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黄孝阳：遗失在光阴之外（4）(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黄孝阳
2013-08-29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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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他与他哥哥经常争吵，从小到大，一直磕磕碰碰。如果是他没理，母亲二话不说抽起竹篾就抽他。如果是他哥哥没理，母亲就说，一个巴掌拍不响，然后也拿竹蔑抽他。很长一段时间，他认定自己是母亲捡来的。否则那竹蔑就不应该长了眼睛，十有八九只晓得向他招呼。
　　长大后，他偶然间曾提起这事。母亲诧异道，真的么？真有这事？
　　他哥哥就在一边笑，哪有的事啊，听他胡说八道的瞎嚷嚷。只不过，你的竹蔑还没抽下，我就很体察母亲大人的心情，及时地哭出声。你打我们，还不就是图发泄愤怒？我哭了，你的愤怒自然烟消云散。而他太犟了，你越打他，他愈不吭声，你就愈生气，当然他挨的打就越多。所以说，会哭的孩子有糖吃。
　　他哥哥的话不是没道理，但无疑掩盖了当初的只存于母亲心里的真相，事实更可能是因为他长得丑，一贯就是坏孩子的面目。这也是他咎由所取。他并无意抱怨母亲当初有意无意的偏袒――这是人性的弱点――只是挺佩服他哥哥。
　　他哥哥比他更洞察这个微妙的人世。
　　
　　他想起了那位戴着一副眼镜鼓着眼青蛙似的女老师说的——他是“搞文革的那一套”。什么是“文革的那一套”？什么是借鉴？什么才属于抄袭？他问他哥哥后两个问题。在他们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扔着一张报纸，上面有条新闻，一个少年作家因涉嫌抄袭被人起诉。他哥哥或许想起了往事，不无尴尬地嘿嘿直笑。他也笑，没再继续问。他们都心知肚明那是怎么一回事。其实问题根本没有提出来的必要。
　　孩子的世界不管其保存有多少天真，毫无例外，一样要受到成人为利益博奕所衍生出来种种游戏规则的支配。一个成功的孩子必定是一个早熟的孩子，是一个小大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是大人的牺牲品。
　　他哥哥伸手一指在地上欢快滚动的他的侄子说，所以我情愿我的孩子现在只是开开心心地玩。没有什么比一个愉悦的童年还重要。在他们长大为生活四处奔波时，所能凭借的，所能从中汲取力量的，只有童年的记忆。
　　
　　“七岁看到老”。我们的童年就是我们的未来。他哥哥的话让他再一次掉入记忆深处。
　　母亲出生于公元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了。母亲一天天茁壮成长，胳膊、腿日渐结实。
　　母亲说，她小时候什么也不怕，上山砍柴，下水捉鱼，那么大的蚂蟥叮在腿上用手指抠出继续疯玩。两头红了眼的大牯牛在顶架，别人无一不胆战心惊地避开，她浑然不怕，扑过去，愣是挥舞鞭子把牛赶开。当然，其中有一头牛是她家的。
　　他外公是一个小地主。母亲说到这里呸了一口，其实那时地主的生活一点也不好，比起现在普通老百姓过的日子要差多了，虽说有几十亩田，那也是从牙缝里一点点省出来的。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几片肉吃，薄薄几片，一般都是拿嘴舔，慢慢舔，舔一点肉味，扒一大口饭。大块吃肉简直是一桩罪过。鸡蛋是非常珍贵的，豆腐只有病人才有资格吃。家里还有盘木头雕的大鲤鱼，做工极好，眉眼生动，每逢贵客来访，就浇上卤汁葱花辣椒碎末端出来，这是做样子，图的是好看。主人殷勤地劝，吃鱼吃鱼，客人嘴上应着，筷子夹向另一边。吃菜必须竖起筷子一根一根地夹，打平夹菜要挨大人打。不过，日子也快活。尤其“打猪草”，割满篮子，就可疯玩，在草地上打滚，追逐翩翩飞舞的蝴蝶，又或者把那些浅紫粉白的小花摘下来，编织在柳枝条上，戴在头上，学戏文里的花旦袅娜地走上几步，一旁小伙伴再拖长声调喊上一嗓子：皇后娘娘驾到。
　　母亲说，那时她可想做娘娘。老人们都说，做了娘娘，就能天天睡象玉床、吃不掺红薯野菜等杂粮香喷喷的白米饭、还有凤冠霞帔，穿不完的绫罗绸缎。
　　
　　日子发生了变化。
　　一伙人，都是母亲平日叔婶喊得欢的，扛着扁担锄头兴高采烈地冲到她家，一抬脚，就踹倒门板，一扬手，就在他外公脖子上套了根牵牛的绳子，然后把他外公拽到村东头土谷场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木台。无数个拳头高高举起，无数个声音汇成一条河流：打倒地主XXX！
　　他外公哆哆嗦嗦地跪在木台中央，胳膊被反拧至背后，可能因为疼痛，嘴斜得厉害，头上戴起顶足有三尺高的纸帽子，上面还有几个墨色淋漓酣畅的字，可惜母亲那时并不识字。家里的红木床、藤条椅、八仙桌、樟木箱、衣柜、农具全被搬到土谷场，还有牛，母亲喂的那两头牛。母亲心疼坏了。牛鼻子里都是血，牛眼里全是盈盈泪水。牛也是会哭的。母亲趴在村东头土坡上透过细细密密的树叶往下看。阳光打在身上，很快，母亲就汗流狭背。
　　他外公那时有俩老婆。生母亲的姓李，母亲叫她姆妈；还有一个姓陈，母亲叫她陈姆妈。陈姆妈是大房，生了个儿子，可惜上山砍柴时掉悬崖底下死掉了，陈姆妈就疯了，整天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到处乱翻，嘴里叫着儿子的小名，偶尔还吃揩大便的黄裱纸，但见着母亲，会清醒片刻，颠着小脚跑回自己住的那间小黑屋，从箱子底拿出她儿子小时候的虎头帽等衣物，在母亲身上比划。陈姆妈长得比姆妈好看，俊俊俏俏，眉眼间甚是水灵，有很弯的眉很大的眼很小的嘴。这么好的一个人咋就失心疯了呢？母亲说，他外公真是撞过邪，不旺子息。陈姆妈疯了后，他外公又娶了姆妈，可几年下来，只生下她这个闺女。
　　
　　在农村没有儿子的人叫“绝后”，不孝有三，无后最大。走在路上，要被人戳脊梁骨。这也难怪尽管他外公不是村里最大的地主，但运动的矛头首先指向他外公。陈姆妈这时也跌跌撞撞赶到土谷场，没看木台，也没有瞥一眼周围乱轰轰的人群，扑到大伙从她屋里抬出的那只暗红色大樟木箱上，像一只黑色的大蜘蛛，不哭，就一直喊我的崽啊。
　　土谷场里的事物被瓜分一空。牛也被牵走了。姆妈从木台上跑下来，抱紧这些叔婶的腿，向他们不停磕头，说，给一条活路吧。为首叫陈伯的就扇了姆妈一个耳光。姆妈嘴角流血了。母亲从山坡上冲下来，可还没挤入人群，后脑勺不知被谁敲了下，当场晕迷过去。等到母亲醒过来，她已在姆妈怀里，姆妈的眼睛肿得比桃子还大，脸脏兮兮，青一块紫一块，神情痴痴呆呆。陈姆妈仍趴在那只樟木箱上，箱子被掀开，里面的衣物散了一地。陈姆妈身上的衣物被扯烂了，露出大半个乳房，披头散发，嘴里仍断断续续地喊我的崽啊。姆妈旁边是他外公的尸体。
　　母亲后来听人说，他外公是被打死的。大伙没有找到银元等浮财，就勒令他外公交出来，边问边拿鞭子抽，活像打一条狗，打得他外公团团转。他外公硬挺着不说。他们就拿锄头敲他外公的手指，一根根敲过去。他外公实在熬不过，就交待在院子东墙枣子树下埋了一坛银洋。这无疑让那些拷打他的人更为兴奋，于是继续拷打，吊起他外公，吊在土谷场边的大樟树边，用火烤他外公的脚底，烤得脚底都成了焦碳。外公疼晕了。那个叫陈伯的话就说，肯定还有，一定还有，打老实了就绝对还有。就又把他外公解下来，往他外公脸上浇水，弄醒，继续变着花样折磨，还拿刀片割开他外公胳膊上的皮肤，往里面撒盐。外公就又交待在卧室里的地下还埋了一坛。陈伯愈加兴奋，然后他外公就死了。
　　
　　他打断了母亲的话，陈伯是谁？母亲扭过头，若有所思。这些年，母亲已衰老得厉害，嘴瘪了，说话的声音开始含糊不清，而且颠三倒四，在他们短短交谈的一个小时内，就曾拉紧他的手，叫他向菩萨磕了三次头，说出门在外，全靠菩萨保佑。菩萨是母亲托人从普陀山带来的，搁在正屋神龛上，旁边还有两盏香烛，共花了几百块钱，而她老人家平日里却舍不得多吃一块肉。
　　母亲说，死了。
　　他没死心，怎么死的？
　　母亲说，饿死的。
　　
　　母亲没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应该是一个奇迹。这得感谢那个疯了的陈姆妈。在他外公死去的当天，姆妈也死了，投了河。母亲与陈姆妈相依为命。说来也怪，陈姆妈自那天后疯病就渐渐轻了，又嫁了人，嫁给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
　　陈姆妈的手一向巧，别人要五根劈柴才能烧好一锅饭，她只需三根，又或者是乡人的怜悯及其他说不清楚的原因，不久之后，她被安排到食堂做工。母亲靠陈姆妈省下的口粮及偷偷把毛巾扔入粥里晒干后带回家再兑水熬成能照得见人影的稀粥撑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时期。
　　陈姆妈是把母亲当亲生女儿养的。在母亲远嫁千里之外后，陈姆妈还惦记母亲，并不时地托人寄来一些绿豆、糕饼，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父亲妈当时的困窘。陈姆妈没再生育，一直健健康康地活到八十四岁。母亲与父亲为陈姆妈披麻戴孝，做了口上好的柏木棺材。
　　
　　不过，母亲的话还是让他不无失望，母亲的童年就这些，难道就没有比做“皇后娘娘”更有趣点的事儿？母亲皱起眉头想了一阵缓缓地摇头突然想起什么笑起来说，有啊，咋会没有？忘了是哪年，我在河里摸鱼，在石缝里摸到一窝“黄沾的”，最大一只足有二斤，共有六七条呢。那是我最开心的一次了。
　　他也笑，怕是假的吧。这么多鱼一个人咋拿？
　　母亲呵呵地乐了说，摸出一条就往石壁上摔，摔死后，再扔河滩上，然后一起带回家。那鱼真鲜。我再也没吃过那么鲜的鱼。
　　
　　母亲这一辈子是辛苦的，也是幸运的。
　　天空明晃晃，没有云。太阳高高在上，千万根光线汇成一面冒着腾腾热气的圆镜。街上铺满塑料袋、碎屑、果皮以及从墙壁上刮落的大红纸。马路亮得直耀眼。推销福利彩票的高音喇叭声端坐在柳州五菱小货车上，从街头窜到街尾，再溜入小巷，在每一扇门板上刻出细小的裂纹。喧哗的人声、忙乱的脚步声、焦灼的鸣笛声以及不时响起噼哩叭啦的鞭炮声将尘土掀至半空，呛得人都有些透不过气。
　　这就是他的老家，一个小小的县城，东边打一声喷嚏，西边就飞起一阵唾沫星子。很脏，很乱，但更有人味儿。
　　他牵着母亲的手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母亲不时地向熟人点头致意，拐到街口，想起什么，伸手指向路边一间个体诊所，叹口气，“那是可怜人呐。”
　　“谁？”他扭过脸。诊所里面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女人，看不清面容。
　　“许医生。就她。唉。文革那阵子，她、她老公、她爸妈都被打成反革命，全家人约好一起去死。她是学医的，胆子大，拿刀划破她爸妈的手动脉，等到她划自己手腕时，刀片断了。她拽着她老公一起从楼上往下跳，她老公当场死掉了，她只摔断条腿，结果被判了刑，本来说要枪毙，后来发现她肚子里有孩子，就缓了缓，然后改判成无期，文革后就把她放了。她带着孩子回了老家，孤儿寡母一起熬日子，没想不多时她儿子也殁了，被车撞了。她一个人孤伶伶地活到现在。”
　　“她咋能挺过来？”
　　“或许是已经麻木了吧。”
　　“我咋没听人说过这事？”
　　“你还是个孩子，能知道多少事？”
　　母亲瞟了他一眼，摔开他的手，继续慢慢向前走去。他紧跟上去，重新抓住母亲的手。母亲老了，他可不希望她老人家有什么不小心。一个手持竹竿的年轻人在被阳光晒得簌簌发抖的青草上来回敲打着什么。一个啃冰淇淋的男孩在用力地抠鼻子。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凝视望着屋角打滚的一只哈巴狗。一个小贩使劲晃动手上的一种叫不出名字但能发出巨大嗓音的玩具，一个中年妇人低垂着头双手抱胸若有所思站在一个瘦高小伙子面前。那小伙子在说脏话，唾沫飞溅。
　　这就是我们的现在。庸俗的，也是幸福的。
　　母亲的手心泌出汗水。她老人家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说了这么多的一些话，已经累了。他招呼母亲在一家小吃店里坐下，要了一份豆腐脑、一碟蒸糕，这是母亲最喜欢吃的。
　　
　　豆腐脑味道已大不如以前。问题首先是选料，现在的人再也没耐心把那些小的、瘪的、颜色怪异的豆子一粒粒挑出；其次是不肯拿手工磨浆，全用那种装了小马达的电磨，磨出来的浆汁不够细腻；再就是点卤的火候不到家，吃到嘴里竟然还有涩味。
　　小时候他和他哥哥常帮母亲做豆腐脑，主要是兑水过磨，两个人站在石磨边，各自数数，从一数到一千，再从一千数回一，一直磨得两手发软，而到第二天早上，胳膊往往会抬不起来。母亲做的豆腐脑可好吃了，白白嫩嫩一大碗，再浇上点糖、葱叶、辣油，生姜末、榨菜丁……可惜母亲并没有经商的头脑，只晓得做好一桶就立刻分赠五邻四舍，否则不定也是一个阿香婆。
　　母亲的手特巧，能做各种各样好吃的。蒸糕也是拿手活。把糯米与黏米磨粉撒水搅拌成小颗粒，搁入那种上端有梅花形圆格下端装有顶把的杂木雕成的糕模里，放到锅里蒸，起锅时撒入些味精、白糖，糕又松又软又香又甜。若是能有些莲子枣子裹入其中，那滋味就更是甭提有多美妙。
　　母亲吃过几口蒸糕，推在一边。他问，怎么了？
　　母亲有点难为情地看着他说，粘牙齿。
　　他真该死。母亲几年前就已换了一口假牙。他这个做儿子的竟然还没有想到这点。他赶紧又帮母亲叫过一碗米粉，这一回，她老人家吃得甚是开心。
　　他从口袋里掏出不久前在超市买的西瓜子，嗑去壳，一粒粒放在手心，然后一起递给妈妈。他是妈妈的儿子。这是句废话，但恐怕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句废话所包含的感情更为强烈。他爱妈妈。他是不孝的。从小到大，他就没有给妈妈带来一天的幸福，也从来没有与他哥哥一样为妈妈带来荣耀。他总是在自己无比困乏或者说无路可走时，才想到回家，回到妈妈身边听妈妈说话。
　　
　　“小时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的身旁……”他轻轻地哼起歌，心脏一阵绞疼。
　　
　　5
　　他站在老家县城的广场上黯然无语。
　　草在脚下，翠绿的、葱绿的、浅绿的、嫩绿的、青绿的，风从上面吹过，这些颜色不一的“绿”汀汀淙淙发出好听的声音，这风是在琴弦上掠过的一根手指。一些长短不一的影子在草地上被阳光剪裁成各种毛茸茸模样的活物。它们沿着或深或浅的痕迹，缓慢地爬行。路就是这么出现的吧。水从草地中间那座汉白玉雕塑的中间喷出，抖出一片珠玉，其中几粒蓦然间被风吹成薄薄一层水雾，濡湿了他的脸庞，但更多的却顺势跌下，在坚硬的基石上一摔，重新汇入那泓幽蓝。
　　水是跌不死的。他嗅到淡淡的腥味。他轻轻地擦拭着心里的那把刀，擦得雪亮，握紧，五指用力，指节发白。他拎起刀，拎着，他能给谁看？千万年的时光轰然而响。亘古洪荒深处奔出一道青白色的光，那是时间，在胸腔处百转千折，突然向上，涌出百合穴，又回到他头顶的那片蓝。水中有他微微摇晃的影子。
　　
　　他幼年时，这块草地还是一堆房子，杂乱无章，颜色斑驳，准确说，是一座迷宫。他和李卫国曾经在这里互相追逐挥霍着他们那苦涩的童年。
　　东南方向有一间祠堂，门前曾有株很老很大足有三人合抱的柏树。树干虬曲，黝黑，歪歪斜斜地拧出许多大大小小的疙瘩，并挂满虫眼，树身上还有几根指头粗的铁钉，它们钉得实在太牢，成品字形排列。他们想尽办法也无法弄出它，不过，这为难不了他们，于是就把捉来的老鼠吊在上头，远远地站开，用石头扔，看谁扔得准，看谁能把老鼠砸得吱吱叫。奇怪的是，每次他们这样恶作剧时，柏树后那间残破的祠堂里就会走出一个独眼老头儿，眼神凶狠，然后蹲下，嘴里呜呜地叫，捡起地上的石头也砸向他们。老头儿是疯子是哑巴是不可理喻的人。他们正打算想法报复。
　　有人说，莫要去招惹老头儿。为什么？老头儿惟一的儿子就死在那。老头儿曾是个猎人，那颗铁钉就是老头儿钉的，用来悬挂猎物，撕扯剥下它们的皮毛，后来洗手不干，种田。老头的儿子念书时与当年县革委会主任的女儿好上，并私奔了，这令那个搞造反起家的胖男人大发雷霆之怒，带人直扑祠堂，没找到那拐走女儿的罪魁祸首，把老头儿绑在树上拿宽牛皮带抽，抽了一晌，抽得血肉模糊。老头的儿子与那姑娘其实并未逃远，就在附近山上躲着，听人说起这事，匆匆赶回，被逮个正着，老头儿被解开绳子，老头儿的儿子被绑上去，眨眼间被打得不成人形，那姑娘不肯了，哀哀地哭，猛地乘看守的人不注意，一闪，扑向爱人，在爱人嘴上一亲，一头撞在那根铁钉上，血如泉涌，当场送命。老头的儿子就被活活打死，而老头儿的眼睛也是那一次被打瞎。
　　这是一个令人寒毛倒竖的事情，自那以后，他和李卫国再不敢到这树边玩，远远瞅见那独眼老人赶紧噤口跑开。
　　
　　时间湮没了太多死人的骨头。
　　往前，民国那时，抗战那会，与祠堂一墙之隔的是县城当时的“红灯区”。一小队日本鬼子攻破县城。据说仅二十来个兵，而且只放了一枪。守卫国土的兵眼见那杆染满中国人血迹的膏药旗顿作鸟兽散。鬼子嘶吼着到处杀人放火强奸，男人的懦弱更加激发了他们的兽性。其中两个冲入妓院，勒令那些来不及躲避的妓女脱光衣服在地上学狗爬。她们反抗了，用剪刀刺死一个，但另一个逃走了，并带来更多的鬼子。她们最后全被开了膛破了肚。而自始至终，那些本应该起来作战的男人却远远地龟缩在一边。不过，他们也没讨有好下场，鬼子疯狂的报复迅速展开，他们在祠堂西边那口池塘一口气刺死上百个男人。
　　他查过县志，当时县城人口有一万多，就是一人吐一口唾沫，一千个人围着打一个鬼子，也能拼掉他们。可只有那些妓女反抗过，她们足以令所有苟活的男人汗颜。
　　水塘后来被填，又过了一段时间，上面盖起县供销社的房子，挖地基时，赫然出现一大摞累累白骨，夜里发出点点微绿的磷光。一些不懂事胆子大的孩子就把它们捡起来当玩具玩，还拿去吓唬胆小的女生。没有人提及那些妓女，她们的名字被历史抹掉。他是听一个老婆婆说的。当时他正用脚踢着一块骨头。而她，那位老人家就情不自禁地喊了声作孽。
　　
　　时间继续往前溯。
　　清朝乾隆四十四年间，天大旱，民不聊生。当年他脚下这片草地曾是县衙，公堂内挂着块“明镜高悬”的牌匾，黑汪汪，被桐油刷得清亮。衙门口的站笼里是一个戴着松木板钉成的枷锁被日头活活晒死的女人尸体，而在此之前，她的双乳已被一种残酷的刑具钳碎，十指全被拗断。
　　女人叫许氏，名字无从考。罪因是她男人纠集一伙汉子抢了大户，后落草为寇。她不得不替逃走的男人承担她不应该承受的刑罚。
　　
　　时间仍往前溯。
　　明永乐元年，这里有一户人家。女儿想嫁给一个穷书生，父亲不肯，逼她嫁给某富户。女儿跳楼以图自尽，正巧跌在楼下愤怒的父亲身上，父亲被压死，女儿被判大逆不道，凌迟处死。明正德八年，当时这里已改为圩场，有一位豆腐西施，含辛茹苦攒钱送自己的男人千里赴京赶考，然后就像戏文里演的陈世美与秦香莲，所不同处仅在于那豆腐西施未鸣鼓上告，只悄没声息地吊死屋中……
　　
　　就让时间重新回到公元二十世纪。
　　一个疯子，一个平日里经常毫不羞耻地袒露出女儿家最隐秘私处在大街上行走的女疯子。她曾是他的同学，很聪明，很可爱，很漂亮。他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请原谅这个笨拙的“很”字。仅仅是差了一分——她若生在北京上海，分数足可上北大复旦——她没考取大学，疯了，那种安安静静的疯。疯癫让她的眼神格外清澈。她不喊不叫不砸东西，只拿一双眼睛死死地盯人，盯得人毛骨悚然，再默默走开。
　　他是在这块草地的雕塑旁遇上她的，那是凌晨二点左右，天挺冷的，天空被冻结实了。他睡不着，从家里跑出来，就看见一个男人骑在她身上。她躺在男人身下叉开腿哼哼唧唧。男人显然不是疯子，也不是傻子，见他来了，提起裤子飞快地走开。借着不远处高架灯投来的光线，他瞥见那男人臃肿的奇丑无比的面容。他认识那男人，是在几家单位扫厕所的老光棍，左手还有点畸形，见人老笑咪咪。
　　他朝男人扔过去一块石头。男人跑得更快了，眨眼就消失在夜色里。他回过头。她仍静静地躺在草地上，双手各抓一个肉包子，幸福地啃着。她蓬头垢面，全身赤裸，乳房浑圆，腰肢纤细，阴阜上沾满白色精液。他哆嗦着脱下自己的外衣盖在她身上，然后跑开，跑着跑着，就再也忍不住嚎啕痛哭。“神哪，我求你。假若这你真的存在，这世上的一切也都由你安排，那么，我求你把这世上的一切苦难、侮辱皆加于我身上。但请你放过那些可怜的女人吧。”
　　
　　阳光不是幻觉，光线炽热。广场东边是县城博物馆，俄式风络，宽大雄壮，粗糙的水泥墙壁上塑有几副浮雕，门口石阶的青草丛里卧有一“赑屃”，没了脑袋，旁边塌着一块残牌。西边是县粮食大楼，一片玻璃幕墙晃出耀眼的白光，底下是排商铺，“俏佳人”、“老爷车”、“李宁专卖”、“雅芳”，招牌大大小小，颜色红橙黄绿。其中一家音像店门口竖有两尊高功率喇叭，正播放着王菲姑娘尚叫王靖雯时的招牌“容易受伤的女人”，离店门口约几米远的树荫下摆有一张麻将桌，几个年轻的女子在砌“长城”。南边是电影院，大幅海报被风雨侵蚀，撕下半个脸儿，大厅被租给人搞溜冰场，一群孩子发出的尖叫震耳欲聋。
　　西边的草地上，有群少女，围坐成圈，正在轻声地唱：田园小河边，红莓花儿开，有一位少年，正是他心爱……她们头顶的树叶把凶猛的阳光一片片滤去。
　　
　　我是谁？谁又是我？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在别人眸子里觑见自己的容颜，是那样孱弱、孤单，无援。这些冰冷的单词就似一个岛屿。若命运把我抛向大海深处某个孤独的岛屿上，那里空无一人，没有书本、电脑、手机，所有能与外界沟通的工具及记载着人类信息的东西都不复存在，只有树、奔跑的兽、溪水里银白巴掌宽的鱼、尾巴长长色彩艳丽的鸟，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吗？每个人迟早都得赤条条站在上帝面前。换句话说，当一个人赤条条不携带任何事物站在上帝面前时，他能说得清自己是谁吗？我是可以通过一张张简历描绘出来的，而“我”不能。它在变化，每分每秒都有细胞在体内炸裂，成长或衰老。又或者说，“我”这个东西就像是苹果的核藏在我的身体里？然后，果肉终被吃尽，果核被扔弃回泥土里，等待下一次的轮回。或许，“我”不是苹果核，是一枚核桃里的仁，那我就是这核桃坚硬的外壳，必须砸碎它，才能见到“我”，但问题是，若我此刻被关在一个空空荡荡的牢房里，除了墙壁、铁栅窗、窗外的那抹蓝天，我能找到什么东西来砸开核桃壳？我可以用牙齿，但牙齿显然对此为力，我当然也可以用手，可这无疑只会让我更为疼痛。
　　把“我”这个字含入嘴里慢慢咀嚼。“我”还有许多别的称呼。比如癞皮狗、猪啊、该死的、王八羔子、流氓、小伙子、经理、卖东西的、业务员、喂、同志、师傅、先生、老板、写字的……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以及相应衍生物只存在我与别人的关系里？换句话说，我与“我”根本就扯不上关系，哪怕“我”失踪了，我仍将好好地过下去，并不会因我的不存在其份量有任何改变。
　　也许我还会指着手腕上的伤，来试图证明我与“我”的关系，但这种论证方式其实即在说，凡手腕有伤的肉体里都藏着“我”，都应该叫“我”——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要在某人身上造出或消灭一些伤疤并不困难，只要有钱。又退一步说，世上不可能有两块一模一样的伤疤，即，我的手腕必须被弄伤，又或者脸必须被刀子花，才能证明我与“我”的关系，那么，这种证明过程当洗脱不掉残忍、自虐、变态之嫌。
　　
　　他慢慢走着，慢慢地想。少女已停止了歌声，吱吱喳喳快活地交谈着。一个脸特圆穿露肩泡泡纱少女身后的草地上，搁有一副木框画。背景是稳定的蓝和韦罗内塞式的绿，所有女人的裸体都以鲜艳的橙黄色凸起，笔法野蛮粗鲁，这是高更的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也许我们只能这样回答——我们从来处来，往去处去，我们谁也不是。谁，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黑夜里的一花一草一木一树也会让我们惊呼出声，“谁”。
　　简简单单的一撇一捺就是人。若一捺大于一撇，就不再是人，是“入”。人，骨骼匀称，站着，稳稳当当站在大地上，与象形字有关，与发音有关，与周围的食物有关，与双腿中间那东西有关，也就这些。这样说对吗？似是而非的词汇啊。他凝视着少女的脸庞，她们一律宛若花枝柔嫩，心中突突一动。
　　
　　那年夏天，他还是孩子，上大一。学校在城郊，新建不久，窘迫得紧，除了纵横交错的几条水泥路，大部分地面是光秃秃的红壤土，没有草皮覆盖，被阳光一晒，哧哧地直冒热气，耀眼。寝室在教学楼后方，二幢，五层。他住三楼最东头，阳光直射，把整间屋子烤得似蒸笼，在里面坐不上一会儿，就会汗流狭背。所以他常上寝室西南方面的小礼堂呆。它有个后门，平常尽管锁着，可后门卫生间的铝合金窗老半敞开着，他从那翻窗而入，或夹本书，或啥也不夹，在礼堂舞台的木板上咚咚地跑，屋顶是穹形的，回音轰隆隆地响。
　　他记得当时的校长端坐在舞台上用课桌临时摆出的主席台前声音洪亮地向他们这批新生致辞：欢迎你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是明天的希望，是八九点钟初生的太阳。
　　在舞台上的感觉的确很棒。
　　他翻着跟斗，呜啦啦地喊。偌大的舞台只有他一个人，偌大的祠堂只有台下那密密麻麻淡黄色的排椅听他唱歌，“孤独地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他的眼泪忍不住掉下来……”这是他当时最喜欢的一首歌，可在班上新生联欢晚会每个人都需要表演一个角落时，他却哼跑了调，让同学们笑得不行。
　　排椅的扶手是铁制的，曾有同学听大会报告，睡着了，头鸡啄米似的往下一磕，弄得血流满脸。他坐在舞台上喘着粗气。学校的电影就在这间礼堂里放，不收门票。刚洗过澡的女生像剥去壳的鸡蛋，清清爽爽地坐，灵巧地嗑着葵花籽，十指纤纤，间或交头接耳窃窃私语着只属于她们的小秘密。那时几乎没人谈恋爱，或许有，也只敢在地下活动，毕竟来到这种学校的多半是小地方的孩子，成绩虽好，人却羞涩。
　　不过，他喜欢呆在礼堂里呆恐怕更是一颗少年懵懂的心在作怪。那时，班上有个女孩，模样一般，可他就觉得她特迷人，包括她嘴角、鼻翼上浅浅的大小不一的褐色斑点，无一不迷人得很。她爸爸在这学校里教书，家住礼堂后的教职工宿舍，二楼，从礼堂后门的缝隙里能看到她在阳台上伸懒腰。这常让他又紧张又兴奋。
　　
　　有天黄昏，他又来到礼堂，没唱歌，在舞台左侧一个放杂物的暗室里盘膝坐下。眼观鼻，鼻观心，一任从玻璃窗外透入的黑色一点点浸透肌肤。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宁静，身体伴随着口鼻间微微吐出的气息慢慢瘫软成一只彻底放松的臭袜子，渐渐，袜子上的丝线也消失了，只剩下一颗没有形状大小颜色的心，它轻轻跳动，跟随着一股奇怪的节奏。这是静坐，他当时想学气功，还特意在校图书馆借过几本书读，可一直就没产生过什么气感，却喜欢上这种自我冥想，它能帮助他进入一个充满光线与喜悦的空间。他也不是不喜欢满天星光、虫鸣、松涛、鸟叫。这个学校搞联欢晚会时演员用作换衣服的暗室足够小，可以嗅到那些漂亮女生的香味儿，这是他所不能拒绝的诱惑。也不知道过去多久时间，他蓦然惊醒，听到咚咚的脚步声。他低头看了眼手腕上的夜光电子表，一惊，已是午夜十二点，这么晚谁还会到礼堂里来？他脑海里顿时跃出一团团妖魔鬼怪的黑影，心脏马上被拽到嗓子眼，逼仄的黑暗空间化作重重敲击着心脏的鼓槌。他竖起耳朵。
　　
　　一个女孩压低嗓门的声音，“嘘，不要拉灯。这里不会还藏了人吧？”
　　一个女孩咯咯轻笑的声音，“切，放心，这么晚，鬼都没一个。”
　　一个女孩略显发嗲的声音，“嗨，快点，愿赌服输！”
　　一个女孩不耐烦的声音，“喂，这是蝙蝠衫健美裤，拿去那边换好。”
　　
　　裹在一团微弱光线里的脚步声朝暗室方向走来。他吓一跳，悄悄栅上插销，身子缩入墙壁角落。门被拉动几下。一个女孩奇怪的声音，“咦，锁死了？”一个女孩戏谑的声音，“去帷幕那边换，没人偷看”。一个女孩紧张的声音，“谁不准偷看，否则他就把她撕得一片片的，再煎炒煮焖煸。”一个女孩清脆的声音，“行了，你家祖上又不是掌锅铲的，说得吓人。”一个女孩嗤嗤的笑声，“洗澡时早看得要不要了，还不就是一堆肉。”
　　
　　他好奇地探出头——上帝，我要大声赞美你！
　　一个女孩垂着长发，悉悉索索弯腰褪下衣裤，借助于女孩搁在一边蒙着白布手电筒的微光及从玻璃窗外投入的纯净柔和宛若美人笑脸的月光，他平生得以目睹一个这么美的女孩的裸体。真美。乳白色的女孩，光滑的女孩，如同剥了壳新鲜荔枝一样的女孩。
　　柔软带有几分稚嫩的线条自女孩肩脶处滑下，在浅浅小小的乳房所勾勒出来的“凸”上轻轻一荡，弧线继续下滑，越过一马平川的小腹，在腰间一拧，收紧，一漾，再沿着两条光洁的大腿向下淌……他屏住了呼吸，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他的鼻血都流了出来。
　　就仿佛有根神奇的手指在眉心一触，指尖还沾有一缕月华。他瞪圆眼。很快，那女孩已换好衣物，穿的正是黑色的蝙蝠衫与黑色的健美裤。女孩脚尖一点，人就向舞台中央飘去，舞台那边还有三个女孩，她们已经开始嘻嘻地笑。
　　“清江水流往东来，终有一日归苍海。夜里得遇桃花开，月色拂动郁孤台。佳人容颜因此白，抚箫更闻鸟语哀，谁见少年轻狂爱，总似山风吹暮霭，吹暮霭……”
　　女孩载歌载舞，舞姿清雅，舞步轻柔。身体的曲线借助双肩、腹部、肢体所发出的微笑，踩着鼓点，无限变奏，不断地从一个层次迈入另一个层次。影子是黑色的，忽沉或浮，平折、弯曲、滑动、轻颤，生出一瓣瓣花朵，被月光一洗，竟是无端端的惊艳。那三个女孩显然惊呆了。他也傻了。月光垂下了眼睑么。
　　
　　那是他这生所见过最美的舞蹈。也许真正的舞蹈并不需要借助灯光、音箱、掌声。白云深处千山醉，为君歌舞不言归。低声轻问汝是谁？婀娜美人红唇嘴。舞台上终于一片寂静。他茫然痴立。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试图找出那位曾覆盖他整个心灵的女孩，但她再也不曾出现，尽管他为此不断出没学校里的各种舞会、联欢活动及歌舞比赛。
　　她消失了，消失在那个细腰长腿的夜晚。望着身边走过的每一位柔嫩的女孩。他知道，她就在她们中间浅浅地笑。她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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