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周伦佑:站立在刀锋上的大鸟(4)

  三个主题之间看似完全断裂,但从中我们仍能窥见贯穿始终的介入与承担的主线。诗人在自己的诗作和诗论中一直保持着介入的姿态,只是每个阶段的姿态都在作角度的调整,从而表现出向度的不同。从那无形笼罩于个人及人类并带有神秘性质的命运之网,到黄蜂般飞舞,将内核中的毒液注入精神命脉,把人变成玩偶的权力话语之针,再到深入人类梦境,威胁公理、押解正义、主宰生死的暴力之手,都是诗人不同时期的质疑与解构的对象。这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解构,从气体到固体的解构,从远距离到近距离的解构,从侧向到正向的解构。

  在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中,解构暴力,是对当下现实的深度介入。

  看起来,周伦佑诗中的介入与承担意识,历经转换才最终定位于正向的解构暴力主题。其实这是由他自小的磨难打造出来的天性。很多人的觉醒大多源自信仰崩溃之后。据我所知,周伦佑从未盲目信仰过,也没经历过觉醒的日出过程,他好像一直醒着,一次次的转换只是在加深和拓宽自己的醒觉。

  当他在前政治时代的“文革“时期开始进入写作,就在为自己的手抄诗集所写代序《生命的呼吁》中,不只对“文革”而且对产生它的深层次原因发出否定的置疑 12。这个时期的诗歌作品,最能体现作者此后思想特征的,要数《誓》、《星星的思路》、《一棵树的黑暗经历》。

  《誓》是读《埃塞俄比亚新政治史》后有感而作。这部书商务印书馆1974年出版,标明为“内部读物”。书中介绍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贵族青年格马梅与哥哥门吉斯图上校,1960年发动推翻海尔·塞拉西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政变失败后壮烈牺牲的事迹。两位热血青年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特别是行刑前大义凛然的演说,深深震撼了诗人的心灵,他于是写下这首诗:
  
  溶血的酒,举起
  对失败的祭
  折断的箭,丈量
  生与死的距离
  凿沉的船,断绝
  唯一的退路
  神圣的火,净化
  灵魂与肉体
  
  为了爱,我用仇恨
  把自己钉上复仇的旗13
      
  《星星的思路》是对20世纪70年代初期外省小城青年思想探索者的素描。诗人当时就属于他们中的一员,对其特征非常熟悉:
      
  夜空
  抛出一道道光束
  那是星星的思路
  在夜的神经上闪耀
  世界睡了,大脑醒着
  把思想之箭
  射向黑暗深处……
  人间多了一点光明 
  黑夜少了一分恐怖
  
  一道道光束剌痛夜空
  那是探索者的思路14
                     
  但是诗人与伙伴们不同,他选择了诗。决意凭借诗歌来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探索,并捍卫被黑暗围困的生命:
         
  诗人来了,小树紧靠着他
  颤声问道:你不会死吧?
  诗人说:我会死的
  但我将把你托付给我的诗篇
  让那些文字伴陪你直到天亮15   
   
  这样的写作基点,不能不具有深远的人生背景和向存在敞开的姿态,完全不同于那些常见的青春期娱情写作、快感写作、显在写作。海德格尔说过:凡是在世界的黑夜中没有担当起对终极价值进行追问的诗人,都称不上这个贫困时代的真正诗人16。周伦佑从最黑暗年代开始的写作,一直坚持在介入、探索和捍卫的基调中进行对存在价值的追问。尽管追问的并非都是终极价值,但在诗人生活的国度,终极价值往往存现于现实价值之中,真正的诗人必须正视。

  他写作中的暴力解构主题,就从这里开始。虽然后来又经历了反命运和反价值两个阶段才回到这个主题,但已是高度纯粹化的呈现,部位更准,切入更深,解构更有力。

  食指祖国情怀的诗作绝对不能与之相比。北岛对“文革”暴政的追诉式抗议也不能与之相比。“知识分子”诗人为何要借助“西方资源”来表现对抗主题?因为他们的生存资源中缺少这个与生俱来的火种,更缺少这个火种因89铁血的熔入而在生命的转炉中燃成纯粹红色的深度体验。   4

  纵观周伦佑三个时期的作品,我个人更喜欢第一时期和第三时期。作者自己认为语言实验的第二时期同样重要,但读者可以不这样认为。比较第二时期的两首长诗,《头像》又比《自由方块》更接近诗。它至少表现了人生从虚无到实有再到虚无的抽象哲学主题,而且形式也趋于精粹。从猝死纸上的《人日》的余辉中诞生的《自由方块》,除了庞大的体积和语言游戏式的痴迷,很难让我翘指称赞。这首诗的反语法反语义实验,在评论家眼里自有其异端的价值,但对于读者遵循诗性逻辑获取诗化意义的期待,却只能提供极端的折磨。而且,作者的构思和表达也未必达到了澄明和纯粹。

  作为第三代诗的代表人物,周伦佑在语言变革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口语诗他也能写,但绝不热衷。天生的傲气使他不屑于去做众人可以模仿的事。面对现成的汉诗语言秩序,他选择的不是语言句式的叙述体实验,而是语言结构的解构性探险。然而就是在这场探险中,他也从不满足于纯形式的语言解构游戏,而是将解构之笔插入语言深处的价值结构,表现对价值秩序的反抗。

  我承认,诗所承担的不一定是道,不一定是志,也不一定是情,诗有多种承担的可能。然而就像美术离开了“美“这个界定便很难称为美术一样,作为文学钻石的诗——它的任何可能性承担,都不能离开人,否则就不叫诗。诗只应承担它能够担当的,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更不能马作牛用。一个人去做力不从心的事,难免事倍功半,有时甚至酿成悲剧。诗也一样。消解蒙人的价值幻觉和话语权力,非常必要。但是这份重量诗未必担当得起。事实上,真正实现作者意图的文本,并非两首长诗《自由方块》和《头像》,而是一篇诗论《反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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