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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乡愁》遮住了我的脸(2)

来源：腾讯文化

2013-11-21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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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甘露：乡愁是一种情感上的冲动

　　石川：余先生读古代先贤大师的作品，我读余先生的作品，是上了大学以后，从《乡愁》开始的。孙老师您是什么时候读到余先生的诗的？

　　孙甘露：最初就是《乡愁》，跟你说的那个时间差不多。我觉得从文学意义上来说，“岛屿”这个概念，非常宽泛，上海曾经也被称之为孤岛，有一个孤岛时期。实际上是基于作家、诗人对于他身处时代的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身处在某种岛屿上。

　　所谓的“乡愁”是非常重要的，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地点，可以说是故乡，也许是精神上的故乡或者各种意义上的故乡，就是一种回不去的，情感上的冲动。这种情感在欧洲的文学传统中非常持久，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

　　石川：中国古代那些诗人生活方式就是所谓的“行吟诗人”，边走边写，李、杜是这样，余光中先生也是这样，一辈子走过了世界各地，有各种各样的游记，有各种各样的感想，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作品。我想问一下孙老师，宅男能写诗吗，或者宅女能写诗吗？

　　孙甘露：广义的讲，卡夫卡是一个宅男。刚才余光中讲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的工业革命以后产生了大都市，在大都市中出现了漫游者的形象，这是一个蛮近的话题。随着现代都市、现代国家的出现，渐渐产生出来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古代诗歌描述的这种经验所没有的。石川老师讲的“宅男”，这是一个网络流行的概念，描述了一种共同的处境。“宅男”或者说这种都会的经验，恰恰可能是塑造余先生后来的诗歌写作的经验。

　　余先生的诗有一种抒情性，同时又有一点像歌谣，一唱三叹，在语言上非常讲究。我们知道您早年在南京，后来因为抗日战争，移居到重庆，四五年以后又回到南京，不断迁移，您诗歌的特点跟这种不断迁徙的经历有关吗？

　　余光中：“宅男”“浪子”都写诗

　　余光中：我这一生很不幸，前半生遭遇了两个战争，第一个是中日战争，第二次就是内战。抗日战争八年，内战加上冷战时间就更长了。那个时候我总觉得，尤其到了岛屿上写作的时候，我远离了故乡，所以我写了《乡愁》。不过我们中国人说，“国家不幸诗家幸”，战争影响全国的人民，可是对于要写诗的人来讲，却不见得是件坏事。如果没有“安史之乱”，杜甫的许多写实的诗就没有了。李白和白居易的诗里也有写战乱的。

　　但是没有遭遇战争也不见得就很平凡，其实所谓的“宅男”也能够成大事业，像哲学家康德和叔本华，他们没有什么旅游的经验，思想照样可以很发达。刚才提到了卡夫卡，卡夫卡就在布拉格，他在布拉格是少数中的少数，因为他是犹太人，他为其他的民族所排斥，所以他写来写去写都是那个城堡，逃不出那个迷宫。所以“宅男”也好，“浪子”也好，都是写诗。

　　石川：刚才说到一个话题，“国家不幸诗家幸”，余先生这一代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经历了很多的颠簸流离，但是我们这个时代没有那么多苦难，我们面临更多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或者一些焦虑，焦虑和灾难到底哪一种东西对于诗人的激发更大一些呢？

　　孙甘露：有幸生活在和平时期当然是好的，没有人喜欢那种战乱的年代，那都是迫不得已，不会有人为了写好诗就喜欢战乱时代。当然这个也由不得我们选。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历史环境和现实环境是没得选的，所以这些身边的琐事也可以造成伟大的作品。刚才说的卡夫卡就是一个例子，他是一个非常琐碎的公务员，每天去机关里上班，跟那种诗词描绘的历史场景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不妨碍写出伟大的作品，我想诗歌也是一样的。

　　痛苦和愤怒出诗人？幽默更能成就灵感

　　余光中：相比痛苦和愤怒 幽默感更能出诗人

　　石川：生活当中的磨难，可能对于诗性的激发有一定的帮助。余先生的前半生颠沛流离，后半生又比较的安静。您是怎么理解所谓的痛苦出诗人？

　　余光中：我前半生遭遇了两次战争，这个痛苦是个人的，也是整个民族的。我生在南京，出生的那一天是重九节，重九节在中国有一个故事，汉朝的时候，有个师傅对一个人预言，说阴历9月9号你家里会有一个大难，你应该带家人去登高，可以避难，这个人听了师傅的话，就带家人去登高，晚上回到家里一看鸡犬牛羊死了一地。这个传说对于我来讲很好用，这是一个部分避难的日子。

　　后来到台湾之后，也面临一些压力，这是日常生活的是压力，而不是战争带来的暴力。压力有的时候对一个人的伤害也不可小看，而且24小时不放手，连做梦都会在那里。每个时代都面临着不同的苦难，痛苦到了一定程度就会显露出来，这个时候生命都有危险，更没有什么灵感了。可我到台湾之后，比如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去留学去了，吃饭的时候我父亲说，张家的某某又去留学了，意思说你还待在台湾干吗，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我说我不去，到美国要去洗盘子打工，我绝对不去，后来师范大学公费送我去，我就去了美国留学。

　　所以每个人面临的问题，因阶段不同而不同，有些问题是每个人成长一定会经过的。我在少年时期读到一个作家画家晚年如何如何，觉得很浪漫，很憧憬。结果我自己到了晚年，发现不好玩了，我现在坐在这里，耳朵要戴助听器，要找医生帮我忙。所以每个年龄段都有新的问题。

　　石川：小时候，老师老是告诉我们，读万卷书还要行万里路，就是说，你要出去实践，要跟社会有更多的接触。这种实践，反回来，会成为一种诗的灵感和经验。余先生您觉得，闭门写诗更有成就，还是在外面旅行，有所得，再来写诗更有成就？

　　余光中：这个要交互应用。如果生活经验不够，写作的灵感来源就枯竭。如果不勤于写作的话，你的生活经验再多，没有去反省、没有去整理，没有把客观的题材提升为主观的主题，也是不够的，所以两者互相为用才行。

　　生活也不一定去迎接苦难，生活还有一些幽默感，幽默感会四两拨千斤，大事化小事，小事不是化无，小事化成写作。比如王尔德，19世纪的幽默大师，他的想象非常丰富，讲话是讲反的，以反为正。他成名后到美国去讲学，进美国海关的时候，海关官员问他，你有什么要报关纳税的？他说，没有要报关的，除了我的天才。如果我是官员，我就会说，那也不值多少钱，免了吧，回敬他一下。王尔德又可以反回来讲，太对了。所以这个幽默感会转来转去，转为己用。再比如像苏东坡，没有幽默感，他就不能习惯海南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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