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为《兄弟》辩护：扇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日前，余华应邀参加2006年香港书展的“名家讲座”系列，面对香港读者与《兄弟》的约会，这位作家因为放松而对记者说出了不少真心话，他不仅认为《兄弟》遭遇到的来自读者的批评其实是高期待之后失望的一种正常表现，而且表示《兄弟》有可能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因为直到这部作品，他才终于敢去碰触许多优秀作家都不敢碰触的当代题材并且可以流畅书写。

　　自《兄弟》出版之后，一直受着读者格外关爱的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余华几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责难，关于《兄弟》的批评之声是如此强烈，而且大多数都通过媒体广泛传播，上部出版之后已经骂声四起，下部则硝烟一片。简洁、凝练、以篇幅短小著称并以蚀骨的悲剧性关照的余华在“华丽的转身”之后，得到的却都是放肆的讥评。为此，在配合出版社一个月的宣传之后，余华销声匿迹不再接受内地媒体的任何采访也不再在任何公开场面发言。

　　回应批评：失望是高期待后的自然回落

　　记者（以下简称记）：这是一个可能已经被问了无数次的问题，你因为《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而备受推崇，但《兄弟》面市后受到的批评却如此激烈，你个人对此怎么看？

　　余华（以下简称余）：这其实也是一种正常现象，《兄弟》和《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后两者面临的情况是出版时默默无闻，读者是在阅读中慢慢地发现了它们，正因为是被发现的，所以会充满了乐趣，而有了这样的乐趣之后，自然会对我以后的作品有更高的期待。所以《兄弟》不被喜欢是很正常的，事实上不管我写什么，哪怕再写出一部《活着》或者《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作品，也一样会受批评。至于这个批评来自何处则需要在这里澄清，你们看到的所谓批评其实不过是媒体的一场战争，而来自文学评论界的批评则还没有开始。比较充分的是读者的批评，主要是通过网络传播，但现在网络的最大特点就是“真理与谎言齐飞”，很多发表意见的读者其实根本就没看过书，不过是人云亦云地跟着乱骂，一个读者说了一句“余华的《兄弟》光写屁股就写了80页”，结果所有的读者都跟着这样说，这完全是无视事实的谩骂，这个人根本连书都没看过，事实上关于屁股全部加起来最多也就20页而已。

　　记者：你曾经说过，阅读其实是对读者耐心的一种考验，所以不要用长篇来折磨读者，你主张长篇不要超过20万字，但《兄弟》却如此冗长，是因为不想考虑读者的感受了吗？

　　余华：经验告诉我要少说话，要不然就会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笑）3年前我还在说，长篇小说不要超过30万字，作为我个人来说，还是喜欢写20万字左右的小说，而且从自己的阅读来讲，除了金庸先生的小说以外，其他只要超过30万字的作品我几乎都无法卒读。但《兄弟》是一个例外，我写了51万字，自己给自己扇了一个响亮的耳光。

　　记者：你自己最喜欢的作品是哪一部？

　　余华：我只能说我现在最喜欢的作品是《兄弟》。（笑）作家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和评论者喜欢的作品以及读者喜欢的作品未必是一致的。跟我的其他作品相比，尤其是跟《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相比，《兄弟》遭受到的攻击最多，因此我会最疼它。但根据我以往的经验，我对每一部新作的喜欢都不超过半年，半年以后都会觉得新作和从前的作品没什么不同，但这一次《兄弟》的出版已经超过半年了，我还是觉得它最好，所以我想，也许《兄弟》会成为我最喜欢的作品。而事实上，《兄弟》尽管在读者中的评价不高，但在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界都被一致叫好，认为是一部解读20世纪中国的最佳读本。对《兄弟》的最终命运我还不敢断定，但写《兄弟》我自己的最大突破就是我发现我具有了书写当代社会的能力。你会发现，最有才华的作家都不怎么写当代生活，因为这是一个易变的、充满动荡的时代，不像稍远的年代或者农村生活，基本上都已经定了型，关于以往的时代的评论和认识也都比较一致。但写《兄弟》的时候我最大的进步就是敢于碰触当代生活这个题材，并且感到写起来比较顺。

　　表达快乐：小人物的快乐每日茁壮成长

　　记者：《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语言非常简洁，几乎到了削肉见骨的地步，那样一种风格，是你刻意而为之的吗？

　　余华：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刻意追求却没有结果，而无意之间却可能获得成功。最早的时候《活着》我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叙述，有点像我的另一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后来发现写不下去了，于是就改成了富贵的第一人称叙述。以前我认为这是一种写作技巧，但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的取向，对局外人来说，晚年的富贵一无所有，但对富贵来说，他是快乐的，因为他有感情很好的妻子，有两个他深爱的孩子和一个孙子，因此他的讲述充满了欢乐。而富贵是一个农民，所以他的叙述要用一种最朴素的语言来写。而写《活着》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任何一个人的生活都属于他的感受而不属于别人的议论。”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写了前面1万字以后我才发现，这部小说其实是在用一种对话在写，写作的人都知道，用对话来完成一部小说是很难，我十七八岁读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的时候就想，这个作家真了不起，可以用对话来完成。但写着写着我感觉到如果对话在小说中只承担人物发言的责任，那么我就无法继续写下去。因为句子会长长短短，毫无章法，如果它同时还可以作为叙述的推进的话，那么对话就有了更大的意义，于是我一度陷入僵局，无法写下去。后来我想到了我们家乡的戏曲越剧，以前曾经看过越剧的一些剧本，对其对白和唱词的节奏有一定印象，于是翻来再看，就发现可以用越剧唱、白之间的节奏来写，最后很顺利地就完成了。

　　记者：你书中的那些小人物的欢乐，是你的愿望还是现实，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余华：虚构的真实和现实中的真实是很一致的，写作是一种训练，你要去寻找语言、寻找故事，然后逐步变得有经验。但生活本身教会我们的更多，小人物的“快乐人生”并不是我希望如此而写得如此，而是他们的生活就是如此。我现在还会在我北京住所的工地旁边，看到一些建筑农民工，也许他们连过年的薪水都拿不到，但太阳落山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聚在一起喝那种最廉价的啤酒，一起聊天。体验到生活的乐趣，和一个人有多少钱，身处什么样的高位无关，这样的乐趣每天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茁壮成长。

　　解释冗长：下半部在写作中失控

　　记者：经常会有一些作家说，写到最后，他们笔下人物的命运已经不由他们控制了，你也会这样吗？在写作中会失控。

　　余华：下半部我完全控制不了生活，倒不是因为我的原因，而是生活太丰富了，我并非要把所有的生活都放进去，但如何筛选生活，对我来说成了一个难题。上半部写作的兴奋点在于对以往的叙述，而下半部的兴奋点则在于我可以写中国的当代生活，很多人说小说太荒诞了，事实上改革开放后的内地确实是什么样的怪事都层出不穷，我在欧洲的一个朋友在看了《兄弟》以后告诉我，他知道为什么读者会不喜欢《兄弟》，因为那里面的社会就像是被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我在写作的时候，的确是把手边有的素材都放进去了，上世纪80年代从视觉革命上来说，是服装的革命，所以我写了“垃圾西装”，这是真事，我自己都穿过，不过在小说中把它夸大了。上世纪90年代我记得是选美，只要你打开电视，哪个台都在播选美。而进入21世纪以来就是韩剧的影响，所以在《兄弟》中会出现周游最后叫周不游的那么一个爱看韩剧的人物。

　　记者：最后一个轻松的问题，余拔牙这个人物的原型是你吗？因为你做过牙医，又姓余。

　　余华：（大笑）我自己做过十年牙医，但却从没在小说中写过牙医，突然间有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就打算来个嘲讽，这是我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但现在看来玩笑开得太大了一点，弄得现在我的朋友们一给我打电话就叫我余拔牙，我得赶紧把这个称呼终止了，免得流传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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