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有高楼：2010年西安文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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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西安文学界可谓好事连连：贾平凹写出了自己文学生涯中前所未有规模的长篇小说《古炉》，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穆涛、第广龙等人获得第四届冰心散文奖；西安市作家协会在4月份成功换届；《美文》持续19年来的良好势头，不断探索，稳健前进，在海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由西安市文联牵头的资助和扶持中青年作家项目启动并初见成效，而且作为一种制度以后每年都要坚持下去，更大规模的2011年度的扶持计划在2010年12月初已经开始落实；不同年龄段的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状态活跃，新作叠出，成果喜人；研究和批评在既宽松又严肃的健康氛围中，不断深入地开展。一句话，2010年是西安文学发展的一个大年。 “一个作家是要有点野心的” 这是2010年11月13日贾平凹在宝鸡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研讨会上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观点，我们恐怕不宜简单地理解为是贾平凹坦诚、率真的经验之谈。作家的野心是什么？我理解就是要写出前所未有的好作品，就是要在艺术上敢为天下先，就是要用文字建造自己的艺术王国。贾平凹的“野心说”，与其看做是他的夫子自道，倒不如认为是他文学抱负、艺术雄心的展露。贾平凹是一个言语短的人，说的少，做得多。不是他不会说话(最少从纸上来看)，而是他不愿说，不喜欢说，当不少作家多年来反复不断地自我表白、自我解释甚至是自我宣扬的时候，贾平凹只是闷着头在写，在一部接一部地出作品，用不断拿出来的作品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四十年来发展变化的全过程，昂首走在了同时代作家的前面。“野心”实现了就是雄心，有了“野心”或者是已经表露出来了但没有去用事实兑现就是吹牛。 2010年是贾平凹忙碌并大有收获的年份。耗时近四年的长篇新作《古炉》于5月份完成。这是贾平凹的第13部长篇小说，有64万字的规模，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上是前所未有的。该作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代》杂志2010年第六期已经开始连载，近期《小说选刊》也将刊发。散文《一块土地》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贾平凹文集》计21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为了给他写作提供一个安静的环境及收集材料、藏书等的方便，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贾平凹文学艺术馆”已在西安漂亮的曲江新区建成并交付使用。在写作和多种工作、社会活动的繁忙间隙，贾平凹还走访了陕南的十几个乡镇，到甘肃省定西地区下属各县跑了十来个大一点的乡镇，观察、采风和深入了解民间痛痒，并在《美文》《人民文学》《华商报》等报刊发表散文新作二十余篇。2010年8月份，在母亲去世三周年之际，贾平凹发表了深情的怀念文字。有了这么多叫人羡慕的业绩，贾平凹仍然是一贯的低调。前不久在一个会议上我碰见他，说你不得了哇，贾平凹回答：“这一年弄的事不多。主要是读书，写散文，不出国。” 《古炉》刚交稿，便引发了热议，几家传媒马上跟踪报道，还发表了贾平凹与李星的对话。《古炉》的时代背景是“文革”，作品中的村庄原型是陕西省铜川市的陈炉古镇。关于新作为什么叫《古炉》，贾平凹说：“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的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的是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而且把那个山叫做中山，也都是从中国这个角度整体出发进行思考的。写‘文革’这一段，实际上是写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之所以把陈炉镇作为作品中的村庄原型，作者显然有着“熔炼”的艺术寓意：陈炉是宋元以来耀州窑惟一千余年还在烧瓷的遗址，不熄的炉火晚上映红了全镇，极为壮观。整个中国不也是一个广大无比的大熔炉吗？就漫长的中国历史的角度而言，“文革”不过是一个瞬间，但从当代中国的层面看，“文革”是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运动，和我们当下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文化生活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而深刻关系，所以艺术地观照和思考此段重要的历史，是今天文化建设大题目中的应有之意。贾平凹在《古炉》的后记中写道：“是我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他们写得过于表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或许也正是宿命。经历过的人多半已死去，活着的人要么不写作，要么能写的又多怨愤……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却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地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做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场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而问题是，曾经的一段时间，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了责任。是呀，责任在谁呢？寻不到责任人，只留下了一个恶的代名词：‘文革’。”一个人的记忆，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记忆常常让人们难堪，但遗忘特别是人为的遗忘却是一种耻辱。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托马斯·曼就撰文质问自己的国人：难道整个德意志都是受害者吗？难道德国人不该对那些世界范围内造成的罪恶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吗？难道每一个德国人不应该反思在战争中自己的所作所为吗？托马斯·曼的诘问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和思考。贾平凹结合自己的经历和记忆，调动几十年的艺术积累和生命体验，用他自己长篇小说还未有过的浩大篇幅，艺术地画出来一个巨大的问号：“是呀，责任在谁呢？！” 评论家李星问贾平凹：“你通过对一个村子‘文革’全过程的记忆重现，要告诉今天的读者什么？”贾平凹回答：“告诉读者我们曾经那样走过，告诉读者人需要富裕、自在、文明、尊严地活着。”显然，这个嘴笨的人是经过长久地思考才有这两句分量很重的概括的。 “美好人性是支撑人活下去的理由” 当北京传来吴克敬的中篇小说《手铐上的蓝花花》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的消息时，西安和陕西文学界并未感到惊讶，朋友们真诚地祝贺之余，更多地是认为吴克敬获奖名至实归。吴克敬是一个勤奋得有点脸厚的作家。近五年以来，他出版的小说、散文、随笔作品集就有16种、300余万字，就这还不含他已经脱稿的两部长篇小说。其实，吴克敬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已享有文名，发表在《当代》上的中篇小说《渭河五女》使他饮誉文坛。此后有二十余年，吴克敬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供职于西安日报社，任《西安日报》《西安晚报》副总编，在此期间基本上未涉足文学写作，涉及到文字的多是新闻。吴克敬在50岁以后，在工作之余，又拾起了笔投身于他钟爱的文学，以惊人的速度和大量作品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呈“井喷”之势，一发不可收，被评论家称之为“吴克敬现象”。前后不到六年时间，散文收获冰心文学奖，中篇小说获得鲁迅文学奖，还有陕西的柳青文学奖等奖项。《手铐上的蓝花花》《七彩哈达》《羞涩的火焰》《状元羊》等中篇小说先后被拍成电影，《新华文摘》《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二十几种刊物先后对吴克敬的作品作了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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