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段炼：文化批评与当代艺术(6)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段炼
2012-09-28 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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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语言的第四层次，是语言的观念层次或称观念语言，这是语言符号的能指所企及的终点，是艺术所表达的观念。当代批评说的观念艺术，强调的就是这个层次上的艺术语言。后现代艺术在基本倾向上是观念艺术，艺术家的艺术活动是从观念出发的，批评家看这种艺术也是从观念出发的。后现代的观念，早已不是审美观念，它以政治观念来超越了唯美的层次。美国后现代艺术哲学家但托（Arthur C. Danto）在他 的新着《艺术终结之后：当代艺术与历史的褪色》中说，视觉效果与形式因素之于当代艺术，已不再重要，后现代艺术不再是让人看的，而是让人盯着发呆的。但托比较激进，他建议人们改变自己关于艺术的概念，宣称那种老概念的艺术已经结束了。他说：“十九世纪以来对艺术的考虑，已不再适用于‘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艺术与审美之间的联系，已经成为历史，此种联系已不再是当代艺术之实质的一部份” (7)。按但托的说法，当代艺术不是审美的，而是观念的，正是艺术的观念性特徵，使普通人对后现代时期的艺术感到茫然。艺术家的观念使艺术变得聪明，使大众变得愚蠢，人们因此而对观念艺术又敬又畏。在这里，后现代艺术暴露了自己脱离现实的实质，这是其观念性所包含的现实性、社会性、政治性特徵所具有的内在冲突，这当然也反映了后现代悖论的又一方面。 

    对艺术语言四层次的分析、艺术语言从形式层次向观念层次的渐次上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语言升华的模式。这是一个共时的而非历时的模式，因为语言的升华并没有时间的先后过程，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审美语言、观念语言是同时共存一体的形而上现象，其升华是相互依存同时实现的。我们之所以对艺术语言进行类似于结构主义式的层次划分，一是尊重语言的存在实际，二是为使语言分析更加精细，使我们既可在各层次上分析语言的某一方面，又可在各层次语言的相互关系中探讨语言的多方面功能，也在社会、历史、文化的意义上探讨艺术的存在方式。

    六、反省后现代视角

    后现代看问题的视角是文化的，其判断标准是观念的，二者相合，便有“政治上的正确性”一说。关于政治上正确，后现代有很多理论上的深奥诠释，例如“非中心化”、“非自然化”、“非历史化”、提倡“他者”、提倡“边缘”、提倡“少数”，以及反“权威”、进行文化“颠覆”等等。在八、九十年代的后现代实践中，所谓政治上正确，就是反对精英主义、反对各种歧视，当中大有中国古代农民“均贫富”的气派。西方社会和文化界对“政治上正确”的鼓吹，其势汹汹，横扫了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在理论的乌托邦世界里，还是在具体的艺术活动中，政治上正确之说都很有诱惑力。  

    可是，在现实的社会生活实践中，政治上的正确性也有另外一面。九十年代早期，美国洛杉矶的白人警察暴打了一个开飞车逃跑的黑人，于是引来一场大火，几乎烧掉半个洛杉矶。警察最后进了监狱，黑人得了上百万美元的巨额赔偿。问题在哪里？不是飞车逃跑没有罪，而是罪犯是黑人，警察对他一用暴力，便成了种族歧视。九十年代中期，也是在洛杉矶，被称为世纪大案的辛普森案，也因白人警察“不诚实”，而使黑人被告无罪开释。在今天的北美，只要你不是白人，你就可以用“种族歧视”一语来攻击别人、保护自己。对西方人来说，种族问题有如中国文革时期的政治问题，它让人禁若寒蝉。美国布朗大学一男学生与一女学生有了一夜风流，这在西方司空见惯。但后来女方却不承认这是两厢情愿，而以“性骚扰”提出控告，令男方被学校开除。有记者为此鸣不平，结果被指为“性别歧视”。在加拿大的一所大学，一女学生因考试分数问题，控告男教授“性骚扰”，尽管事实是两厢情愿，但那位教授还是丢了饭碗，因为没有哪所学校敢聘用一个政治上不正确的人。这类指控太多，已引起社会反弹，所以克林顿才会在的性丑闻中反而民望大涨。加拿大有位六十多岁的老人，想到一家餐馆当侍应，但餐馆却只雇佣年轻人。于是这位老年求职者便一状告到法院，说这是“年龄歧视”，结果法院判餐馆赔偿老人两千元。美国还有一位女士在快餐店买了一杯咖啡，她不小心将咖啡洒在自己身上，于是控告快餐店把咖啡烧得太烫，让她受了皮肉之苦，结果又得了数千元赔偿。这恐怕应称为“温度歧视”或“皮肉歧视”。加拿大红十字会为了保证人们捐献的血液中没有爱滋病毒，要求献血的人说明自己是不是同性恋者，因为同性恋血液中病毒比例较高。结果，红十字会的要求，成了“性倾向歧视”的罪证，在一所著名大学里，引来一场同性恋大游行，红十字会在该大学的献血站被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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