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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感激文学,感激它能有所庇护和例证

2018-03-20 08:36 作者:万丽娜 译 阅读

  苏珊·桑塔格:感激文学,感激它能有所庇护和例证
 
  “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我愿意视之为一个世纪以来有价值的小说和类小说中写得最漂亮、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成果之一。”

  《巴登夏日》序言:爱陀思妥耶夫斯基

  [美] 苏珊·桑塔格

  万丽娜

《巴登夏日》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是一个已经研究得非常深入的领域,人们密切关注的几大语种里似乎不太可能还有什么杰作有待去发现了。然而,大约十年前,我在伦敦查令十字街的一家书店门口翻拣二手书,偶然之中看到一本名为“巴登夏日”的书,却正是这样的一部作品。我愿意视之为一个世纪以来有价值的小说和类小说中写得最漂亮、最令人兴奋,同时也是最具独创性的成果之一。

  这本书不为人知,其原因不难探究。首先,作者并非职业作家。列昂尼德·茨普金是一名医生,事实上,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医学研究人员,曾在苏联国内外科学杂志上发表过百余篇学术论文。但是——让我们还是别去把他与契诃夫或布尔加科夫作什么比较——这位俄罗斯医生作家在世时,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的任何文学作品发表。

  审查制度及其种种威胁,也只是故事始末的一小部分。他的小说显然不足以成为官方出版的候选书目,也没有以地下形式出版。出于自尊和难以消除的沮丧,以及不愿去冒为非官方文学机构所拒的风险,茨普金一直未进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莫斯科颇为盛行的独立的地下文学圈子。这一时期是他为“抽屉”而写作的年代。为文学本身而写作。

  真的,《巴登夏日》最终得以问世,不啻是个奇迹。

  列昂尼德·茨普金于一九二六年生于明斯克一个俄罗斯犹太人家庭,父母亲均为医生。母亲薇拉·波利亚克主治肺结核。父亲鲍里斯·茨普金则是矫形外科医生,一九三四年肃反运动之初,被当局以其时司空见惯的莫须有罪名逮捕,狱中他跳下楼梯井企图自杀,后来在一位有权势的朋友的干预下,马上获释。他摔断了脊柱,躺在担架上被抬回家。但他没有因此就成为一个废人,而是继续行医,直到一九六一年(时年六十四岁)去世。鲍里斯·茨普金的两个姐妹、一个兄弟均死于肃反运动期间。

  一九四一年德国入侵后一周,明斯克沦陷,鲍里斯·茨普金的母亲、另一个姐姐和两个小外甥在明斯克犹太人居住区被杀害。多亏了附近一家集体农场的场长,鲍里斯·茨普金夫妇和十五岁的列昂尼德才侥幸从城里逃脱。场长对医生先前的救治心存感激,叫人从一辆卡车上搬下几桶咸菜,腾出地方,安顿了受人敬重的矫形外科医生及其家人。

  一年之后,列昂尼德·茨普金开始学医。战争结束后,他和父母回到明斯克,一九四七年从当地的医学院毕业。一九四八年,他和经济学家娜塔莉娅·米奇妮科娃结婚。他们的独子米哈伊尔一九五○年降生。斯大林于一年前发起的反犹运动的受害者不断增加,茨普金设法在一家乡村精神病医院谋得职位,躲了几年。一九五七年,他获准和妻儿定居莫斯科,并在著名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取得了一个病理学领域的职位,成为将萨宾脊髓灰质炎口服疫苗引进苏联的小组成员之一。他后来在研究所的工作反映出他广泛的研究兴趣,其中包括肿瘤组织对致命病毒感染的反应,猴的生物学和病理学研究等等。

  茨普金酷爱文学,一直都在为自己写点东西,作品既有小说,也有诗歌。二十出头、即将完成学业的时候,他曾考虑过弃医从文,专事文学创作。他为十九世纪俄罗斯灵魂拷问(诸如:没有信仰如何生活?没有上帝又如何生活?)所困,起初视托尔斯泰为偶像,后来渐渐倾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电影方面茨普金也有兴趣,最崇拜的却是安东尼奥尼,而不是塔可夫斯基。六十年代初,他考虑过到电影学院报名上夜校,然后当导演,但是,他后来说,迫于家庭负担而打消了这个念头。

  与此同时,茨普金开始认真的诗歌创作。这些诗深受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诗风的影响,这两位诗人的画像就挂在他的小工作台上方。一九六五年九月,茨普金决定把一些抒情诗拿给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看看,碰碰运气。不幸的是,就在约好见面的几天前,西尼亚夫斯基被捕。因而茨普金始终未能和长他一岁的西尼亚夫斯基见上一面。此后,茨普金变得更加谨言慎行。

  发表诗作的希望数次破灭后,茨普金搁笔了一阵儿。他的时间主要用来完成科学博士学位论文《胰蛋白酶化组织的细胞培养形态与生物特性研究》(他此前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是重复手术后的脑瘤的生长率)。一九六九年,博士论文答辩通过,茨普金立即获得加薪,不用再去小医院做兼职病理学医师赚外快了。已经四十多岁的他重新拾起笔,不过,这次不是作诗,而是写小说。

  在生命的最后十三年里,茨普金的创作为数不多,但题材越来越多样、内容越来越深刻。写完一组短文,又创作篇幅更长、情节也更丰富的短篇小说,然后是两部自传色彩的中篇小说《尼罗奇河之桥》和《诺拉尔塔吉尔》,接着便是他最后也是最重量级的、自成一格的梦幻小说——梦者是茨普金本人,他以想象之力将自己的生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汇织成源源不断、激情澎湃的叙事流。文学创作于他,是一份一门心思的、孤绝的工作。对此米哈伊尔·茨普金如是说:

  工作日每天七点三刻,父亲准时去位于莫斯科远郊、离伏努科沃机场不远的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上班。下午六点回到家,吃饭、打个盹,就坐下来写作,不是小说,就是医学论文。十点睡觉,之前偶尔要散会儿步。周末他一般也要写东西,有时为了调节,他会去列宁图书馆搜集资料,准备撰写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专著。

  他不错过任何写作的机会,但这项工作太过艰难、痛苦。每一个字他都要反复推敲,每一个字都是一种煎熬,定稿后,他就在一台因使用已久而磨得发亮的德国打字机上打好;这台埃里卡牌打字机是二战战利品,几经转手,最后由一位叔叔于一九四九年给了父亲。作品就以打字稿的形式存放在那儿。他没有把稿子寄给出版商,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以地下出版的形式流传,他害怕被克格勃找麻烦,害怕丢了饭碗。

  写作而没有发表的希望,这意味着怎样的一种文学信念?茨普金的读者基本上也就是妻子和儿子,以及儿子在莫斯科大学的几个同班同学。他和莫斯科文学界没有交集。

  没错,茨普金的近亲里是有一个文人,即小姨妈、文学评论家丽季娅·波利亚克,《巴登夏日》的读者在小说开篇就会知道她。在开往列宁格勒的火车上,叙述者打开一本书,一本宝贵的书,并对它的装帧和有纹饰的书签作了一番洋溢着喜爱之情的描写,之后我们知道,这册到茨普金手里时破旧得都快散架的书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夫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原来属于他的小姨妈,虽然未提及其名,但她只能是丽季娅·波利亚克,因为茨普金写道:(她有个图书馆)而说心里话,“我并不准备把它还回去了。”他让人把书修补一番,重新装订。

  据米哈伊尔·茨普金说,他父亲在几个短篇小说里提及波利亚克时颇有微词。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波利亚克与莫斯科知识分子一直有着广泛交流。一九三○年起,她便一直在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拥有研究职位,即便在五十年代初的反犹清洗中,当她被莫斯科大学解聘时,仍旧设法保住了在文学研究所的职位。年轻的西尼亚夫斯基后来成为她的同事。尽管是她安排茨普金与西尼亚夫斯基见面的(虽然未见成),但她对外甥的作品并不欣赏,且对他态度傲慢。为此,他至死都没有原谅她。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的儿子、儿媳决定移民。在他们提交申请前,娜塔莉娅·米奇妮科娃辞去了她在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GOSSNAB)分会的工作(该分会负责把重型筑路设备和工程建筑设备分配到苏联各经济部门,也包括军工业),以免签证官对他们产生偏见而无法通过安全审查。签证下来后,米哈伊尔和叶莲娜去了美国。然而,这些情况一传给脊髓灰质炎和病毒性脑炎研究所的所长谢尔盖·德罗兹多夫,惩罚便不可避免了。茨普金被降为初级研究员,相当于没有高级学位者(而他有两个),或者说,相当于他二十多年前的起始级别,作为夫妻俩现在唯一收入来源的薪水则削减了百分之七十五。他每天照常去研究所,却被禁止到实验室做研究。这里的研究总是以研究小组的形式进行,但没有同事愿意与他共事,他们害怕与他这样一个“不良分子”接触而受到牵连。另谋生路也不可能,他申请任何工作都必须声明儿子已移民美国。

  一九七九年六月,茨普金夫妇和他母亲提交出境签证的申请,但等了几乎两年的时间。一九八一年四月,莫斯科签证处把他们叫去,说他们的要求因“不合时宜”而被拒绝。(事实上在一九八○年,苏联因阿富汗事件而致使其与美国的关系恶化,因此华盛顿方暂时不会提供任何优惠为苏联籍的犹太人换取移民许可。)《巴登夏日》基本上就是在这个阶段创作完成的。

  一九七七年,茨普金动笔写这部小说,一九八○年完稿。创作前,他用了多年时间来查阅档案,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有关的地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人物(在小说中提到的时节里)经常光顾的地方拍照。(茨普金是一个专注的业余摄影师,五十年代初就有一架相机。)写完《巴登夏日》后,他把一本存放这些照片的相册送给了列宁格勒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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