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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伏瓦:“深柜里的哲学家”(2)

2021-04-27 10:1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董牧孜 阅读

柯克帕特里克曾是萨特的研究者,显然也是波伏瓦的粉丝,她想证实波伏瓦作为一位哲学家的独立身份。为此,柯克帕特里克甚至毫不留情地把萨特从波伏瓦的世界中心移了出去。

在新发现的一批波伏瓦书信手稿中,研究者发现波伏瓦给其他情人所写的情书,要比给萨特的情书热情百倍——比如,在美国情人、作家纳尔逊·阿尔格伦,以及年轻的哲学家、导演克罗德·朗兹曼那里,她似乎才获得真正的爱情。相反,波伏瓦与萨特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更接近友谊——他们缺少真正的性生活。相比性爱,萨特更迷恋调情的过程。波伏瓦显然无法满足于这一点。同时,波伏瓦也有几位女性恋人。

萨特对波伏瓦的影响,似乎并非决定性的,应该说他们的学术合作与思想交流水乳交融,彼此增益。事实上,波伏瓦对萨特的写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这一点连研究萨特的专家也不得不承认,“没有理由去怀疑萨特确实从波伏瓦那里借用过观点……萨特是一个高明的借用者(理查德·坎伯《萨特》, 转引自屈明珍《“女萨特”,还是女哲学家?》)”。

1970年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在街头叫卖被禁的报纸 《人民事业报》图/IC photo

▲ 1970年10月16日,波伏瓦和萨特在街头叫卖被禁的报纸 《人民事业报》图/IC photo

波伏瓦复杂而缠绕的感情生活,使她对“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兴趣浓厚。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一书。在她看来,人类需要的是一种能够直面人性模糊性的道德观,而非给人们找借口的道德观。只有我们意愿自己是自由的,才能证明我们是道德的。与萨特一样,波伏瓦认为人的存在注定是自由的,不过,相比本体论来说,波伏瓦的兴趣更多是在哲学伦理学。

这种哲学特质也体现在她的小说里。波伏瓦的第一部小说《来宾》讲述一个男子与两个女子的三角关系,实则讨论“自我与他者”的问题;《他人的血》写到法国被占领时期的抵抗运动,但真正关心的命题是人在冲突中如何获得“自由”;《人都是要死的》则试图探索死亡与生命的关系,阐明生活的意义。这些小说纠结的问题,也是存在主义的核心论题。

在写作《第二性》时,波伏瓦内心的困扰是:“做一个女人,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很喜欢米歇尔·莱里斯的《男性气质》(Manhood),决定也写写自己。《第二性》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没有一个女性能够“不受成见和偏见约束”地过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自己显然也没有做到。女性气质也对女性构成一种内在的约束,女性气质不是一种天性或本质,而是在漫长文明历史中被塑造和建构的一些标签。

萨特说,作为人类我们注定要获得自由;但波伏瓦感到,作为女性,我们注定要感到分裂,注定得成为分裂的主体。《第二性》把存在主义的观念,拓展到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之中,当代美国哲学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的观点,恰如其分地说明了《第二性》的哲学意义。

实际上,从早期的哲学著作到《第二性》,波伏瓦一直在探讨不同境况中的自由,以及自由的限度。波伏瓦对自由与个人关系的理解与萨特不同,萨特往往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冲突,而波伏瓦没有那么悲观,她更看重二者之间积极的可能性。或许这与波伏瓦在情感层面的强度和细腻有关,或许这也是她的思想独创性之所在。

波伏瓦

波伏瓦的生命能量是惊人的。她无比自律,没有一天不工作,从不虚度时光。尽管使命感使得她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角色越走越远,但是她没少把时间花在恋爱上。感情没有影响她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野心,而是使她的生命“充盈丰富起来”了。波伏瓦的哲学与爱情互相缠绕,唇齿相依。

在情书里,波伏瓦显现出自己纯情少女的一面。她喜欢浪漫元素,也有过“恋爱脑”的时刻。同样,在波伏瓦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对爱情完全免疫。相比男人,女人在爱情中更为全身心地付出——在现实生活中,情况往往也是如此。大部分女性并不像男性那样可以选择丰富而艰难的事业。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辨析过男女爱情观的差异,爱情“于两个性别而言,意义完全不同”。拜伦说得准确,“爱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种消遣,而它却是女人的生活本身。”

“只有那些能在一片玫瑰花瓣中看到千丝万缕的凄凉的疯子,才会激发我如此的谦逊”,波伏瓦如是书写自己的动情。波伏瓦与萨特关系中的风流与痛苦,早已被传奇化,二人最著名的爱情契约,是一场长达一生的实验:“我们之间是必要的爱情,但我们也需要去体验偶然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哲学有浓厚的存在主义色彩,追求个体的情感自由和性爱自由,强调一种平等而互相回馈的爱情。对波伏瓦来说,理想的爱情可以让她保持自己的本性,做她自己所想;可以“陪伴”一生,而不会彻底“消耗她”。

卫星般的情人们,环绕着波伏瓦与萨特的契约爱情。波伏瓦的美国情人作家阿尔格伦在芝加哥写作贫民窟的故事,他“如同拳击手般粗鲁”,带她去领略臭名昭著的酒吧,见识小偷、毒贩和妓女。萨特年轻的学生、法国记者博斯特,富有青春活力的哥萨克姐妹花奥尔加和万达,朝气蓬勃的布尔丹,25岁的导演、哲学家克洛德·朗兹曼,以及萨特难以计数的第三者,都曾给他们的生活带来青春与活力,以及疲惫与折磨。

存在主义的爱情相信透明化的力量,这当然是理想的状况。通常情况下,爱情中的欺瞒总是存在。“不完全的分享,或许是唯一一种最糟糕的背叛,”波伏瓦小说《女宾》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瓦兹说。在上世纪50年代,这种契约爱情既引发了社会的批评与愤怒,也被过度地理想化了。

1974年,波伏瓦 图/视觉中国

▲ 1974年,波伏瓦 图/视觉中国

如同波伏瓦自己所说,“把我们当作模范是很可笑的。人们必须找到他们自己的共同爱好和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契约爱情包含了对抗生活摧残的革命性,但本质里也有暴力和残忍,“它是一面墙,为了抵抗爱情的痛苦、为抵抗激情可能招致的毁灭而建造。”当你有这样的安全感时,你就不会嫉妒。可是,一旦契约的稳定性被破坏,嫉妒和伤害就会出现。

曾多次向波伏瓦求婚、后来与她分道扬镳的情人阿尔格伦对这种契约爱情极尽讽刺:“爱情怎么会是偶然的呢?……除掉所有的哲学术语,她的意思其实是她和萨特创造了一种小资产阶级的体面外表,在这背后她可以继续寻找自己的女性气质。”“波伏瓦女士感觉自己可以信任让-保罗·萨特的不忠。多么聪明!”他否认契约爱情的幻象,认为波伏瓦虽然随时准备好付出一切去维护自由,却从不愿意承担任何现实的风险。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萨特“偶然的情人”身上。萨特曾一度向俄罗斯女翻译家左妮娜求婚。但左妮娜世界的平衡后来也被契约的失重所打破:“越看海狸(注:萨特对波伏瓦的昵称)的《回忆录》,我越明白我永远不会去改变那些事物。”在向萨特提出分手时,左妮娜写道:“你和海狸共同创造了一个令人惊叹的事物,但对于靠近它的人来说,却是如此的危险。”

波伏瓦与萨特所践行的那种模糊的性道德,按照今天反性骚扰运动的标准来看也是极度危险的,必然使他们身败名裂。“波伏瓦是一个狩猎者,在自己的女学生里寻找年轻的新鲜肉体,自己品尝后拱手送给萨特享用”,波伏瓦与萨特的年轻情人比安卡曾经写自传控诉,认为他们两个是在消费自己的人生。波伏瓦与萨特当时的前卫爱情,已不符合今天在性别上“政治正确”的诉求。

《哲学家与爱》一书这样概括“花神咖啡馆里的情人们”的模式:流程化的互相出轨,说到底就是布尔乔亚式的生活,“如同一场奥林匹斯诸神间的喜剧,而波伏瓦将这场剧一直演到了底。”小说家多丽丝·莱辛也曾表示,自己从未相信过萨特和波伏瓦这对“徒有虚名的具有革命性的爱情结合”。在她看来,波伏瓦不过是表现得“像个女人”,而萨特也只不过“像个男人”。事实就是,爱情的风流与痛苦依然永恒地对立存在,这是男女关系中的终极道理。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认为,开放关系或许是最适宜今天的恋爱方式。不过,在萨特和波伏瓦之后,爱情依旧是曾经的模样:一个让人痛苦的问题。

波伏瓦

“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会阅读我。我为女性问题的讨论贡献了一点东西。我是从读者寄给我的信里知道这一点的。”波伏瓦实际上很清楚自己的思想贡献。

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巴黎的波西米亚风潮,与20世纪60年代的性解放运动,波伏瓦的《第二性》问世于这期间的1949年。在写作过程中,她梳理了大量历史学、生物学、精神分析等文献,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

对波伏瓦来说,一个人旅行很容易,在咖啡馆里写作很容易,与任何的男作家比肩也不再是难事。这增强了她的独立和平等意识,也使她很容易忘掉一个女秘书绝对无法享受她所拥有的特权——惯于享受红利的人,往往对自己的优势地位缺乏意识。

尽管许多美国人把《第二性》视为当代女权运动的源头,但实际上,美国当代女权运动开始于该书出版的五六年前,致力于为女性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争取权利。波伏瓦更像是后来的入场者,她本人最初更接近于一位不断探索自我的哲学家,而不是一位热衷社会活动的女权主义者。《第二性》的写作,对她来说也是一次自我的性别启蒙。

波伏瓦成为一个今天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更准确地说是在卷入运动发展之后。她深刻而渊博的思想,为这些现实层面的女权运动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在《时势的力量》中,她还声称自己在写《第二性》时“避免落入‘女权主义’的陷阱”。直到1972年,波伏瓦在接受德国记者阿莉塞·施瓦策尔的采访时,才第一次声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1986年4月19日,巴黎,波伏瓦的葬礼 图/视觉中国

▲ 1986年4月19日,巴黎,波伏瓦的葬礼 图/视觉中国

1968年后,五月风暴和性解放运动极大地改变了欧美的社会观念。相比在法国,波伏瓦的作品似乎更受美国人的欢迎,她也在美国女性的行动那里得到更多启发。在她看来,美国女性似乎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都有觉悟,因为她们最早意识到新技术和女性下厨房的传统角色之间存在悖论。这当然也因为美国的社会技术发展最为领先,脑力劳动正在取代体力劳动,那种“女人是低等的所以只配附和”的男权意识逐渐失去了现实支撑。

在法国,也涌现了大量女性组织和女权学习班。她们通过集会演讲,互相倾诉那些在男性面前难以启齿的东西。“她们深层次的交流内容,是当时25岁的我从没想过也无法理解的,”波伏瓦后来回忆。她年少时身边有许多闺女,但她们从未像这些人一样,正式讨论过女性自身的困境;正如她年轻时沉浸在资产阶级美好未来的允诺里,那时她还丝毫不了解“世界是由苦痛和压迫组成的”。

如果说是萨特的政治热情带动波伏瓦了解战争局势、深入现实世界的真实境况,那么当时崛起的女性行动,也为波伏瓦的哲学思考赋予了性别的肉身。基于对处境的觉醒,女人之间真正的友谊才算开始:“在早些日子,女性从未真正和其他女人成为朋友。她们把彼此视为对手,说好听点是竞争者,而不客气地说是敌人。”

在《巴黎评论》的一次采访中,记者问波伏瓦:你怎么看待你今后的人生?

波伏瓦的回答颇有20世纪革命与恋爱的时代精神:“我只知道我会继续和女人们同在,和女权主义者及其组织同在。我会继续以某种方式来为女权做些什么,暂且把它叫作‘革命斗争’吧。我知道我会一直和萨特在一起,除非我俩有一人先去。”

(感谢刘海平、唐凌对本文的启发。参考文献:凯特·柯克帕特里克《成为波伏瓦》,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女性作家访谈》,奥德·朗瑟兰、玛丽·勒莫尼耶《哲学家与爱: 从苏格拉底到波伏娃》,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屈明珍《“女萨特”,还是女哲学家?——波伏娃哲学地位的重估》,戴锦华《岁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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