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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论剑:余华VS三十国汉学家

2018-08-24 09:09 来源:上海文学 阅读

故事沟通世界
——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

邓南茜 供稿

 

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


第25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开幕第一天,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于8月22日上午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东四馆中图活动区举办了“故事沟通世界——余华对话30国汉学家”的活动。出席活动的重要嘉宾有中国著名作家余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林丽颖、第十二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以及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海外汉学家等。活动由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国际出版业务部主任雷建华主持。现场气氛热烈,余华和各国汉学家的对话不时引发笑声和掌声。这是继去年莫言和各国汉学家对话之后,又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和汉学家的大型对话。

余华:我认识的第一个汉学家是丹麦的魏安娜。当时是1988年在鲁迅文学院的时候,戴安娜来北京开会,想要向欧洲介绍中国的青年作家,那个时候我28岁,刚出我的第一本小说集。2006年我去北欧的时候去了她的大学,办公室书架文件夹上全是余华,我的作品。她是北欧最了解我的汉学家之一,为我的书的出版奔波,在2013年左右终于找到合适的出版社。后来我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今天一看,我认识的汉学家还是少,还要再认识更多的汉学家。今天我认识的有白罗米、劳诺、安娜和杜光民。

雷建华:今天我们在互动中进行对谈。有很多汉学家翻译过余华老师的作品,您们对余华老师作品的感想是什么?

白罗米(罗马尼亚):很高兴又见到余华老师,我2017年翻译了您的《许三观卖血记》,今年又要翻译您的书。余华老师是在罗马尼亚非常有名气的中国当代作家,非常具有代表性。我们在罗马尼亚的首都还有其他大城市都举办了您的新书发布会,我们发现余华老师的罗马尼亚粉丝越来越多。他们喜欢您的作品也有各种原因,有想读小说了解中国的历史,也有通过普通人的故事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几位译者觉得非常感动,也会致力于继续翻译您的小说。想问您,为什么转向非小说创作,希望将来有机会能看到您越来越多的小说和故事。

余华:我的时间是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一方面是因为我要出国,另外我在中国的生活也很丰富多彩。为了生活只好牺牲自己的工作。我准备今年11月从意大利回来就写自己的长篇小说。我这两年在国外的论坛比较多,需要同传,因此我要准备发言稿。写完了回来觉得光发言可惜了,就扩充了一下给了英国的卫报,但是我会继续写小说。

白罗米(罗马尼亚):您这个年龄的作家,经历了文革,见证了那么多悲剧,受到了启发,才能写出这么深刻的故事。现在的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过上了美好的日子,年轻作家很少有让人非常感动的故事,罗马尼亚也是。描写现代社会,没什么多大意思,您怎么看?

余华: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经历,受到的社会影响很深刻。但是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受到了很好的关注。今年去了意大利和法国,在书店看到了阿乙的书,在普罗旺斯又看到了阿乙的书,是平装,说明精装销售不错。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中国年轻一代的作家也受到了很好的关注。

杜光民(缅甸):《活着》的缅甸语版即将要出版。翻译《活着》的过程当中我对其中一段印象深刻,就是坏的也变成好的,好事也变成坏事。最近您的最新的小说《第七天》也展现了一些很微妙的关系。想问您创作的时候,是想把这一点让读者感受到,是这样的意思吗?

余华:一个作家在提供一个文本的后面,肯定存在社会的、历史的文本。为什么现在很多学校拿小说当素材,很多学生不想学枯燥的社学会方面的书,因为都是数学和统计。现在学生更愿意看小说,小说反映某一个社会和历史,里面是活生生的人物,书里什么都有。文学作品中不可能回避社会、政治和历史等,曾经出现的、已经出现的和未来出现的,书里都有,这就是文学存在下来的意义。

黎明(印度):我在印度教中文,第一次看您的作品《活着》是2008年,我觉得您的作品在出版25年之后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当代作家过5年之后可能就不记得了。您把中国社会负面的部分表达出,感觉如果不看社会的负面,就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问题。我想把您的书推广到印度,跟中图出印地语版。

余华:印地语版的《活着》马上出版,你可以翻译《许三观卖血记》。印地语是个很大的语言,感谢。

李莎(意大利):我跟余华老师认识了20年,1998年领文学奖的时候为他翻译。我的问题是20年来,作为一个作家,您的内容、现实和风格有没有变化?

余华:我写中短篇小说是80年代,我们这一代作家都是先写短篇,再写中篇,1-3万字左右,然后发现可以写长篇了。变化的一个点是《活着》,这是突然出来的变化,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变化。描写农民用最简单的风格讲自己的故事,自然变化很大了。到了《兄弟》,流行的、文革的语言都有,我尽量把这些语言都放进去。《第七天》的语言又变得安静了,因为是一个死亡的条件。根据不同的题材迅速的调整,不断地变化。没一个作家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的。

马诺(西班牙):很高兴跟余华再次见面,2014年在巴塞罗那当过余华的翻译(余华:每天都在一起),在巴塞罗那参观公园。我作为翻译,我想提问的是跟翻译有关系的问题。翻译家翻译中国或其他作家的作品,对原文会进行一些修改,您怎么看?

余华:我们和马诺天天玩,外加接受一些采访,是我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文化差异和语言差异,我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有一些变化,完全终于原作的翻译不是一个好的翻译。因为语言与语言之间的巨大差异,翻译在一些地方失去一些什么,又在什么地方加强了一些,原文和译本是平级的关系。

劳诺(芬兰):想问您,翻译您作品的翻译家,如果没有任何联系,遇到问题也不去问您,您怎么看待这种?

余华:其实我是最好合作的中国作家之一,因为我不懂任何外语,中文也不懂。他们问我什么语言翻译的最好,我都说非常好。作为一个作家,我的经验是首先要搞定出版社。美国我就很早搞定了企鹅兰登书屋。我也有折腾了那么多年搞不定出版社,比如日本,日本有五个出版社,但我搞定了翻译。搞不定出版社就先搞定汉学家,还是要感谢汉学家。因为美国编辑不懂中文,汉学家先翻译了,给编辑看了他很喜欢,出版了之后出乎他意料的成功。

孟娜(伊朗):我们国家依然对中国文学翻译了解很少,但余华老师的作品已经成功推进我们市场了。我们国家的电影很有名。这场活动的主题是故事沟通世界。余华老师的故事已经跟世界各地的民族沟通过。我想问您,您对生活的观念是什么,人的三观是否能改变,或者通过一些途径改变命运,您对年轻读者有什么推荐?

余华:伊朗的电影是伟大的电影。再看看我们中国的电影,太烂了,中国总是抱怨审查,但其实是没才华。伊朗有双重审查,政治和宗教。自己没有才华,推给审查部门也是不对的。中国的文学就比电影好得多,大家都在努力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不是为了票房或者什么。对于一个年轻的作者努力是重要的,要对自己的每一个段落满意。如果一个段落遇到问题,就休息两天,回来会发现完全不是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作品出版以后,对于作家只是作品意义上的完成。读者带着自己的世界观和经历阅读这本书。他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也在丰富这本书,一部作品的完成是需要读者来参与的。我相信当一部作品受到了某一读者的喜爱,肯定是某一读者读到了他自己的感受。

命运确实很重要,命好和命不好差距太大了。首先一个人和他终生所从事的工作相遇是命运的安排。成为一个作家是命运的安排,我成为一个作家就比牙医更好。马尔克斯就是这样,他写《百年孤独》就是进入了上帝给予的状态。他运气比较好,命运更喜欢马尔克斯。

文炫善(韩国):您对韩国读者有怎样的想法,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余华:我也不知道,我也是在韩国我们这一代出书最早的作家。1997年开始,1999年第一次到韩国的时候就已经出版5本了,与出版社保持了很好关系。当时到了韩国有很多的采访,非常非常多的采访,他们不遗余力地推荐我。两年后,在韩国书卖的越来越好。一个媒体的宣传对中国作家在该国的书很重要。

萨马特(吉尔吉斯斯坦):我从小到现在看很多文学作品,看到作家本人还是第一次。有两个简单的问题想问您,您写小说时候,您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找灵感?您喜欢哪些外国作家?

余华:第一个问题就很难,灵感很神秘,跟灵魂一样神秘,灵感来到的时候,你得要用手紧紧抓住他,写完以后才能放走,根据我的经验,不断工作灵感才能来,坐那抽烟喝茶不会来的。你必须得工作,打倒灵感,灵感就滔滔不绝的来了,你不去工作的话灵感不会来到。

我喜欢的外国作家太多了,1000多人。比如,日本的川端康成、捷克的卡夫卡、美国的福克纳。今年年初发现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对我也有影响,教我处理作品叙述中的高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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