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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论儒家修养

2019-01-03 09:38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阅读

楼宇烈

楼宇烈,男,浙江省嵊县(今嵊州)人,1934年12月10日生于杭州。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85年9月起); 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1985年12月起); 北京大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 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1989年12月起)等。


儒家认为人的道德行为建立在心性修养的基础上,心性修养是由道德认知到道德践行的不可或缺的连接环节或桥梁。先秦儒家孔孟荀和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为儒家心性修养论奠立了思想理论基础。汉唐儒家学者继承、传播和维护了传统儒家的心性修养论。宋明儒家学者将儒家心性修养论发展得更为理论化、精致化。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古今中外的前贤硕儒,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大量的探讨和论述。有的以人具智识理性与动物区别开来,有的以人不能离群(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为与动物区别的标志,有的以人的行为的自觉性和合目的性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有的以人有伦理观念、道德意志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等等。这些论点,虽说有深浅的不同,有本质和非本质的区别,但并不是互不相容的。如果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这些从不同角度说明人与动物区别的论述,则对于全面把握人的本质都还是有其理论价值的。

中国古贤们在上述各种理论中,更强调的是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

如孟子说:人与禽兽的差别只有那么一点点,一般人常常轻易地丢弃它,而君子则牢牢地保住它。这一点点的差别就在于人是具有伦理意识、道德情感的。所以,孟子又说:没有恻隐之心,没有羞恶之心,没有辞让之心,没有是非之心,是不能称作人的。

荀子在论述人与万物区别时也特别强调说,人是因为具有了礼义,才成为天下万物中最尊贵者的。他还说,天上最明亮的是日月,地上最明亮的是水火,万物中最明亮的是珠玉,而对于人类来说,最明亮的则应当说是礼义了。

孟、荀以上的论述,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人与天地万物本质区别的最基本观点。《礼记》中归纳说,人如果不讲礼义,即使能说话,那也还是禽兽之心。禽兽没有礼义,父子可同与一雌性禽兽发生关系。因此之故,圣人出来制定礼义以教化人,使人因有礼义而自觉地与禽兽区别开来。以后各时代、各学派学者的有关论述,虽说也有不少发展和丰富,但从总体上讲,都没有超过这一基本观点

基于以上对于人的本质的理解,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强调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

儒者们十分推崇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的精神,重视个人的学习和对他人的教育。而在他们的心目中,学和教的首要内容是完全相同的,即学习和教人如何做人(为人),亦即确立和提升人格的问题。孔子尝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所谓“为己”、“为人”的意思,可以用孟子的一段话来作说明。

孟子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孟子·告子上》)

荀子的解释则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学也,以为禽犊。”(《荀子·劝学》)这里的“美其身”,就是“为己”,相当于孟子讲的“修天爵”,指人格的提升;而所谓的“为禽犊”,就是“为人”,相当于孟子讲的“要人爵”,即把“学”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这是儒家大师们最为反对的。

这里,我们还可举出南宋两位不同学派的著名学者的论述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如,心学大家陆九渊说:人们学习究竟为了什么?人生在天地之间,做人就应当尽其为人之道。因此,人们之所以求学,就是学如何为人而已,没有其他的目的。

理学大家朱熹则在他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道:考察以往圣贤之所以教人,无非是让人们探求明白做人的道理,进行自我修身,然后推以及人。并不只是教人们广闻博记,写漂亮文章,以便去沽名钓誉,追求利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问题,有着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反的观点。如有的以性善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孟子等),有的则以性恶论为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如荀子等)。此外,也还有性无善无恶、性有善有恶、性可善可恶等种种理论。尽管在建立人的伦理道德的根据上有如此众多的分歧,然而在如何才能建立起人的伦理道德,或者说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则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认为必需通过教育、学习和修养。

孟子认为,人人都具有“亲亲”、“敬长”的“良知”、“良能”,人人都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是为为善之端。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善的。但是,由于环境的影响和个人的懈怠,这些善的本性在不断地丧失,如果没有教育、学习和修养,这些“良知”、“良能”和为善之端,是不会自动地发展为仁义礼智等道德行为的,当然也不会成为具有完善人格的人的。所以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放逸、放失之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

荀子认为,人生而好逸恶劳,好利恶害,有好利心、疾恶心和耳目之欲求等等,如果顺其发展,必然走向争夺暴乱。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需有待于教育、学习和自我修养,才能使人成为一个有伦理观念、遵守道德规范的人。因此,荀子所著之书,首篇即题为“劝学”。他说,从学的意义来讲,就是要从学做一个懂礼义的人开始,而最终成就为一个圣人。从这一意义来讲,学是一刻也不能没有的。学了就能成为一个人,不学就会沦为禽兽。

总观历代儒家学者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基本人格的确立,基本伦理观念、基本道德规范的养成方面,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社会良好环境的创造,以及师友、父母的身传言教。而在人格的提升,伦理观念的深明和道德规范的自觉、道德境界的向上方面,则着重强调的是个人的学习和修养。

孔子说:实践仁的品德,完全是自己的事,难道还要靠别人!又说:仁的品德离我们很远?不,我想要得到它,它就会来到。

孟子也说:君子遵循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去不断地提高,主要是要求他自觉地有所得。正确的道理和方法,就像大路一样一目了然,哪有什么难于了解的?所怕的是人们不去求罢了。这些话都强调了个人修养在提升道德人格方面的决定作用。毫无疑问,社会环境对于人格品德形成和提升是有着巨大影响的,但同时显而易见的事实又是,生活在大致相同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在人格品德等各个方面却往往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这说明,同样的社会环境对于不同的人,所发生的影响和效果是很不相同的。

究其原因,主要是与每个人的主观努力和接受程度直接相关。而从理论上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个人修养既必要又重要的现实根据和理论根据之所在。

近代以来,人们对于儒家的修养论有许多十分严厉的批判,其中有不少是缺乏科学性的,但如果把它放在近代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这些严厉的批判也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史无前例的十年文革期间,却大大地发展了这种对传统文化不科学的批判运动。

它首先给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定为封建地主剥削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货色,然后去批判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为刘少奇同志在该书中充分肯定并强调了共产党员自我修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认为在中国儒家中有许多修养身心的方法是可以借鉴利用的。而通过对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批判,不仅进一步否定了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修养论,甚至进一步完全否定了一般的自我修养的必要性。

应当指出,文革期间炮制出来的这种完全否定自我修养的谬论,一度曾给社会的道德教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极坏的影响。至今,人们也不应当忽视其在理论上和思想上所造成的混乱,而应当予以必要的澄清。

事实上,随着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和世界交往的日益开放,社会对于现代人的品质要求是越来越高了。所以,对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成员来说,不是要不要自我修养的问题,而是如何加强自我修养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问题。

古语说得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礼记·学记》)这是一个朴实无华、颠扑不破的真理。

儒家讲修养,首先讲立志。

所谓“立志”,就是要确立宏大的、坚定的志向,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奋斗的目标。

孟子讲:“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段话,他在这里指出了一个事实,即一个要承担天下重任的人,必定要受到种种艰难困苦的磨练。由此也可知,只有那些有宏大而坚定志向的人,才会自觉地去进行修养,主动地接受种种艰难困苦的磨练。

孔子弟子子夏说:广博地学习而且志向坚定不移,诚恳地讨教而且联系实际思考,这样仁德就在其中了。

宋儒程颐在解释第一句话时说:“学不博则不能守约,志不笃则不能力行”,明确地指出了坚定的志向对于修养实践的重要性。反过来说,一个志向不坚定的人,他的修养是不能成功的;而一个志向不宏大的人,他的修养至多也只能成就为一个独善其身者。

儒家以“反求诸己”、“改过迁善”、“见贤思齐”为修养之要旨。

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所以他总是强调“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而从来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的。

孟子则更具体而明确地说:如果你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仁爱是否真诚;如果你治理别人而别人并不服从你的治理,那就应当反思你的智慧是否足够;如果你礼貌待人而别人并不敬重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礼貌是否虔诚。总之,一切行为如果在实现中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当“反求诸己”。反求诸己就是要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不足者补足之,有过错则不讳言而勇于改过。儒家是允许人们犯过错的,只是要求人们知错必改。

诚如孔子所说:“过则不惮改”(《论语·学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

程颐在解释这一思想时,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又说:“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

朱熹也说:“自治不勇,则恶日长,故有过则当速改,不可畏难而苟安也。”不足者补足之,则就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积极主动地学习别人的长处,这就是儒家常说的“见贤思齐”。而如果当你见到别人身上“不贤”的方面,则应当赶紧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也存在着这方面的问题,以便一并改过。

修养就是要通过平时长期的自我锻炼、自我改造以适应环境、改造环境。所以,儒家在修养中强调“严以律己”、“反求诸己”、“见贤思齐”、“改过迁善”等等,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修养的有效方法。

在“严以律己”方面,儒家还提出了一个“慎独”的修养方法。

所谓“慎独”的主要含义是洁身自好的意思。

如孟子说:古时候的人,得志时则普施恩惠于百姓,不得志时则修品德以显于世。一个人不通达时应当“独善其身”,而当其通达之时则应当“兼善天下”。孟子所谓的“独善其身”,也就是“洁身自好”的意思。

荀子最早提出“慎其独”这个命题,并把它与“诚”(诚实不欺)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个人的修养,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诚”。君子有至德,所以为人们理解、亲近与尊敬,这都是因为他能慎其独的缘故。然而,只有做到诚,才能慎其独,只有慎其独,才能显示出至高的品德,才能支配万物、教化百姓”。

以后,儒家重要经典《大学》和《中庸》也都讲“慎其独”,进一步发挥了荀子所强调的“诚”的思想。如把“慎其独”解释为“诚其意”,而“诚其意”就是“毋自欺”;或者说,在人们看不到、听不见的地方要格外地谨慎,不可做出亏心事来。后人引申此意,有所谓“不欺暗室”之说。宋明理学家大都十分赞赏“慎独”的修养方法,因此近代以来也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和否定。

不过,我以为朱熹在讲解《大学》“慎其独”一句时说的:“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欲自修者知为善以去恶,则当实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还是很有道理的。试问,一个连“毋自欺”都做不到的人,还谈得上什么修养?

进行自我修养也与做其他事一样,要从一点一滴做起,要能专心一志、持之以恒地去做,否则是达不到修养目的的。

荀子曾说:路虽然很近,不走是到不了的;事虽然很小,不做是成不了的。一个经常无所事事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出人头地之处的。所以,不从半步半步地积累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千里的,没有一条一条细小河流的汇集是不会有大江大海的。

荀子还认为,人们在修养方面应当有明确的目标,目标确定之后,只要坚持不懈地去做,那么不管什么样的人,或快或慢,或先或后,总是可能达到的。千里马日行千里,而平常马不停地跑上十天也能达到;同样,只要半步半步不停地往前走,一只瘸了腿的鳖也能达到千里之远;只要一筐一筐不断地往上垒,最终总能堆成一座高山。

持之以恒与专心一志也是分不开的。

孟子关于弈秋教二人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三心二意的故事是人们十分熟悉的。而孟子举这个例子,则正是为了批评那种“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即不能持之以恒的现象的。决心、专心、恒心,这是修养者能否达到修养目标的关键所在。

荀子有两句十分精辟的话,可以作为我们修养时的座右铭:“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用;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和师友对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所以,孔子以能与仁者相邻为美事,认为不能选择仁者做邻居,就不能算是有智慧的人。

而荀子则反复强调“隆师而亲友”。他认为,一个人不管他原有的资质如何好,如何聪慧,也必须“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然后才能不断地进步。假如整天与不良的人处在一起,那么最后连身陷刑网时还糊里糊涂呢!所以俗话说:“不知其子视其友。”

他还说.所谓朋友的意思,就是在共同理想的基础上互相帮助,如果没有共同的理想,又怎么能互相帮助呢?因此他告诫说:“不可以不慎取友”。这是人们在修养中绝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否则或将因师从不当、交友不慎而使自己的长期修养成果毁于一旦。

言行不一是儒家修养论中最为人所不齿的。

孔子说:古人不轻易说话,就是怕自己在行动上做不到。又说:君子以说得多、做得少为羞耻。这些都是要求人们在修养中做到言行一致。一个人立志固然要宏大,但如果他只是一位言而不行的人,那就反而不如那些立志虽不宏大,却能说一点就做到一点的人。

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儒家关于修养的方法和要求,只是全部儒家论修养方法和要求中的一小部分而己。

我认为,这些修养方法和要求,在经过现代阐释后,是可以提供给今人修养时参考和采用的。

儒家认为,修身是做人的根本,要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从“修身”做起,所以他们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我并不认为修身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因为社会经济的决定力量大大超过道德的教化力量。但是,我也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放弃道德教化的努力,否定自我修养的必要。

人不应沦为单纯的经济动物.把自己变成自己创造的物质文明的奴隶;人应当用自己创造的物质经济成果来为净化人的生活环境,提升人的道德品格服务。修养将使人自觉到这一点。物质文明越发达,精神文明就越重要,自我修养也就越不可缺少。

所以我认为,今天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应当考虑设立一门“修身课”,作为青少年养成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在广大职工中也应当广泛地、经常地展开各种与职业有关的“修身”活动,作为成人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来源:中山国学堂企鹅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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