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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毛泽东时代成长的，我认识一个学音乐学的朋友付显舟，现在是音乐学博士，在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我现在都还记得，也就是谈论了毛文体对我们这代人的影响，他说：“很奇怪，我一写文章很自然就是毛文体，是规定了的那套话语”。无可厚非，这跟他的成长有关，瓦雷里说过一句话：“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写作的人,只要他在决定性的年龄读到一本决定性的书,就能改变他的命运。”我的朋友曾经说过，他最初是想尝试用一种经过现代汉语翻译的西方现代散文语言来写作，或者五四时期的语言，但是语境已经不相同了，场景已经变了，已经写不出来了，用那些语言经常词不达意。最明显的是，用毛泽东的文体就得心应手，这个当然跟他早年熟读毛泽东著作有关，而毛的著作可是在他决定性的年龄读到的呀。我还看了一本书，是美国的一个后现代主义专家，一个女学者写的，书的名字我忘记了，她是专门研究话语权力的，她认为毛泽东是话语权力的首创者，后现代的源头要追踪到毛泽东那里。她举例说明了，毛泽东在1942年写作的《反对党八股》中为话语权力做了最准确的解释，“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反对党八股》是阐释话语权力的经典著作。从延安开始，一直到70年代末，毛泽东的文体在全国形成了空前大一统的局面。这点我们都知道，很多诗人和文学家都是前仆后继的感受到了毛泽东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的一种魔力。这种中国现代性可以说是另辟蹊径，也被西方人认为是一种另类的现代性。
那么到了第三阶段，随着中国国门的全面打开，西方思潮的全面进入，这个时候又出现了另外的一番景象，那个时候就有朦胧诗的出现了。朦胧诗的出现也是很有意思的，朦胧诗当时是一个什么姿态，他们要从毛泽东文体，从新华社文体，从大字报文体当中脱颖而出。那么就形成了一个交战和对抗，它要出来就必须启动另外的资源，不然还是在这个资源当中，那就不行，就不能成功。那么怎么从这个资源出来，就像两军对垒一样，启动什么部队和另外一个部队作战，他们自己都有现身说法。在许多访谈和多采访中，北岛说过，其实我们当时靠翻译体起家的，没有翻译体出不来。翻译体像是一个应急系统一样，这个在当时很重要。这个资源是个临时性的资源，但非常管用的资源，可以立竿见影，拿来就用，所以北岛他们通过翻译文体和毛泽东文体在某种意义上进行一次正面的发难，所以他们可以脱颖而出。这个不需要过于的展开，从这点上我们至少可以看得出来，因为当时他们读了很多翻译书（这方面目前有很多资料很多文献可以供你们去查阅了解），基本上都是翻译诗歌、小说、散文、哲学著作，他们就是通过这些开始起来的。又回到前面所说，比如说北岛早期的那些诗，从对抗美学这个意义上讲非常有意思，但是它进入国际资本流通的时候，即被翻译后，就受到有一些汉学家的挑剔，比如宇文所安在一篇文章《什么是世界诗歌》里就谈论了北岛的一本英文诗集，其中谈到了文学的民族性问题，而且就直接认为北岛的诗歌是缺乏民族性的。这篇文章在1991年发表在《新共和》上面，发表之后引起很大波动，论战也很多，有持相同意见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在这篇文章中，他还专门批评了北岛的一些诗，比如《雨夜》，他说像《雨夜》这首诗是写作者应该学会避免写出的诗。因为这种伤感正是现代中国诗歌的病症，这首诗歌出现在政治性诗歌当中是一种很幼稚的写法，应该避免。《雨夜》这首诗歌大家都知道，其中有如下几行：“即使明天早上/枪口和血淋淋的太阳/叫我交出自由、青春和笔 / 我也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也绝不会交出你”等。这正是我想的另外一个问题，这个也是老生常谈，杰姆逊也谈过第三世界文学有个特点，第三世界文学是一个民族寓言，政治和艺术不分，公和私不分。举个例子，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如果一个西方读者来读的话，他只会读成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内心独白，但在中国文学的语境里当然应读成是吃人，鲁迅在此是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古典文化的一种彻底批判，“吃人”也就顺理成章地具有了这样一个象征意义并成为了一个民族寓言。那么《雨夜》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寓言，它虽说是写爱情，但不单单是在写爱情，这个爱情牵涉到了某种政治对抗某种英雄形象，血淋淋的太阳要我们交出青春 ，自由和笔，而我绝不会交出这个夜晚 ，也绝不会交出你，这里如按照杰姆逊的读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一般人总是这样来谈论朦胧诗，好像他们的诗比较政治化，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沾上政治的诗就不是好的艺术。真是这样吗？如再按杰姆逊所说的，第三世界文学是艺术和政治不分，那这一点正是它与众不同的力量之所在，它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从古代来讲，其实也是这样的。这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即从古到今的中国文学主要特征是个什么样子，我刚才讲过了有很多特征，有颓废的特征，逸乐的特征，兼济天下的特征，还有现代性的特征。有的西方人甚至认为，第一次以“零度写作”姿态写诗的人是王维，后现代第一个作家是王维。这是很多西方学者的共识，的确如前所述，中国文学有很丰富的容貌，不是简单的一个面孔。那么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学的主要特征呢？中国文学自古以来的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政治性特征，我认为它是一个深远的传统，这点我前不久也正好在一个日本汉文学家吉川幸次郎的一篇文章读到了。他说：“中国文学以对政治的贡献为志业。这在文学革命以前，在以诗歌为中心的时代就已经是这样了。诗歌的祖先《诗经》，是由各个民谣即朝廷举行仪式所唱的歌组成的，后者与政治有强烈的关系。这不用说，前者也常常有对于当时为政者的批判，这就成为中国诗的传统一直被保持下来，被称为伟大诗人的杜甫、白居易、苏东坡，也是因为有许多对当时政治批判态度的作品才成为大诗人的。一般来说，陶渊明、李白对政治的态度比较冷淡，但大多数的中国评论家又说，其实二人都不是纯粹的不问世事的人，他们也有对当时政治的批判和想参与政治的意图。这是符合事实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只写个人情感的诗人，但这些都是小诗人，不会给予很高的地位，这是中国诗的传统。”他这席话很有意思，当然可以辩难，可以讨论，不过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指，不能以一个政治性就把今天派、朦胧诗给否定了，好像政治性强的文学就是一个很差的文学。这可不一定，政治性当中有非常优秀的文学，吉川信次郎那段话中所说的那些大诗人便是证明。政治性中也有很好的书写，比如萨特的行动哲学，它就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其文学性也是一流的。还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我就说到这个地方，时间也差不多了，都说了一个多小时了。（鼓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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