国资产阶级的动向:在这些关心海外贸易,以及随之而来的海盗劫掠和殖民扩张的商人冒险家心目中,海伦不过是一颗“高价”的明珠——这体现了莎士比亚对哪怕是幽微的时代信息的敏感。[32]

1964年,中国莎士比亚批评仍继续走在阶级、社会分析的路上,但变化也明显。第一是莎士比亚的创作被进一步简化、“中心主题”化;批评家越来越不喜欢混杂、喧闹、矛盾,也不承认有神秘、不可知的东西。另一是对“局限性”的进一步强调、放大。面对文艺遗产或非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当代”批评说的“局限性”并非指作品一般的不足、缺点,而是指未能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不能看清事物“本质”而导致的思想艺术的根本性质的缺陷;这一缺陷,由时代,阶级的难以摆脱的限制成为必然;不论他是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不论他叫莎士比亚,还是叫托尔斯泰。

这个期间,赵仲沅出版的《莎士比亚》一书,可以作为观察莎评这一特征的典型例证。赵仲沅是赵澧写这本书时用的笔名[33]。这本只有两万多字的小册子,是50—70年代中国学者编写的唯一莎士比亚传记,它属于1962年开始出版的“外国历史小丛书”系列[34]。虽然是普及性读物,但丛书执笔人均为该领域有成就的学者。这本书体现了这个时间莎评“中心主题”化和强调局限性的两个特征。全书的叙述“语法”,基本上是由转折连词“但是”形成的句式:

莎士比亚生活在三百多年以前,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他的作品的中心思想[35]是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即人道主义)。这种思想在当时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要求,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进步的作用。他的作品还提供了那个时代反对封建制度、中世纪神权和封建道德的斗争图景,对后世的欧洲文学发生过很大的影响。他的艺术技巧在今天有不少是可供我们作为借鉴的。

但是,他作品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这种思想的本质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我们必须对这些作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今天,这样一个作家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读者和观众,不能没有消极作用,如果对他评价不当,还会产生有害的影响,在对待他的艺术技巧方面,,也应该首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有正确的估计;丢开思想内容,专谈吸取艺术技巧是不对的。[36]

此后,全书都按这一方式展开:莎士比亚是“英国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指的只是资产阶级自身及其个人。但是他们并不这样承认,而是把‘人’说成是人类全体,以便笼络人心”[37];《罗密欧与朱丽叶》:“全剧热情奔放,诗意浓郁。因此这个剧本一出现,就特别受到观众的欢迎,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但是我们不能不指出作者在这个剧本中所揭露的矛盾,仅仅在当时的反封建斗争中才有意义……作者宣扬了爱情至上论……这当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38]:《亨利四世》:“作者选择亨利五世来体现他的人文主义理想,塑造出一个‘理想君主’。但是为了完成艺术的要求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历史的真实,因为现实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君主。[39]” 汉姆莱特“看到并且痛恨当时社会的罪恶,勇敢地进行反抗,有决心也有信心去改变现状。但是在充满罪恶的社会面前,他的理想到底是软弱无力的……他虽然接近人民,受到人民爱戴……但是他只看到个人的作用,只想用个人的力量去消灭敌人,终于孤军奋战而死”;奥赛罗“后来他自杀了。但这也不过是个人主义者的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想用来取得社会的同情和宽恕”[40];《暴风雨》:“并没有完全失去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还保持着人文主义的理想,并且把希望寄托在纯真可爱的青年男女的形象上。但是,道德改善到底是他思想中的核心——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思想,视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正好相反的[41]”……

从“当代”批评家与莎士比亚之间的关系上,看来发生了对赫尔德描述情况的翻转:坐在高高岩石上的不再是无法避免“局限性”的莎士比亚,而是通晓历史规律的批评者。但这可能只是表面的印象,对于像卞之琳、王佐良、杨周翰、李赋宁、方平、张君川、陈嘉、孙家琇、孙大雨、赵澧这些受过英美著名大学英美文学教育、学养深厚的学者来说,心底里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自信。“但是”的语法,泄露了他们有关轻重、表里的关系。崇敬(甚至有的也可以说是膜拜)是他们绘制的图画上的“底色”,“但是”之后的色彩并不牢靠,它们容易褪色,脱落而随风飘逝。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文革”结束不久,他们的评价就发生很大改变。《莎士比亚》一书1983年重版时,书名在莎士比亚之前添加了“英国伟大戏剧家”的评语[42],增加了“成就和影响”一节,删去大部分关于“局限性”的文字。书的开篇,代替关于“局限性”强调的,是对托马斯·卡莱尔《英雄和英雄崇拜》中关于“是愿意抛弃你们的印度帝国呢,还是你们的莎士比亚”发问的引述[43]。在80年代的文学“新时期”,担任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的曹禺下面这番话,应该是讲出他们许多人的心声:莎士比亚是“屹立在高峰之上”的文学巨人,他教给我们“认识自己,开阔人的眼界,丰富人的贫乏生活,使人得到智慧,得到幸福,得到享受,引领人懂得‘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44]。

“我们知道的比他少?——这是胡说八道”

英国阿诺德·凯特尔有另一番看法。凯特尔是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里兹大学高级讲师。英共机关版《工人日报》[45] 4月发表了他撰写的纪念莎士比亚专文,题目是《我们语言的大师》。他谈到莎士比亚评价、声誉的不断变化由许多原因促成,诸如阐释者所处的时代、所持的观念,他的美学趣味等,而语言和文化传统也占据重要位置。他说,莎士比亚虽然一直是公认的“非常伟大的人物”,但是对这种伟大的估计并不一致。譬如,他的仰慕者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大有人在,但是,日耳曼和斯拉夫语系的人,从整体来讲,总是比讲“拉丁”语的人对他的评价更高,至少最近这一百五十年是如此。凯特尔认为部分原因是语言方面的:“英文诗歌要译成德文或俄文似乎比译成法文或意大利文来更顺手”。更重要的是“文化态度”。法国人可能觉得莎士比亚虽然感人,“但不免有点粗糙”,而这也是18世纪英国古典派的态度。他们认为这些剧是一个有天赋,但不幸没有生活在有教养的环境中的人的作品。但是,历史重大问题和事变,也会潜在地改变对经典的处理态度。凯特尔举《李尔王》为例。葛罗斯特当众弄得双目失明的可怖一幕,在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初的演出中,由于太令人难受一般都删掉了;但今天,“一个忠实的当代导演做梦也没有想到要把这一幕删去:这一点,不能说与人们在奥斯维辛和布肯瓦尔特所实际经历或实际从事的事情无关。”

与众多的莎士比亚阐释者一样,“丰富”是凯特尔对莎士比亚戏剧重要特征的概括。他写道,“在向我们伟大的作家表达我们的敬意的时候,我认为有必要指出,……正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伟大得多,我们才有时不能理解他。”他谈到莎士比亚晚期作品《暴风雨》中普洛斯彼罗的一段话:第四幕普洛斯彼罗用法术召来精灵为米兰达和腓迪南的爱情祝福,却突然大发脾气中断这个“表演”,他对她的女儿米兰达说:

我们的狂欢业已结束,我们这些演员们
我曾事先告诉过你,都是精灵,而且
都化为稀薄的空气而散尽了,
如同那没有基础的海市蜃楼。

入云的亭阁,辉煌的宫殿,
肃穆的庙堂,和地球自身,
噫吁唏,地球所承继之一切,都将消散,
就像那早已敛迹之幻境,
连一片云影都不遗留。我们就是那种
编织睡梦的材料,我们的残生
完全为沉睡所包围。[46]

凯特尔困惑地问道:“普洛斯彼罗说这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没有试图解释,他要说明的是,“当我们说,莎士比亚是我国语言最伟大的巨匠时,我们的确切意思是这样:他比任何人更深邃,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他少”;“他用语言传达了其他任何人所未曾传达过的东西。我们大家将永远感激他。”在凯特尔的这些话中,是否也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在他们的整体性中,包容了互相冲突的思想、情感、语言,表达了人类永恒的基本情感:爱与恨、嫉妒和恐惧、哀伤与震怒、慈悲与残忍、幻想与信仰……而19世纪以来人已经变得病态和神经质,人已分裂为碎片而对浑然天成,元气饱满的存在无法理解了?

这自然只是一种猜测;是否这样暂且放在一边。回到凯特尔的话,他的“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他少”,这话出自先进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之口,刊登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上,肯定会引起争议。果然,英国《工人日报》从4月22日起就开始刊登批评、讨论的文字。据《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第4期编者提供的资料,批评、反驳有如下的说法:

“凯特尔在他论莎士比亚的文章行将结束的时候,坠入了莎士比亚崇拜。”

“四百年之后,‘我们知道的东西比他少’,这是胡说八道!”

“莎士比亚只是在富人和贵族中才发现了高度的悲剧性,……而他只对他们有无限的热情。”

“英国统治阶级之所以热望他的戏剧保存下来,毫无疑问,那是因为莎士比亚是以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帝国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世界的,还有什么比肩帝国主义的药丸包在高超的诗的语言中更好呢!”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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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摩尼叶(1909-1988),法国作家、批评家,法兰西学术院院士。60年代在《费加罗报》工作。“莎士比亚年”在当时应该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如梁实秋编的《莎士比亚诞辰失败周年纪念集》收录文章中,就有《英国威廉莎士比亚年见闻录》。

[2]《莎士比亚年》原刊法国《费加罗文学报》1964年第925期,中译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内部刊物)1964年第8期。郑永慧译。

[3] 周煦良《英国三文学杂志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年出版专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 》1964年第8期。

[4]孟宪强《中国莎学简史》第30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该书将1856年至1990年代中国“莎学”划分为:“发轫期(1856-1920)”、“探索期(1921-1936)”、“苦斗期(1936-1948)”、“繁荣期(1949-1956)”、“崛起期(1978-1988)”、“过渡期(1989—)”。

[5] 电影《王子复仇记》1958年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根据卞之琳《哈姆雷特》的“译本整理”配音,哈姆雷特配音演员为孙道临。“文革”结束后80年代初重新放映,据卞之琳说观众达亿万人次(这个数字应该也包括电视观众)。参见卞之琳《“哈姆雷特”的汉语翻译及其改编电影的配音》,《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第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 施咸荣(1927—1993),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学者。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后,任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1981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任美国文学研究室主任。著有《莎士比亚和他的戏剧》、《美国文学简史》(合著)、《西风杂草:当代英美文学论丛》等论著;译有《在路上》、《麦田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等作品。60年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

[7] 参见周发祥、程玉梅、李艳霞、孙红 、张卫晴《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十七年及“文革”卷》第11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8] 参见葛桂录《英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陈建华主编《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第5卷),重庆出版社2016年版。另参见朱雯、张君川《莎士比亚词典》第693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9]戈宝权《莎士比亚在中国》,《世界文学》1964年第5期.

[10] 梁实秋1964年主编了《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集》,台北中华书局出版,收入梁实秋、李启纯、刘锡炳、李曼瑰、吴奚真、陈纪滢、胡百华等撰写或翻译的文章,和金开鑫编的《研究莎士比亚的重要书目》。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40册,从1967年开始到1968年全部出齐,远东图书公司出版。

[11] 黄佐临《导演的话》第18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12]《年轮 上海戏剧学院大事记1945-2015》第124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

[13]《年轮》第126页。

[14]参见《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莎士比亚400周年,中山大学英语专业师生纪念活动》。

[15]《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内部刊物)1964年第8期。

[16] 袁先禄《莎士比亚生意经》,《人民日报》1964年3月12日。袁先禄(1928-1989),历任《人民日报》副刊、读者来信部、国际新闻部编辑,《人民日报》国际部主编、《人民日报》海外版主编。

[17] 洪深(1894—1955),江苏武进人。戏剧家、导演、社会活动家。南国社成员,30年代参加左联,担任过明星影片公司编导。在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外文系从事教育工作30年。50年代初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化部对外联络局局长。1955年病逝。

[18] 洪深《纪念雨果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52年2月27日。

[19] 这些纪念会通常由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和相关的艺术家协会主办。如1953年9月27日屈原、哥白尼、拉伯雷、何塞·马蒂的纪念会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郭沫若、茅盾、周扬、楚图南、陈叔通、邵力子、罗隆基、焦菊隐、夏衍、萧三、曹禺、郑振铎、田汉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郭沫若发表演说。

[20] 1961年古巴革命高潮时,中国又再次举行何塞·马蒂纪念会。

[21] 梁实秋《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见梁实秋主编《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纪念集》第1-7页,台北中华书局1966年版。

[22] 周煦良《英国三文学杂志为纪念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出版专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8期。

[23] 赵毅衡《“荒谬”的莎士比亚——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的》,《莎士比亚研究》第二期109-110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文章副标题“在杜林先生看来,任何矛盾都是荒谬的”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论》。

[24]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1864),《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第40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5]海伦·加德勒(1908—1986),英国现代文学评论家,牛津大学默顿文学教授。

[26]海伦·加德勒《艾略特时代的莎士比亚》,原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64年4月23日,中译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64年第8期,周煦良译。

[27]阿尼西罗夫《乐观的人道主义》,《真理报》1964年4月23日,中译刊于《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内部刊物)1964年第4期。

[28]文章的原话是,“过去的事物取得了发言权,过去的事物将自己的使者——艺术家派到未来”。

[29]《永远是同时代人》,《戏剧》1964年第4期。中译刊于《现代文艺理论译丛》(内部刊物)1964年第4期。

[30]如王佐良《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文学评论》第1期)、卞之琳《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文学评论》第4期)、戴镏龄《〈麦克佩斯〉与妖氛》(《中山大学学报》1964年第4期)、陈嘉《从〈奥赛罗〉和〈哈姆雷特〉的分析来看莎士比亚的评价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赵澧《略谈莎士比亚戏剧的思想倾向》(《光明日报》1964年11月5日)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出版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9册是莎士比亚专辑,收入外国古典作家论莎士比亚的一组文章,他们有英国莫尔根、赫士列特、德国的赫尔德、弗·史雷格尔、海涅,法国的斯达尔夫人、夏多布里安等。

[31]马洛(1564-1593),与莎士比亚同时期英国剧作家,主要作品有《帖木儿大帝》《浮士德博士的悲剧》等。

[32]参见王佐良《英国诗剧和莎士比亚》,《文学评论》1964年第1期。

[33]赵澧(1919-1995),笔名赵仲沅、萧源、肖元。比较文学、英美文学研究学者。1942年毕业于重庆的中央大学外文系,1950年毕业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英语系后回国,曾任中宣部《毛泽东选集》英译译校组长,先后为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34] 外国历史小丛书从1962年到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59种,均聘请该领域有成就的学者编写。60年代的主编为吴晗,副主编齐思和,编委有陈翰笙、周谷城、杨人楩、吴于廑、程秋原、刘宗绪、罗荣渠、张芝联、陈翰伯等,“文革”中丛书受到批判,1979年恢复出版,由陈翰笙担任主编,至上世纪90年代,共出版五百多种。赵仲沅的《莎士比亚》出版于1965年。

[35]这里的黑体的标识为引者所加。下同。

[36]赵仲沅《莎士比亚》第5—6页。

[37]赵仲沅《莎士比亚》第11页。

[38]赵仲沅《莎士比亚》第18页。

[39]赵仲沅《莎士比亚》第23页。

[40]赵仲沅《莎士比亚》第34页。

[41]赵仲沅《莎士比亚》第40页。

[42]赵仲沅《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3]赵仲沅《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第2页。

[44]曹禺《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的发刊词,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编《莎士比亚研究》创刊号第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英国《工人日报》,1930年创刊,1966年改名《晨星报》。

[46]原刊英国《工人日报》1964年4月18日,中译刊于《现代文艺理论译丛》1964年底4期,高秋福译。据“译丛”编者,该文发表后,美国共产党的《工人周刊》4月28日全文转载,标题改为《在世界舞台上四百年之后,莎士比亚的欢乐仍憋在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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