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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

2018-03-01 08:50 来源:南方文谈 作者:洪治纲 阅读

洪治纲

  洪治纲,男,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300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心灵的见证》、《邀约与重构》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三十余部。

  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随着《人民文学》、《收获》、《钟山》、《花城》等刊物不断推出有关历史或现实的纪实性作品,近些年来,“非虚构写作”开始引人注目,并激发学界的广泛热议。很多人都视之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非虚构小说”延伸开来,试图探讨它的文体边界和特质。但我以为,这种探讨的学理空间并不大。所谓“虚构”和“非虚构”,从本质上说,是以“真实”作为区分彼此的标准,而文学上的“真实”遵循的是一种艺术真实,很难用纯粹的客观真实来比照。即使是各种非虚构的作品,在经过作家的叙事处理之后,呈现出来的也都是一种艺术上的真实。因此,“非虚构写作”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

  一

  纵观文坛近期的“非虚构写作”,其叙事内容主要向两个维度展开:一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像李辉的《沧桑看云》、《封面中国》,王树增的《解放战争》、《长征》、《抗日战争》,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陈河的《米罗山营地》,陈徒手的《故国人民有所思》,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齐邦媛的《巨流河》,袁敏的《重返1976》,赵瑜的《寻找巴金的黛莉》以及各种“家族记忆”等。二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李娟的《羊道》、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乔叶的《盖楼记》,刘亮程的《飞机配件门市部》,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等。无论是回巡历史,还是直面现实,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一种鲜明的介入性写作姿态,强调创作主体的在场性和亲历性,并以作家的验证式叙述,让叙事形成无可辩驳的事实性,由此实现其“非虚构”的内在目标。

  细究这种介入性的写作姿态,我们会发现,在这类作品中,作家的身影通常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他们时而观察,时而缅想,时而喟叹,时而思考,以近似于“元叙述”的策略,不断地构建各自的故事,明确地彰显了作家的主体意识。而且,作家们在叙事中的自我介入,完全是积极主动的,不是消极被动的;是微观化的,不是宏观性的;是现场直击式的,不是经验转述式的。它不像一般的报告文学或纪实文学,为了保持事件的客观性和完整性,作家常以局外人的身份扮演着事件的记录者,而是以非常鲜明的主观意愿,直接展示创作主体对事件本身的观察、分析和思考。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叙事中,作家们不仅充当了事件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材料的搜集人和甄别者,还通过叙事本身不断强化自身的情感体验、内心感悟、历史质询或真相推断,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作品的真实感,使作品体现出一种灵活而开放的审美特征。

  在通常情况下,除了讲述自身的相关经历,或者动用“元小说”策略,叙事类作品很少让作家置身于故事现场说三道四。但“非虚构写作”却一反此理,不仅公开展示作家穿梭于各种叙事现场,还从不回避自己进行现场记录的主观意图,使叙事带着很强的观念化意味。譬如,在《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中,梁鸿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的写作意图,即面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重新审视中国乡土社会结构形态上的变化,观察乡村农民的生存方式和伦理变迁,探讨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出路等。为此,她预先设计了一种由外而内的观察方式,通过“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对梁庄的自然环境,对梁庄村庄的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试图写出梁庄人的故事,并勾勒、描述梁庄这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1),从而完成了《中国在梁庄》;随后,她再设计了一套从内到外的观察框架,沿着梁庄走出的农民工,奔赴广东、陕西、北京等地,采录梁庄农民工在全国各地的生存状态、择业特点以及内心追求等,并形成了《出梁庄记》。在具体叙事中,梁鸿也自始至终将自己置于各种现场的核心位置,安排寻访路径,调动采访对象,细述自己的所见所闻。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也明确表示,自己主动请缨加入某个医学调研小组,就是为了调查和分析现代农民的生存现状及生命观的变化。于是,她跟随小组成员深入辽南乡村,记录一个个农民自杀事件,观察自杀者家庭成员的情感状态及命运变化,分析并揭示当下农民所面临的精神现状和真实的情感困境。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更是带着探究传销恶症内在成因的意图,作家主动选择深入虎穴的方式,亲赴江西上饶加入某个传销窝点,直接体验传销组织者的规训策略和情感煸动手段。李娟的《羊道》、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甚至包括来自美国的彼得·海斯勒的《江城》、《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等,也同样如此。这些作品从最初的主观设计,到置身于各种意欲表达的生活第一线,包括大量的田野调查和现场记录,均体现了作家强烈的主体参与意识,同时在叙事中作家也从不回避自己的思考和判断。

  在历史记忆的书写方面,作家也很少在叙事中随意缺席。如《沧桑看云》中,面对每位被记述的历史人物,李辉都非常清晰地定位了他们所承载的历史内涵和特定的历史价值,并在叙事过程中详细交待了自己与他们的交往经历,包括来往书信、采访笔记,还充分利用其它材料作为旁证,全力重塑他所认定的历史意图。在《封面中国》里,李辉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作为聚焦,细述自己围绕这些历史人物,如何查阅、辨析大量的史料,在一系列微观化的细节呈现中,传达作家对这些人物以及历史事件的有效思考。在《解放战争》、《长征》、《抗日战争》等作品中,王树增所透露出来的强烈的主观意图,就是努力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多方位、全景式地重构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从历史理性层面上,还原那些波澜壮阔的事件内部所蕴藏的历史逻辑、民族特质以及政治生态。在《米罗山营地》中,海外作家陈河也明确地表示,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采访,再现那些被人们遗忘在马来丛林深处的中国人民的特殊抗日经历。在《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中,阿来更是直言不讳地强调:“我所以对有清一代瞻对的地方史产生兴趣,是因为察觉到这部地方史正是整个川属藏族地区,几百上千年历史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样本。”(2)为此,他凭借自身作为川西藏民后裔的文化优势,以一个文人特有的敏感和睿智,择取了最具代表性的“瞻对”土司作为考察对象,着眼于微观史实,牢牢抓住“夹坝”这个充满吊诡色彩的词汇,一方面借助浩繁帙卷的历史文献,在细密的史料爬梳中,逐一呈现了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等权力部门对瞻对“劫盗”(即“夹坝”)行为的讨伐;另一方面,又通过民间化的田野走访,神秘化的宗教思维,重构了瞻对土司一代代首领尤其是班滚、贡布郎加的传奇人生,再现了他们的“游侠”气质与秉赋。它看似充满了矛盾,但这种矛盾不是源于瞻对部落内部的自我分裂,而是不同的历史视角所形成的对立性评价。作者试图以一个小小土司的兴衰,不动声色地踅入历史深处,展示康巴藏民复杂而又坎坷的历史记忆。

  这种带着明确主观意图的叙事,使得创作主体的介入性呈现出强烈的目的性,也让“非虚构写作”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作家在选择叙事目标时,都有着某种“跨界”探索的冲动,即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证性叙述,传达文学在审美之外的某些社会学或历史学价值。所以,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几乎每位作家都非常在意自己在每个具体场景中的穿梭姿态,并随时随地讲述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像《羊道》中,作者李娟就直接居住在牧民们的家中,跟随他们放牧、转场,观察他们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不断叙述中国西部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伦理观念以及生命诉求。《生死十日谈》中,当作者和调查人物寻访每位自杀者的家庭成员时,孙惠芬都不忘及时捕捉他们的表情,分析他们的内心,表达自己的伤痛和无奈,探讨乡农民自杀前后的伦理问题和乡村底层的生存困境。《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里,作者也是不断地与各种寻访对象频繁交流,打开彼此的心扉,在展示乡村农民内心的希望、困惑、焦虑的同时,反思乡村中国的现代化命运。这些作品虽然是一部部“非虚构”的文学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部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著作,它可能缺少科学的统计、归纳或严谨的结论推断,但它以丰富而鲜活的第一手材料,呈现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生存面貌。

  在历史类的非虚构作品中,这种问题意识主要体现为作家对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真相式重构,对那些被日常观念所遮蔽的记忆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像王树增的《解放战争》既查阅了国共两方面的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双方重要人物的日记、内部电文以及各种回忆录,还吸收了中外学者的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从而对整个解放战争的格局有着极为清晰的把握,同时也令人信服地揭示了国民党必败的诸多内在困局。在创作《抗日战争》过程中,作家也坦言道:“我会在前期把各方的史料相互进行印证,日方的、国民党的、共产党的、美军的,个人的、战史的都放在一起印证。比如长沙战役,蒋介石的原电报说‘公布的死亡数字以二十万人为好’,当看到这封电报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看长沙会战国民党军公布的歼敌数字了。因为蒋介石本身就说了要扩大宣传,所以这个数字是有偏差的。只有印证了才能知道哪些材料有偏颇之处,日军的有,我们的也有。所以需要在心里对历史的走势了如指掌,对历史产生的原因非常清晰,把握这些原则以后就能大概判断出来这些资料的水分在哪里,比较接近真实的是什么。”(3)正是这种全局性的观念,为作家在更高层面上理性地审视这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异常开阔的视野,也让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思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中,陈徒手也一直强调,自己十余年来都埋头于北京城南蒲黄榆的北京市档案馆中,集中选择了一批有关北京高校尤其是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作为重点目标,广泛搜集了有关他们的党内汇报材料,同时也整理了很多旁人针对他们思想动态的汇报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包括王瑶、冯友兰在内的11位教授在特殊历史时期的思想考察,最终推出了《故国人民有所思》。此外,像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甘南纪事》,齐邦媛的《巨流河》,袁敏的《重返1976》等,也都是以历史寻访、记忆回巡、材料整合为基础,通过作家对于历史现场的不断重构,并在许多重要历史细节中反复沉思和缅想,传达出创作主体的独特思考。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应该是《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作者通过对相关史料的不断呈现,饶有意味地呈现了“瞻对”在长达两百余年的历史中所遭受的苦难:从清廷官兵、西部军阀、国民党军队,到西藏宗教军队乃至英国军队等等,都以不同的方式介入到这个弹丸之地,将这个边远贫穷的藏族土司搅得风生水起,几无安宁之日。仅以清朝为例,所有的官方文献都表明,他们对“夹坝”的围剿不仅充满了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而且顺应了历史的合理性和正义性。为此,他们一次次兴师动众,或调动八旗精兵远赴川西,或派遣钦差大臣,但结果是,面对仅万余人的瞻对部落,每一次都代价巨大,却又从未取得过彻底的胜利。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第五次围剿瞻对的过程中,清兵不仅没有抓住真正的对手,反而对支持朝廷的瞻对百姓痛下杀手,使不少善良的平民身陷绝境。这对于一直声称要“用德以服远人”的清廷来说,无疑是一个莫大的嘲弄。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些自命不凡的朝廷命官们,面对损兵折将的败局,每一次都使尽了各种“智谋”。他们深知皇帝不可能亲临现场了解战事,便利用各种潜规则官官相护,频频上奏“彻剿顽匪”,不是班滚被烧死,就是贡布郎加被杀。于是,从粮饷筹备,运夫“脚价”,到士兵赏银,官员晋爵,每个环节,都不忘向朝廷一一禀告,寻求最大的满足。在这些历史类的“非虚构”作品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些鲜活的历史人物形象,包括他们的个性、思想及命运,还常常被作家所提供的丰富史料所折服,甚至不自觉地接受作家自身的价值观念。

  作为一种介入性的写作,“非虚构写作”既不回避创作主体的主观意图,亦不掩饰作家自己的现场感受和体验,甚至对各种相互抵牾、前后矛盾的史料所做的判断和取舍,都进行如实的交待。这种开放性的写作姿态,表明作家们已不满足于纯粹想象的写作,而更愿意积极地沉入历史或现实内部,直面各种复杂的生存逻辑与伦理秩序,彰显自己的精神姿态和理想作为,也为人们了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二

  “非虚构写作”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口号,但它在近些年来却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这无疑与它所倾力追求的“真实感”有关。这种立足于艺术真实之上的“真实感”,既具有真相揭示和事实还原的意味,又体现了创作主体积极勘探和理性反思的特质。它所透视出来的,是一些当代作家试图重建有关“真实信念”的写作伦理。这种写作伦理,一方面直接指向了信息时代的仿真化和符号化的文化趣味,另一方面也直接针对庸常化和表象化的文坛现状。

  从现实文化角度来看,信息时代凭借其强大的虚拟技术和网络手段,已彻底改变了人类有关真实的信念。很多人都承认,信息技术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革命,它逾越了机器时代的诸多时空局限,使人的能力获得了空前的延伸。时间上的瞬时即达,空间上的同步共享,已成为我们现代生活的常规模态。无论是过去的,还是异域的,甚至是完全不存在的景象,通过信息技术的处理,都会形成高度仿真的“拟像化”现实。在现代社会里,借助多媒体技术的支撑,所有电子媒介都已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仿真化机器:拟像、符号、复制、数字处理……几乎所有这些信息制造的手段,都是为了建构一种现代仿真文化。这种仿真文化,以其所谓的“超真实”,直接导致现实世界的真实和虚幻合二为一、不可分辨,并进而取代有关“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的人都已意识到,在如今的网络化社会里,没有人能够说自己把握了真相,也没有人能够明确地认定真实与虚构之间的边界。

  这种因技术变革而带来的仿真文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而且动摇了人类诸多的生活信念,尤其是有关“真实”的信念。博德里亚尔就认为,这是人类自我导演的一场“完美的罪行”:“大众传媒的‘表现’就导致一种普遍的虚拟,这种虚拟以其不间断的升级使现实终止。这种虚拟的基本概念,就是高清晰度。影像的虚拟,还有时间的虚拟(实时),音乐的虚拟(高保真),性的虚拟(淫画),思维的虚拟(人工智能),语言的虚拟(数字语言),身体的虚拟(遗传基因码和染色体组)。……人工智能不经意落入了一个太高的清晰度、一个对数据和运算的狂热曲解之中,此现象仅仅证明这是已实现的对思维的空想。”(4)在博德里亚尔看来,在虚拟的幻象中所建构起来的仿真文化,远远超出了人类对真实的理解,并形成了一种以符号为载体的“超真实”世界。在这里,人们所依赖的是现代电子媒介所营造的虚拟空间,所有的真实不再是客观化的、可实践的真实,也不再是人们可以不断确认和描述的真实,“真实是从被微型化的单位,从母体、记忆库以及指令模式中产生出来——有了这些,它可以被无数次地复制。它已经不再必须是理性的,因为它不再根据某种理想的或是否定的例子来衡量了。它只不过是操作的……它是‘超真实’的”。甚至,“真实本身也在‘超真实’中沉默了。复制媒介巨细无遗地临摹,真实在从媒介到媒介的过程中被挥发了,成了一种死亡寓言,真实成了为真实而真实的真实(就像为了欲望而欲望的欲望),膜拜逝去的客体,但这客体已经不是再现的客体,而是狂喜的否定和对自己仪式的消除:成了‘超真实’。”(5)尽管博德里亚尔的说法有些夸大其辞,包括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完美的罪行”尚未完全实施,但是,由虚拟技术而创造出来的仿真文化,无疑已动摇了人类有关真实的信念。这一点,已渗透在我们当今生活的各个领域。

  当真实不再具备客体意义上的实存,而成为人类“超真实”的仿真符号,虚构也就变得合理合法甚至名正言顺了。处在这种裂变之中的人们,面对信息化、虚拟化所形成的仿真文化,重建一种被遮蔽的真实信念,或许正是“非虚构写作”所追求的写作伦理,同时也是读者高度关注这类作品的内在缘由之一。在写作《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时,梁鸿就非常警惕那些被无数信息描摹起来的乡村,也高度戒备那些符号化了的“农民工”生活模态,所以她选择自己的故乡梁庄作为考察坐标,通过彼此亲密且无防备的真切的交流方式,记录梁庄的社会变化与人们生存的景象,同时奔赴全国各地,跟踪梁庄人在全国各地谋生的艰辛与尴尬。她曾直言不讳地说:“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和乡村的历史与现实形态,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6)正是对那些被高度符号化的现实的怀疑,才使她有了还原真实的写作冲动,“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跳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和所度过的每一分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7)同样,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通过对辽南乡村一些自杀个案的追踪采访,既记录了那些自杀者的家庭所背负的沉重的道德伦理,又反思了当今乡村里日趋增多的自杀现象,并指出巨大的医疗负担和尖锐的家庭关系,仍是威胁中国农民生存尊严的重要因素。而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作家自己卧底于传销组织中的亲身经历,让我们彻底摆脱了信息媒介所勾勒的情境,鲜活地演绎了这颗社会毒瘤之所以屡除不灭的缘由,它既有邪教般的灵魂淘洗,又有人性欲望的疯颠表演。尽管现代媒介每天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不断传播上述这些现实问题,但在各种“符号化”的表述之中,真实的现实生活图景、生存观念及其伦理状态,却始终变得模糊不清。

  由仿真文化所建构起来的“超真实”世界,对历史记忆表现出来的态度,常常是一种自觉的戏拟、解构以及理想化的重构,其中渗透了博德里亚尔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逻辑。的确,从后宫里的人际诡术到具象化的抗日神剧,在仿真化的信息伦理中,我们正在远离最基本的历史事实,也在规避必要的历史逻辑。当“非虚构写作”不断重返历史记忆时,不仅仅是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它还试图通过揭示真相被遮蔽的过程,展示这种重返历史现场的艰难与必要。像袁敏的《重返1976》,就是以见证人的身份,全程记录了发生在1976年的“总理遗言案”始末。尽管很多当事人已年华渐老,但一切在作者的笔下宛如“现场重建”。于是我们看到,一群在杭州工厂上班的小青年,受父辈们革命豪情的影响,对时局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他们常常聚在一起,感时忧国,审时度势。其中一位有着诗人般忧郁气质且才华横溢的青年蛐蛐儿,终于在周总理逝世后的某一天,摹仿总理的口气写出了一篇“遗言”。耐人寻味的是,竟然没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每一个都在快速抄录,然后疯狂传播,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造成轰动一时的“总理遗言案”。同样,像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齐邦媛的《巨流河》等作品,则以回忆录式的笔调和饶有意味的细节还原,在追忆作家自我成长经历的同时,又不断追问了历史深处的沉重与诡异。

  仿真文化所带来的审美趣味,便是造梦工厂的大面积涌现。它使人类文化的生产和消费,不再忠实于经验化的现实生存秩序,也不再追求具有理性意味的经典化趋向,而迅速转向时尚化、虚拟化和感官化,并使各种奇幻性的叙事变得越来越盛行。于是,从“盗墓”、“仙侠”到“穿越”、“玄幻”等戏拟化的类型文学,几乎成为普通大众的主要文学消费形式之一。人们越来越乐于接受这种由仿真文化催生出来的审美趣味,也越来越迷恋奇幻化、感官化和戏拟化的审美格调,像《大话西游》、《诛仙》、《盗墓笔记》、《藏地密码》、《幻城》、《斗破苍穹》、《后宫》、《梦回大清》等,一波接一波地甚嚣尘上。这种创作无疑是仿真文化在文学创作中的积极推手,并借助各种电子媒介的营销策略,成功地占有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同时,它们又反过来推动仿真文化的合理法和合法化,不断动摇人们有关真实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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