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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历史的机遇:第一本《马寅初传》诞生始末

2012-09-28 15:2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邓加荣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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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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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所著《马寅初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近年来,陆续有多种马寅初传记面世,这是经济学界、文史学界、人口学界、教育界乃至于其他各界人士日渐深受马老品德的感召,随着斯人远逝而益加深念斯人,益加深悟马老见解非凡,对我国的深远重大意义所促成的。我为这些传记的不断推出高兴与祝贺之余,产生许多记忆犹新(不光是记忆犹新,而且有着一定的历史价值)的回想。

  天缘有幸,让我第一个写出《马寅初传》来,这里边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或者准确一点地来说,是历史的机遇。

  偶然受命初识马老

  1979年春,中央准备为马寅初平反的决定很快就通知了《光明日报》。为什么《光明日报》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通知呢?因为,1958年夏和1959年底两次大规模的对马寅初的批判,都是首先由《光明日报》发难的。而马老对于《光明日报》的印象,又一向是很好的,认为它是面向广大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很贴心的一张报纸,所以自从1949年它一创立起,就不断地为它写文章,也经常接待记者的来访。可是1958年以来那两次由《光明日报》首先发难的大批判,竟然带动起全国各地报刊铺天盖地,接连发了二百余篇声讨文章(当然,那都是由康生坐镇炮制出来的)。马老对于那些文章倒是一一地逐篇细读的,他始终抱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对于有些合理的因素,哪怕是极小极小的,他都记下来,准备用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观点;而对于那些与真理和现实都背谬的观点,他准备做针锋相对的学术性论战。遗憾的是,他看过了那二百多篇文章,学术性很少,大多是只以帽子压人、完全不讲道理的文章,气得马老连声地说:“《光明日报》不光明!”这一历史过程,我已在1999年《光明日报》创刊五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马寅初与〈光明日报〉的恩恩怨怨》文章,发表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后来国内许多书刊多有转载。

  因为有过这一历史因缘,报社领导一接到通知后,立即派出记者去到马老家里采访。为什么偏偏派我去呢?因为我原是学经济的,又在经济部门里工作多年,这可能算是我得此历史机遇的一个主观原因吧。

  1979年的一个仲夏黄昏,我与一名摄影记者走进东总布胡同32号马老的家门。淡黄色的阳光从老人窗前的葡萄架叶隙中间洒落下来,地上铺满影子,有阵阵花香不时地飘过来。马老兴致很浓,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请求,让家人将他的轮椅推到窗前,我们给他拍了一张全家合影照。回到屋内之后,他又与我们谈了许多话,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哪个学校毕业的,等等。当时,他已是差两年就进入百岁高龄的老人了,虽然听力减退,说话也很费劲,但是由于情绪的激昂,兴奋灶又活跃地燃烧起来,为阴翳蒙住的眼睛重新闪动出明亮的光彩,面颊上有时还浮现出笑的涟漪。我告诉他,报社收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很多人都为老人经过这样长时期的含冤迫害还能健康地活着,今天能以偌大高龄亲眼看到冤案得到平反而高兴,都衷心地祝愿他长命百岁,再活一百年,能为祖国建设多出些好主意。老人听后,满含笑容,一再地让我向广大读者转达他的谢意。

  当他知道我也是学经济的,更是显得兴奋,亲切地告诉我说:“学经济的,一定要研究人口问题!过去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不研究消费,不研究人口问题,吃了大亏。人口过多,拖了机械化的后腿,也给四化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这个问题早一天解决,困难就少一些!”

  归去之后,我怀着像对哥白尼那样崇敬的心情,连忙地把报道文章写出。原来的标题是一大长串修辞语,而且还加了副标题,等到发排时,总编室主任汪波清把我找去,说:“对于像马老这样的人,一切形容词和修辞语都显得不够分量,仅仅马寅初这三个字,就足够响当当的,震撼人心的了。这篇文章莫如就叫《马寅初老先生访问记》,更显得亲切。”我接受了他的意见,就定下了这个标题,发表于1979年7月20日的《光明日报》上。

  文章发表后,读者来信纷纷,一天一大摞,几天就是一大麻袋。我看到那些读者来信,心里很是激动,也受到了很大教育和启迪,特别是有位读者来信说:“错批了一个人,误增了三个亿!”一句话就让我惊呆了。说得多好,多么深刻呀!如果说,我们历史有过许多贻误的话,那么,哪个贻误能够大于此呢?还有一些信,是马老的老朋友、老熟人和不少谦逊地自称为“忝列门墙”的学生(曾就读重庆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的),详细地讲述了马老当年在这些学校里所发生的那些激动人心的故事,让我对于马老的伟岸人格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不再停留于一般的高大与崇高等抽象字眼上。

  在这种互相的感召与感应下,我产生了要写一篇报告文学的想法。许多文艺评论家都说:激情,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有了这许多让我激动不已的创作源泉,加上许多好心人的鼓励与支持,我很快便写出了长篇报告文学《记人口学家马寅初》,发表在《当代》杂志1980年第2期上。记得这个名字,也是主编孟伟哉给定的。我照例,还是用了一些特文学性的修辞语作标题,他也说,对于马老这样伟大品格的人来说,不如就直呼其名。越是朴实,越有震撼力。孟伟哉的这一意见十分中肯,我自然也就采纳了他的意见。

  文章发表后,立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的书刊上都有所转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传记文学选》第一集,将它与茅盾、黄宗英和香港著名作家梁羽生等人的作品放到一起。   嵊县翠竹映射传主人格

  不久,我收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总编室一位老编辑的来信。我们素不相识,他只是看了那篇文章产生了想法,建议我为他们出版社写一部马老传记。他纯粹是出于一片真挚的热心,认为像马老这样的人,应当早日地为他立传,趁着他还健在的时候。

  不过,我当时却有着另外一番思考,并没有下定决心去接受这一番好意,搁笔的时间相当地长。因为,我认为写传是很难的事,也常常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我的耳畔时常响起哥德说的一句话:“人的生平有些事或许算是很好的东西,但却是不可言传的;而可以言传的东西,却又未必值得费力去传。”马老固然是一位大写的人,但如何能够用传记文学的形式,将这一伟岸的品格史诗般地展现出来,进一步地来说,树立起来,就像司马迁《史记》中那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一样,我知道自己是力有不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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