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段炼:文化批评与当代艺术(2)

    西方文化的理性传统,源自古希腊,文艺复兴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了。文艺复兴的热潮过去之后,冷静的笛卡尔理性哲学又将它发展为“现代风”。在艺术中,理性主义的写实再现被十九世纪法国印象主义艺术家们的外光派绘画推向了极致。极致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印象主义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主观表现色彩,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左拉对这一点有敏锐的直觉,他在中篇小说《不为人知的杰作》里,精采地描述了一个印象派画家怎样在画一幅写生画的过程中,从追求如实再现,不自觉地走向了主观表现。虽然印象派画家们对左拉的“歪曲”表示了愤怒,但莫奈的外光写生系列作品《睡莲》,却是这一转变的极好例证。

    始自印象派的这种转变,与东方艺术的西渐分不开。印象主义让我们看到了西方写实艺术发展到后期时对东方文化的接受,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则让我们看到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在发展到后期时对东方文化的接受。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要诣,是移情和超感,它不依赖图像的传播功能,而以艺术家的身体运动来直接表现和传达情绪,如波洛克和克莱恩的绘画,或者以纯抽象的符号形式,来进行情绪或观念的传递,如罗斯科和芙兰肯莎勒(Helen Frankenthaler)的绘画。在这类艺术 家的作品中,东方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宗教哲学之思维方式的影响,尤其是禅宗之超理性感悟的影响。东方禅宗对经验世界的感受方式,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理性哲学。禅宗主张“无言之教”,其空无观念,既漠视时间的流逝,又省略主客体之间真实的空间关系,它让艺术家用直觉去把握世界,并在具体而客观的经验世界和抽象的形而上世界之间,建立了一个直觉的桥梁,使艺术家能自由往返于两个世界,并在往返的过程中获得人格精神的彻底解放。本世纪中期,美国艺术理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倡导抽象表现主义,这将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推向了极致。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是对艺术家人格精神的直接表达,兴盛于六、七十年代的新精神分析方法,对抽象表现主义艺术的精神性有精到研究,特别是欧美一些批评家用温尼科特和克莱恩的心理学理论,对艺术中形式因素与精神因素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阐述。新精神分析的心理阐述,也让我们看到了后现代艺术对现代主义的扬弃和承续。

    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起自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于六十年代将理性主义推向了一个高峰,这既是对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强调,也是对文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捍卫。但自六十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哲学家德理达以<<书写学>>向逻各斯中心也向西方中心提出了质疑。到七、八十年代,解构主义从西欧传到北美,理性主义受到了严峻挑战。正是由于解构主义对中心主义和二元论等西方理性哲学的破坏,才使后现代时期的各种边缘和另类文化现象得以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文化的时尚。

    在美术批评中,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视角,着眼点于艺术的形式因素。无论是本世纪早期英国艺术理论家克利夫·贝尔的“蕴意形式”,还是罗杰·弗莱的“视觉设计”,都看重艺术的形式方面。然而,正是在欧洲前卫艺术家们对传统形式的反叛中,二十世纪艺术的批判性人格精神才被滋养了出来。杜尚的艺术实践,就是此种精神的显现。对旧形式的反叛和对新形式的追求,使现代艺术的批判精神,转化为达达主义以来的艺术观念。恰是对观念的专注,显示了现代主义艺术精神在后现代主义艺术中的延续。要言之,后现代艺术抛弃了现代主义的纯形式倾向,但发扬了现代主义的批判性观念。

    这种历史关系,既说明了后现代视角同现代主义视角的不同,也说明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后现代的文化视角是对现代主义之形式视角的超越,并不是说后现代视角与形式毫不相干。恰恰相反,后现代的超越,是起于对形式而又针对形式的超越。在历史渊源、现实观念、批评理论和艺术语言四个方面,若无形式的基础,后现代便无法获得文化视角,而文化视角的获得,又反过来扩展了后现代时期的艺术天地。看见这一点,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艺术之历史内含的理解。

    在超越了形式的层次后,我们的理论探讨便得以进入文化的层次。在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环境中,倡导第三世界文化的后殖民主义学说,成为东学西渐的理论支柱。这时西方看东方,已不再用一百多年前那种纯粹的猎奇眼光,不再把东方当成西方的反衬。在“政治上正确”的语境里,西方不得不尊重东方文化的主体性,无论是自愿抑或被迫,西方已开始把东方文化当成是与自身文化并存的自主主体。

    在东西方开始平等对话的历史条下,文化视角便成为当代美术批评的一个必然视角。如果没有这个视角,我们便无法了解当代艺术的生态环境,即使是采用形式主义的视角,我们也无法阐释当代艺术的本体何以是这样而非那样、何以是以这种形式而非那种形式存在着。文化视角是后现代主义美术批评的视角,而后现代的文化条件,又保证了这一视角的行之有效。     三、文化视角的观念性

    形式主义、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大致上同时出现于西方思想文化界,但就它们对二十世纪艺术批评的作用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本世纪初的形式主义发展到世纪中期,由于法国结构主义心理学家拉康的努力,终与弗洛伊德之后的新精神分析相合拢,这使二者都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在二者的融合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方面,英国艺术批评家彼德·福勒的美学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六十年代末,福勒带着刚刚过去的欧洲五月风暴的锐气,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开始了他的艺术批评活动。到七十年代末,他将马克思的客观唯物主义认识论,应用到新精神分析的“客体关系”、“母婴关系”和“潜在空间”等理论中,他的艺术批评将作品的本体存在同艺术欣赏者的本体存在联系了起来,这使艺术批评有可能将心理学的认识方法,同生理学和生物学等关于人之本体存在的科学联系起来。这样,福勒艺术批评中的心理学方法,就同形式主义的本体批评求得认识论上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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