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平:诗艺词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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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生死立论与“怕生活” 人类从来没有理解过生死的轻重,从来没有学会过好好说话,从来不理解或不愿理解“怕”的生活。在生死面前,我们该如何通过遣词造句,来平抚人类这种即将起飞的低情绪呢? 歌德年青的时候,他的挚友策尔特不幸失去了年幼的独子,悲痛万分。歌德写信用“不朽”这个语词来安慰他。然而歌德自己也马上感到,这种表白过于单薄了。如何对生死进行立论?对于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的颗粒,“不朽”这样的词是否只能显示出它最大的无意义来? 如果说歌德面对朋友的孩子的死亡,立刻意识到空而大的话好听不中用,那么鲁迅面对富人家降子,在《立论》中说出的真话是否意味着有理但不好听呢:“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面对这样的立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如果生死立论都像最后这个说真话的同仁那样,在选择词语上出现严重的“偏差”,那么在这个社会中,人人都会面临着被棒喝的可能。 我们到底是贪生,还是怕死?
我们到底是被谎言挟持了,还是被利益的生活“怕”倒了? 很显然,在这件事上,媒体是最大的始作俑者,春野提醒我:“有一点西平是否清楚,朝日读卖新闻过度报道‘918’打砸抢事件引起全日本国民喧哗。前些时,朝日头二条(全文另版)刊登村上所文也属反省之举。” 对此春野质问:“即使人众(暴徒)有20万,中华有多少人?这是中华的主流吗?” 春野在表明一点:在这件事上,不仅仅日本在反省,我们也在反省,暂且不论主权问题,我们更应该反省国民何以“暴徒化”。 春野站在善意的立场上,在他看来,不论日本还是中国,国家和民族是什么样的产物?“是地球上人类的悲哀,是全球作家、诗人为之唾弃的东西,所以作家的爱心是不需要签证和边界的。” 然而就在我撰写《村上的伪善与我们的缺憾》一文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0月1日,网友将背弃民族大义的帽子扣在了村上春村中文御用翻译家、青岛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少华的头上。林先生再次躺着中枪…… 首先有必要回顾一下第一次“中枪”遭遇。“开枪者”是日本人。 2007年7月25日,日本教授藤井省三所著《村上春树心目中的中国》一书由朝日新闻社公开出版。藤井省三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批评了村上春树中译本的翻译问题。藤井省三认为,村上作品用的是口语体,林译本却显得极为“浓妆艳抹”。 此外,藤井还批评林少华有汉语民族主义,原来林先生曾自诩“汉语(大概)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之一”,同时将“日文式翻译腔”称为“和臭”。 2012年。这个假期对于林少华而言,注定是不好过了。这次,“开枪”的是网友。他似乎提前已经预感到了自己将要“中枪”。9月24日,林先生就《舌尖上的中国》撰写博文称:“我虽不看电视,但也晓得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当下搅得举国谈舌尖——我仿佛看见13亿人正飞快掀动着13亿枚鲜红亮丽的舌尖大谈舌尖。刹那间我甚至产生一种恐慌感,觉得自己正在被无数舌尖包围和淹没……”。 林先生的这种“恐慌感”,以及“被无数舌尖包围和淹没”的情景很快得到了应验。 10月1日17:35,林少华就中日钓鱼事件发布第一条微博,“有网友问我的态度。事关钓鱼岛,愤青也好知日派也好,其实已不重要。涉日图书的销量下降或暂缓出版,势必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但相比之下,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显然重要得多。” 与村上的隐忍相比,林少华赤裸裸地表达了对自己日译作品市场的担忧。同样的境遇,但在处理方式上,林先生显然是“境界”不足。但是引起网友愤怒的还是接下来的这句话,“任何具有民族身份的人都只能首先考虑自己所属民族的利益——再友好和理智的日本人也不例外——这是民族大义,其他都是次要的。” 聪明的网友很快注意到了林少华言语的中的“民族大义”这几个字。不知是林先生所谓的“民族大义”,是就他个人行为而言,还是为自己的日本友人作辩护呢?但正由于他在表达上的“口齿不清”,导致网友对他的“伪善”行为极为不满,一些网友声称,“所谓劣质酒的宿醉,说的大约就是林这样的国人。译者本身与作者的层次居然相差如此之大,让人觉得汗颜。”还有网友甚至教唆林先生应该“反省以往翻译了日本著作的汉奸行为”。事实上,我并不完全赞同这两种观点,就第一种观点而言,林先生与村上的境界到底差在哪里,网友也没有说清楚,其实也不好说。第二种观点显然具有暴徒网民化倾向,我发现这些网络暴民中,不乏知名度相当高的公知们。这些人“打着公共知识分子的旗号,却背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与良知。”文化的交流在于知己知彼,翻译行为怎么能成为汉奸行为呢? 10月1日21:28,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林少华又作了如下补充:“1、我不赞成涉日图书下架,事实上青岛广州等城市也没下架。2、我和我的同事仔细看了村上28日那篇文章的日语原文,其中固然有值得欣赏的部分,但作为中国人,没必要自作多情;3、我的态度从不受制于人……” 仔细分析林先生的这几条补充,显然要比他几个小时前发布的言论理智多了,可以看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林先生是做了功课的,不仅细读了村上的文章,而且还请教了同事或朋友。但是,正因为后来的理智,却恰恰暴露了他起先的草率。既然林先生最初谈到“涉日图书的销量下降或暂缓出版,势必影响我的个人利益,但相比之下,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显然重要得多。”那么又何以“不赞成涉日图书下架”?前后表达矛盾,林先生所谓的“国家的利益和尊严”又何在? 不过,我倒是欣赏林先生看待村上的清醒性。他谈到村上的文章称固然值得欣赏,“但作为中国人,没必要自作多情。”林先生是不幸的,之所以不幸,在于他与村上都被捆绑在了“民族大义”这条绳索上。 10月2日07:23,林少华再次发布微博表示,“文学无国界,文学家有祖国。村上先生不止一次说他是日本人,该考虑为日本这个国家负起责任来了。这也是他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世界人并不存在。谩骂得不到尊重。” 为自己的国家负责,不等于偏袒于这个国家,爱心与正义,才是每个作家应该遵循的。与村上的“受到尊重”相比,林先生为何“不受尊重”,除了受国民素质低劣和自由主义国有化推行迟缓的限制外,我想林先生自身也难逃其咎。我们该如何向“世界人”进发,恐怕非一朝一夕所能。
林先生万万没有想到,当初藤井还批评他有汉语民族主义,自己却在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期间遭遇了“族群主张民族大义”的绑架。林先生终究还吃了“民族大义”的亏。“冷嘲热讽”算不了什么,“语言暴力”也算不了什么,今后留给林先生的,恐怕该是如何领教和体悟躺着中枪的滋味了。 在我看来,黑白即无色彩的色,是一种滞留在过去中的状态色。尤其当真正需要表达这种不朽时,黑白瞬间变幻为一种凝重色。当我们拍摄一些苦难型的纪录片时,也会选择凝重来表达一种份量。 进一步讲,如何理解诗歌中的不朽呢?什么样的色彩语言作用于这种不朽呢? 巴乌斯托夫斯基在谈到勃洛克时,对叶赛宁的诗句“已经到了收拾起必将朽烂的什物上路的时候了”提出异议,在他看来,世上也永远不会有“必将朽烂的物什”。叶赛宁对“不朽”的态度是怀疑的,这恰恰暴露了作为抒情诗人的他的“历史理性主义”,在他的诗学中,没有不朽,唯有“生命与痛苦”莫解的色彩,以及在携带“朽烂什物”上路时发出催人肠断的绚烂花泥之音。然而这种绚烂的声音,正是他走向堕落的写照,在他自杀的前一年,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
歌德说:不朽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这种“不朽”的叶赛宁,终究难逃黯然下坠与“朽烂”的命运。 我一向对自愿进入男人文字中的女人持怀疑态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做女人的感觉? 据说大色情作家米勒都将他的性伙伴写进了《北回归线》,并以此来捕获对方的心。据说有一位名叫阿莱丝-玲的女作家,写过一些小说,但一直没有什么名气。后来心甘情愿地给米勒充当性经历中的“猎物”,由此来欣赏他们文字中的自己的身体。这位女作家63岁时,终于将自己年轻时与米勒的性经历日记改成小说,一下子博得了作家的声誉。 像前面我讲到的那个故事,还算“能理解”的,至少对爱情是始终的。但的确有一些诗人很不像话,他们不讲公德,以诗场为介,赤裸裸地实施“妓”与“妓”式的交易。如果有一天,“她”的名字从诗中消失了,一定是他们之间的交易终结了,或在中途翻脸了。 什么叫心心相惜,这就是了。这就好比照镜子,把彼此照到镜子里,看似相互抚慰,满足各自需求,实则情色交易。 我这样说,也许有些人很不服气,肯定会问:“从唐代到宋代,所有的情诗情词,为什么几乎都是写给妓女鸳鸳的,而很少有写给诗人自己老婆的?比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恋爱诗《春晓》,据说就是写给妓女莺莺的。” 首先我要说明一点:古代女性入诗,很少有利益和交易可言,其次,那个时代的妓女不同于现代的妓女,要会唱,会跳,会赋诗作词,有点像现在的女性知识分子群体。据说唐代四川有个叫薛涛的女诗人,人长得美,而且还写了很多优美的诗歌,同样,她的形象也被众多达官贵人风流才子铭入诗文,其中包括大诗人无稹。几千年来,薛美人的妓女身份反而被忽略,更多的人只是捶叹于她反复无常的恋情和命运。 由此可见,当一种职业性的交易掺入“社会公知”与“凄美人伦”的味道时,这种交易很容易被人谅解。
一旦违背,就会遭人唾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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