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余光中:《乡愁》遮住了我的脸(5)

  孙甘露:现实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

  腾讯文化网友提问:孙老师,诗人到底是应该出世,还是应该入世?

  孙甘露:有“出”这个动作,我想其实是先有“入”这个动作。不管什么艺术风格、什么艺术态度,或者说有什么标榜、什么样的哲学,现实生活是唯一的来源。只不过你把现实生活解释成不同的东西而已。

  余光中:学英文太早不一定会占便宜

  提问:最近有语文爱好者呼吁取消英语课程,引发了关于汉语和外语学习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汉语和外语的学习,一定是此消彼涨的关系吗?他们之间不可以相辅相成吗?

  余光中:我们台湾有很多英文补习班,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让你的子女输在起跑点。越年轻读英文越好,将来英文好,就可以跟世界接轨。可不可以中外双管齐下,我不敢说,应该由教育家来好好研究。

  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我小学的时候,在上海的醒华小学读了一学期的英文,当时我妈妈用蘸水的钢笔教我写ABCD,但是我没记住太多。到了初一才好好学英文,运气很好,碰到一个老师,教英文教得很好,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至于中文,虽然我专业是读英文,我们那一代还没有电视,课外活动就是好动的同学打球去了,我们宅男,不在球场上驰骋,就看旧小说,古典小说,《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或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这些书很有用,语言是介于白话跟古语之间,所以我的中文还不错。

  不读本国母语的话,还是有隐忧,趁早读英文,也不是一个一定会占便宜的事情。有的孩子你要他同时承受两种语言,恐怕太重了一点。但是像林语堂这样,开始中文不太好,在美国英文很好,后来才努力学中文,我的这种朋友也不少。

  石川:下面还有一个问题,您创作曾经经历过台北,又到了香港,然后现在又住在高雄。这三座城市本身的特点对您的创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余光中:肯定有影响,我开始在台湾是住在台北,台北并不能代表台湾。然后后来去美国,美国五年,香港十一年,然后我又在高雄,有将近三十年,这些都是中国华语地区,而美国当然不是,很不一样。台湾跟香港、大陆有很大的差别。因为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强势的方言在那儿,香港讲广东话,台湾讲闽南话,而大陆每个地方方言很多,人口往来那么多,倒不见得有很大的方言的问题,至少是校园里面都是讲普通话,授课也是如此。

  腾讯文化网友提问:现在交通很发达,有高铁、飞机、手机,现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沟通非常方便,就没有离乡背井的感觉了。现在年轻一代人身上您觉得像您这一代人身上的这种“乡愁”吗?

  余光中:对,现在交通工具比较发达,还有各种联络的方式,手机、电脑,什么phone都有了,可是你想,大陆这么大,新疆来的人还是有“乡愁”的,他不能经常回去,像南洋的学生到台湾去,应该会有他们另外的一种“乡愁”。即便不是这样,台湾也有人觉得写乡愁很浪漫,其实他的家就在台北,几小时之后就回去了,他也说自己“乡愁”。

  我们现在已经向外星在探讨了,将来如果能够移民到月亮去,还有另外一种“乡愁”。李白的句子就要倒过来写了“举头望地球,低头看明月”。

  孙甘露:诗歌打开了世界的另一个维度

  腾讯文化网友提问:我所见过的最真挚的动人的表白,都是跟诗有关系的。比如说朱生豪先生写给他夫人的一句,“我爱你就像爱一首诗”。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人们总是用诗来表达爱情?诗为什么会让人感觉这么美?

  余光中:诗比较简短,有意向、有节奏,有感观、感性,包括视觉之美,诗有的时候是婉转的表达,因此用诗来表达爱情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有的时候不朽的感情,也有用散文表达的,也有用古诗表达的。其实我常常想,杜甫如果在报上有一个专栏,他也会直接写杂文了,批评杨国忠就好了。屈原如果有一个报纸在手里,他就不需要写罗里罗嗦的《离骚》。

  孙甘露:我突然想起一个当代的诗人张枣,他有两句诗特别好,很多年轻读者都知道,很有趣,他说“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有古典的意境,但是又很白话,意象非常美。诗歌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宝藏,不仅仅是男女之情的表达。爱尔兰人一般把它看成是一种修养,但是我觉得读诗肯定就是为你打开世界的另外一个维度,如果没有阅读,你的世界是缺乏的。

  余光中:诗歌读不懂 不怪读者怪诗人

  腾讯文化网友提问:伍尔夫曾经写过一篇批评文章,说诗人总是太多的描写自我,诗中都是自我环境和情感的描写和表达,这样对于广大的读者而言,往往过于晦涩难懂,特别是在这样一个阅读已经开始走入某种困境的时代环境下,如果诗歌还是依然难懂的话,大家都去上网看视频,看电视,不去阅读了,余老师对这个怎么看?

  余光中:这不能完全怪读者,要怪诗人自己。你的诗写得够不够好,要看读者能否寻着你的道路进入你的诗中,如果这个做不到的话,就应该努力写出更深入浅出的作品来。我觉得这点很冤枉,我的诗人家不懂的很少,可是我常常要为写让不懂的诗人来辩护。

  石川:经常我们会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这首诗怎么样,这首诗太好了,为什么好?因为看不懂。孙老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孙甘露:余先生讲得非常好,看不懂的不单是诗,还有其他写作,包括沃尔夫,也曾经被人诟病。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我觉得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训练问题,因为阅读也不是完全没有门槛的,就像我们年少的时候,很多今天大家看来能理解的作品,那个时候也读不懂。还有一个修辞问题,因为有些事情作者不是直接讲,而是通过一个委婉的方式讲。写得好的时候,诗人就为读者建立好了一个转弯的通道,写得不好的时候,诗人心里有,但是写不出来,读者就很费解,不知道怎么建立联系。

  余光中:梁启超是很有学问的,他论李商隐的诗的时候说,虽然我不懂,但是我觉得它美,这又是另外一个面貌。有些诗你在理性上不懂,在感性上不喜欢,那就完了。可是梁启超说,我读不懂李先生的诗,可是他感性上能打动我,我觉得很美,这个还是有得救的。再比如说胡适,胡适欣赏杜甫的诗,喜欢“三吏三别”社会批评的诗,不喜欢《秋兴八首》,所以胡适的感性不够宽阔,这就要怪胡适自己,他太喜欢非常明白如水的东西了,所以他自己写诗也是比较浅显一点。

  孙甘露:《秋兴八首》有两句诗特别好,“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可以用来形容读者和诗人的关系,读得懂和读不懂、接受和不接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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