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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黄坚:荀子身边的人

2021-08-30 09:08 来源:学术与社会 作者:黄坚 阅读

荀子

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

想要知道一个人在说什么,你得知道他在跟谁说;想要知道他在跟谁说,你得知道他的身边都有谁。

一、荀子他在跟谁说话?

翻开《荀子》,第一篇就是《劝学篇》(以下凡《荀子》篇章,只写篇名)。

劝学,自然是劝人学,劝谁学?这个从没见人说起过。

作为《荀子》中的开篇之作和第一名篇,《劝学篇》在《荀子》里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荀)况之著书,主于明周孔之教,崇礼而劝学。”当今学者撰写《儒学史》,写到荀子,还会特意安排一小节,来专门说说《劝学篇》的特别意义。由于很早就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说句不算太夸张的话,现在你只要看到有人说荀子,就有可能看到《劝学篇》,但我从来没有看到有谁说,荀子的《劝学篇》劝的是谁?好像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谁要是把它当一个问题提出来,那简直就是个笑话。

可我不这么认为。

上世纪二十年代,傅斯年写过一篇谈先秦诸子的文章,文中提到,研究先秦诸子,首先要注意诸子的职业身份,我觉得这是一个极有见地和启发性的说法,对我来说确实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感觉。不过我认为,除了职业身份,读先秦诸子,还有一个地方,同样值得关注,这就是诸子的言说对象。班固在《汉书 艺文志》里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又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当然有人会说,《孝经》不是一部子书)

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其他诸子的情况。

老子的《道德经》,直观地看,不太容易看出来他是在跟谁说话。《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里那个“过关著书”的故事,郭沫若说“完全是个传说”。况且即便这个故事是真的,也不能说《道德经》就是专门为关尹写的。不过《道德经》一向被认为有“君人南面之术”的性质,因此它的阅读对象,也应当是有特定范围的。北大教授王博在一次座谈中直言:《老子》是“以侯王为主要的说话对象”,又说:“我们就会发现老子说话的对象也并非普通的百姓,而是君主们。”以及“他是想以帝王师的身份给他们说法,内容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王博的话虽是由班固“君人南面之术”一语引申、判断而来,但却不能说是言之无据的。再看《孙子兵法》,司马迁同样给我们留下一个来源背景的说法。《孙子吴起列传》第一句话就是:“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当然也一直有人怀疑这句话跟《孙子兵法》的真实关系,吵吵嚷嚷了有上千年,但1972年山东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不仅有明确为《孙子兵法》的部分,还有清楚显示为孙武与吴王对话的《见吴王》和《吴问》,这就不能不说是为司马迁的记述,提供了一份有力的佐证。相形之下,《墨子》书中有大量直接的对话内容,其对象基本不出墨家弟子、某国君臣和其他学派人士三大类,这就给我们了解其言说对象,提供了最简明、便捷的途径。

此外像《战国纵横家书》,既已标明是“书”,其言说对象也就不言而喻。至于像《吕氏春秋》这样的杂家巨著,有人说它就是为秦始皇写的,这说法虽然窄了点,却不能说是完全离谱的。

其余诸子,也基本不出这个范围,只是各有侧重而已。

由此可见,绝大多数先秦诸子(如果不说是全部的话),在当时都有某种较为具体和明确的言说对象。傅斯年在一篇文章里明确说,“凡先秦诸子,立说皆有问题,出辞多具对象”(《性命古训辨证 中卷 本卷结语》)

至于先秦诸子具体的言说对象,我们也已看得比较清楚,总体而言,基本不出三大类:一,各国或某国的君主、权臣;二,本门弟子;三,不同学派人士,此即所谓“百家争鸣”。

《荀子》也不例外,而且还相当典型。

像君主有秦昭王和赵孝成王,权臣有范雎、某齐相和春申君,弟子出场者则有陈嚣和李斯,这些都是明确见于《荀子》各篇章的。当然其中内容最多的,要属荀子与弟子的交流。

说到这里,有个现象值得说一下。孔孟荀三人,向来被视为所谓先秦儒家的“三个代表”,然而他们的家庭关系,却始终呈现为一种“杞不足征”和扑朔迷离的状况。孔子的情况相比之下要好一些;孟子也好歹有个“孟母三迁”和“出妻”的故事留下来;荀子的情况可就真是达到极致了,简直比《西游记》里的孙悟空还要极致——孙悟空还有个拜师过程,荀子不仅不知其师从何处,而且家庭关系一栏,完全是纯粹的空白二字!没有父母家族,没有妻子,没有子女后代,总之任何与家庭成员有关的信息,悉数付之阙如,绝对的“光棍”一条,好像真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对于一位所谓儒家大师来说,确实显得有点奇异,怎么说,庄子还有个“鼓盆”的故事。

因此,对于荀子的家庭和社会关系,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上面说到的三种人——即君臣、弟子和其他学派人士。《荀子》一书的内容,就是荀子跟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

这些对话与交流,清楚地向我们展示了荀子与他的言说对象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就告诉我们,荀子身边曾经有过哪些人物(拟托虚构的可能性很小,至少未见有人这么怀疑过)。正是这些人物的存在与出现,构成了荀子与他们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反过来说,人际关系以一种特别方式,提醒、暗示我们,这些对话、交流的某种由来,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微妙互动的关联性。对于前者,人们很容易观察到;对于后者,人们却往往未能给予足够的注重和体察。事实上,一个人身边有——或有过——什么样的人,会直接影响、决定一个人会说出什么样的话,甚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说出来。

人际关系,同样是一个人思想与话语的源生性促发因素,所谓人际环境。

在这些对话与交流中,前两种——即与君臣和弟子的对话交流,就形式而言,荀子并未显示出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与其他学派人士,即所谓百家争鸣一事上,跟其他诸子相比,荀子却显示出明显的与众不同(跟他相同的只有弟子韩非;庄子的情况要另当别论),比如墨子和孟子,他俩与其争鸣对象之间,对话与交流都是直接的、面对面地进行的。然而荀子和他的争鸣对手之间,让人看到的,却是一种“单行道”、“单声道”关系,即我们始终只看到荀子一个人在说话,只听到荀子一个人的声音。跟荀子构成百家争鸣关系的莘莘诸子,面对荀子的发声,个个都是沉默者,因为他们要么早已作古,要么刚刚谢世,即便或曾同时,荀子的声音,似乎也未能将他们彼此衔接起来。这一点自然跟荀子所处的历史位置有关,他已站在战国行将结束、百家争鸣即将落幕的时间点上,他能看得见前人,前人却无法或难以看见他。因此,荀子跟前人的这种对话,就被赋予了一种特殊说法:批判,荀子本人把它叫作“非”。

从本质上说,这也依然是一种对话。

二、前辈你好!咱们聊聊

说荀子,几乎每一个专家学者都会说到一件事,就是荀子第一次到齐国,究竟是五十岁,还是十五岁?

这事扰嚷了也有上千年,到现在也没个定论。

记得有人说维特根斯坦说过一句话:对于不能说清楚的事情请保持沉默,对于能说清楚的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清楚。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荀子初到齐国,究竟是五十还是十五,现在看来,已然是一件暂时无法说清楚的事,如果非要觉得自己能说清楚,喋喋不休地左说右说,好像只有自己说的才是正确的,我就觉得有点硬“装大尾巴狼”,有点“非诬即愚”了。

但荀子曾经身在稷下学宫,这点是可以基本肯定的。

这样,荀子跟史上留名的那些稷下先生和稷下学士之间,就有了一层密切的关系,——他们要么曾经“同槽”,要么前后相接,最起码那些曾经受教、受惠于稷下先生的稷下学士,荀子跟他们有过直接接触或相处。《正论》篇里说:“今子宋子严然而好说,聚人徒,立师学”,看起来很像是荀子亲眼目睹的场景。

如此一来,稷下经历对于荀子来说,就必然成为重要一页。(我有种感觉,像“人性恶”这种想法,除去来源于对一般社会现象的观察和感受外,越是距离学校近的地方,越是知识人多的地方,就越有可能产生)

于是我们看到,宋钘、慎到、田骈,有人说还有淳于髡,这些属于稷下先生的名字,在荀子的世界里一个个浮现出来,他们都是荀子的稷下前辈。

荀子跟这些前辈的关系——我们现在能在《荀子》里看到的——就是向他们开火,其中“开枪”最多的目标,是宋钘。

宋钘的名字,今天看有点生僻,起码不像孔墨孟庄荀韩那么让人熟悉,在当时却是个闻名一时的人物,孟子、庄子、荀子和韩非都曾提到他,可见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荀子》有诸多篇章说到了宋钘。郭沫若说“《荀子》书中论到宋子的地方最多。”(《青铜时代 宋钘尹文遗著考》,“最”字用得不对,宋钘只是稷下先生中被荀子说到最多的)杜国庠在书里说,“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就是他论及宋钘的地方特别多,足见他曾经充分研究过宋子的学说。”(杜国庠著《先秦诸子思想概要》)荀子说到宋钘,就是把宋钘的各个主要思想观点,作了一个通透的批判。不过荀子说到宋钘时,有时称呼他为“子宋子”,于是有人猜想,宋钘和荀子有可能存在师生关系。若果真如此,那荀子对于宋钘的批判——这批判真够全面、犀利和不留情面的——就要算是中国历史上学生批判老师的最早先例了。又有人研究考证说,淳于髡曾经也是荀子的老师,可翻遍今本《荀子》,不见有淳于髡的名字。看来荀子对待老师,确实挺有个性的,假如钘、髡二人真是他的老师的话。

荀子对宋钘的批判,虽然连篇累牍,不过跟墨子比起来,就有点相形见绌、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说郭沫若说“论到宋子的地方最多”的“最”字用得不对,这个“最”字应该放到墨子身上。

墨子才是让荀子最念念不忘、话语最多的人。

除《非十二子》篇中,给墨子也安排了一席之地外,——恰好跟宋钘分在一组;——荀子在诸多篇章中,都把墨子作为自己火力最猛的批判对象,而且每每都是直接点名的批评。至于较为隐蔽的旁敲侧击,想找也不费劲,例如《劝学》篇里关于“不问而告”的一段文字,就可以看作是对墨子遥远而直接的回应。还有整篇《乐论》,是以墨子为专门驳斥和批判对象的。《成相》篇中,荀子更是把墨家当作了自己最主要的论敌和政敌。

但要据此认为,荀子和墨子之间,就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只是一种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比你看到的更复杂。正像一句民间谚语说的:“嫌货才是买货人”。从精神血缘的角度讲,孔子以外,墨子无疑是荀子最亲密、最重要的人。假如我们把孔子看作是荀子的精神之母,那墨子就是荀子的体格之父。荀子思想性格气质中但凡比较硬朗的部分,我们都可以推想有可能是来自墨子。

首先是两者共同的强烈的政治意识。先秦诸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程度不同、想法不一的政治意识,但要寻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非墨子和荀子莫属(韩非又可以跟荀子一块打包,看来这对师生果然是亲生的)他俩政治意识之强烈和鲜明,可谓无人能出其右,连孔孟都要稍逊一筹。这只要看看他们书中,以密集无比的方式出现的种种政治术语,如王公大人、国家、天下、同、化、礼、治等等,就能明白。两人都有着极强的现实政治的关怀,强烈到始终在大声喊叫的地步,其中多有完全重合性的发声。譬如尚贤,墨子说:

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墨子尚贤上》)

荀子说:

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篇》)

真是何其相似乃尔!堪称前后呼应,如出一辙。

墨子和荀子另一道分明的共同倾向,是他们对于事功高度重视的现实精神,并随之表现出的理性思维特征和实用主义倾向,与此相关的是他俩的逻辑思维能力与特长。别的不说,光是对于“辩”的姿态,就又是同声同气的。荀子的“君子必辩”,显得掷地有声;墨子则被认为是“中国逻辑史的伟大发端”(《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事实上,墨、荀都是辩论高手,都有着极其出色、高超的辩论技巧,《墨子》和《荀子》书中都留下了极其精彩的辩论故事。由墨子发明的“类”和“故”的逻辑概念,也都被荀子完好地继承。连荀子《非十二子》的“非”字,我认为都有可能是从墨子那“借”来的。

荀子和墨子在思想学术上的对应关系,当然远不止这些。

在荀子对墨子的猛烈批判底下,原来藏有着如此丰富多彩的另一面。——当然这不意味着,荀、墨之间就不存在诸多根本性的分岐了。真是没有对立就看不出纠缠。所以,事实比你看到的更复杂。世间人情如此,思想纠葛又何尝不是如此?

荀子在齐国稷下的经历,在他的人生与思想中,留下了不容忽视的一笔,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荀子对于众多前辈学者的批判言论,都与此有关。稷下经历极有可能,或者说理应必然——成为荀子批判前辈学者的一个出发点,或者说触发点。然而这种批判一旦展开,荀子对于前辈学者的目光,就决不会仅仅停留、局限于稷下范围。——雄鹰一旦振翅起飞,它就不可能只是围绕它起飞的山头转悠!事实上,从《非十二子》等篇章可以看出,荀子的批判目光,扫向的是整个先秦学术思想史,一直到与他同时而稍早的诸子。荀子是以个人方式,对春秋战国的思想学术,做了一次清洗梳理,就像一位产科大夫,在做完一起剖腹产手术后,顺便把产妇的肠胃给整理了一下。

同时,通过以上叙述,我们也看得很清楚,荀子和他的批判(对话)对象之间,尽管展现出的只有批判一面,然而他们的实际关系,决非只有批判一面。荀子和他的批判对象之间,存在着各种的相通与相似,有着复杂而切实的血缘继承与梳理关系。被荀子点到名的不说,那些没有直接现身于荀子笔下的隐形人物,如淳于髡,如尹文,以及整个的稷下黄老道家,荀子和他们的关系,都是值得一探究竟的。

前面说过,荀子身上“百家争鸣”的独有特征(弟子韩非立在他身旁),是跨越时空的对话。除此之外,荀子身上还有一个同样突出、也更加撩人兴趣的特征,是自家争鸣。

但究竟是不是自家争鸣,还可以再想一下。

三、荀子跟儒是怎么回事?

荀子在自己的文章里一面大肆骂儒,什么“陋儒”、“散儒”、“腐儒”、“沟犹瞀儒”、“子思、孟轲之罪”、“贱儒”,喷涌而出;同时又在自己的文章里极力挺儒,赞美之词前所未有,还专门写了一篇《儒效》,也是好话说尽。

要知道,荀子所骂之儒,不只是一般的无名之儒,是将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这些孔门、儒门的著名人士,悉数纳入“枪口”底下,“突突”了个痛快!

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人对此百思不解,并尝试做出各种解释。

要想弄清楚荀子为何如此说儒,得从儒的源头说起。

如今人一说到儒,就会想到孔子,一说到孔子,就会想到儒,所谓说儒即孔,说孔即儒,早已是孔儒不分(儒学的英语一词,写作confucianism),但在孔子活着的时候,情形又是如何呢?

我们先来看一段《史记孔子世家》里的文字:

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三年心丧毕,相诀而去,则哭,各复尽哀;或复留。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

透过这段文字,可以清楚看出,孔子和他的弟子,跟最后出现的“诸儒”,显然是两拨不同的人——中间还间隔了“鲁人”;——而且“诸儒”的前面,还特地加了个连词“而”,作为转折另起、以示区分的标志。如果孔子和他的弟子都是所谓儒,那司马迁这段文字的记述方式,就有点让人费解。

再来看《论语》里孔子说的一句话:

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

这是《论语》唯一一次提到儒。孔子如此明确地说到儒,说明儒在当时是一种现实存在,但为何又如此一语带过,不肯多说?

再来看看跟孔子在时间上前后相接的墨子,他对于儒的描述:

贪于饮食,惰于作务,陷于饥寒,危于冻馁,无以违之。是若人气,嗛鼠藏而羝羊视,贲彘起。君子笑之,怒曰:“散人焉知良儒!”夫夏乞麦禾,五谷既收,大丧是随,子姓皆从,得厌饮食。毕治数丧,足以至矣。因人之家翠以为,恃人之野以为尊,富人有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

这段非常具体而传神的话语的核心词语,无疑就是“吃”了。儒的这种“吃货”形象,后来被荀子以更加鄙视、愤恨的笔调完整重现,“嗜饮食”成为他们对于儒的共同观察和鉴定(荀、墨又一共同点)。这说明在整个战国期间,儒的基本形象,始终紧紧围绕在“吃”字上面。我认为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儒的基本生存状态,所谓“陷于饥寒,危于冻馁”,非常真实而深刻。儒在此一时期所呈现的诸多形象与表现,我认为都与此有关,都以此为基点和原因。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儒的最基本生存状态。反过来说,这样的儒,才是春秋战国时期最真实、最本真、最地道的儒,所谓本始意义上的原儒,或者说自然儒,“嗜饮食”就是他们手臂上那道最显眼的袖标。

孔子和他的弟子,会不会是其中一员?

至少在孔子的主观意念上,我认为不会。

想想孔子是个多么讲究的人。颜渊死了,没钱安葬,其父颜路求助于孔子,想借用孔子的车,结果被孔子拒绝了,孔子的理由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论语 先进》)一个如此讲究身份、形象的人,会不会愿意把自己放到以“嗜饮食”而至于廉耻全无,遭人蔑视和鄙弃的儒中间去?在此我们不妨把视线再放宽一些。如果我们搜索、浏览一下现有先秦典籍中儒字的出现场合和语境,我们会有一个发现,即但凡有儒字出现的地方,大多会呈现出一种否定或排斥性的语境,即消极性的语境,或受攻击性的语境。这是一个非常突出的语言现象,在它的背后,理应有一个广义的、一般性的现实情状为其发生背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和现象?我认为它同样是儒者在春秋战国时期生存状态(处境)和社会表现的一种反映。也就是从总体上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儒者,他们的形象,或者说给人的印象,总是带有某种让人觉得不堪和可笑,甚或可鄙的感觉,这才会出现但凡有儒字出现的地方,往往就会呈现为排斥、否定和消极性的语境。在这样一种观察背景下,我们再来重新体味孔子对子夏说的那句话,其含义、意味是否会有所不同?从话语本身的分析来说,“汝为君子儒”,并不意味着“我”要为君子儒;但“无为小人儒”,则必然传递出“你、我”皆不可为小人儒的命意。因此我判断,孔子对于儒,至少在主观意念和内在心理上,其实是在刻意保持着一份距离和区隔的。《墨子 公孟》篇中,墨子对于程子的那句问话:“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所作的回答,反映出的正是孔子与儒的区别。至少在墨子心目中,这是不言而喻、自然而然的事,所谓“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

照这么说,难道孔子和儒之间就没有关系了?

当然不是,不仅不是,而且关系非常密切。

这一关系,是由他们共同的核心生产资料决定的。儒的标志是什么?或更确切地说,区别或决定一个人是不是儒的核心要素是什么?我认为至少在春秋战国之际,儒的标志就在于《诗》《书》礼乐上,——其中《诗》《书》主要以典籍形式存在,而礼乐则更侧重于行为和表现。正是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诗》《书》礼乐,将孔门和当时的儒者绾结在了一起。因为《诗》《书》礼乐是他们共同的、具有标志性的财富依据,共同的核心生产资料,也就成为他们相同的生存基础和方式。这一生产资料规定了他们的生产方式,也就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但这并不是说,孔门和时儒就没有区别了。除了某种主观意念与心理上的区隔,更实际和本质的区别,恰如众多学者早已指出的,孔子及其门徒与当时儒者之间,存在某种判然可分的鸿沟。简单说,当时儒者基本是一些技术型人才,跟今天常见的水暖水电工、空调或热水器安装、维修人员有点近似;孔门人士却多是一批有思想能力和精神追求,并以此自命的新型人物。换言之,即便只就《诗》《书》礼乐而言,当时儒者基本只把它们当作一种谋生工具和手段,他们只是较为单纯的技术派,更多体现出的只是职业的需求和谋生的技能;孔门诸人则貌似是一些“新兴人类”,他们中多的是一群气质精细且高傲者。他们面对《诗》《书》礼乐所做的,是想从中抽出一种精神与理念的东西和方法,并以此种新发明,为自己的人生支撑,凭借它们来实现和改变自己的人生,以及这个世界。显然,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群。

当然,这样一种区别,一旦落到现实中,就不可能像在想象中划分得如此清晰、泾渭分明。所谓边界一词,其本身必然带有某种动态与模糊、并且随时处于相互影响和转化的状态与性质,这也构成了孔子对子夏所言的现实背景。

有史可稽的是,孔子死后,孔门弟子(以七十子为代表)开始开枝散叶式地走向社会。《史记儒林列传》开头对此有一段简明扼要的叙述。根据前面所说的各种相同,这就意味着,一些经过高层次培训、同样以《诗》《书》礼乐为核心标志的新式精英人物,开始与原先早已存在的原儒(散兵游勇式的自然儒)有了某种汇合。由于这批新式人员,跟早先的儒者有着天然的或本质的相似,所以他们一经走上社会,就很容易会被人看作是与儒一样的人(之前恐怕已是如此),并将这种眼光自然溯源、投射到孔子身上。《墨子公孟》里的那句问话,“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这样,一个极有可能发生过的现象就会出现,即原本有所特指和专属的儒的称号,开始向孔门弟子这个人群转移。也就是说,儒,慢慢成为孔门弟子(包括再传弟子)的称呼,他们取代了旧儒,或者说与旧有的原儒融合,成为新式儒者,并渐渐被人看作是主流的、真正的儒者。当然这种情况的发生和演变,肯定会经过一个过程,不会很快,但也不会太慢。这又是一个名实嬗变、转移的绝佳历史案例,人们在此可以充分展开某种历史想象。

从孔子的死到荀子在世,时间已过去两百多年。正如以上所述,儒——就其名实而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说,最突出一点,就是孔儒合流,至此已是极普遍而自然的事,从荀子嘴里非常顺溜吐出的“子夏氏之儒”、“子游氏之儒”、“子张氏之儒”,可以清楚证明这一点。然而不管变化有多大,某种最初的特征和状况一定仍然保留着,这点可以从荀子对儒那种异乎寻常的愤怒和用语中看出来,它跟两百年前墨子说的几乎一模一样,丝毫没变。在荀子之前,据现有先秦典籍看,除了墨子、庄子对儒有过一些排斥、批判性的言论外,我们不很清楚还有什么人对儒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当然主要是指正面的、具有建设性的事情。历史把这个任务留给了荀子。除开历史时间和位置的因素外,荀子个人的思想立场和性格,无疑也是他担此重任不容忽视的原因。当历史来到它的风陵渡口,荀子以一位摆渡人的角色出现了。

历史注定要他对儒说点什么,做点什么。

通过对先秦典籍文献的查对比较,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荀子之前一直呈现为混沌、暗淡,却也一直在积蓄势力和活力的儒,到荀子手里时,像一团星云一样爆炸了!这种爆炸像烟花一样,呈一种四散的、方向各异的运动状态。概括起来说,荀子对于自己笔下的儒,采取了如下的“八字方针”:

清理、分层、重塑、拔高。

那些充满愤怒的骂语,以及对于思、孟的攻击,无论如何都给人以一种“清理门户”的感觉。这里要插入一句,所谓孔门与原儒的区别,并不是说,原儒就纯然净是一帮“嗜饮食”的家伙,孔门弟子就个个都是纯粹精英,事实当然不可能如此截然,事实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与此同时,荀子着手第一次给儒分了层,所谓大儒,雅儒、俗儒、小儒,还有诵数之儒,在《荀子》书中都明确有分层的意思。这些表示分层的新词,基本都是荀子的历史新发明,它们显示了荀子作为礼学大师善于分层、归类的眼光和特长。而分层本身,也就意味着对于儒的重塑,即将儒从以往那种“烂泥潭”里拖将上来,振刷、清洗一番,以此去污名化,转而将其树立成为值得大力表彰、弘扬的对象,一篇《儒效》,堪称中国儒学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和地位的文献。正是在《儒效》篇中,荀子将孔子推举到了大儒的位置上。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孔子的极端推崇,实际却是对儒的趁机拔高,而孔儒借此也走向了正式的结合。此前所谓的孔儒合流,具体说,其实只是孔门弟子与原儒的合流。在荀子以前,我们几乎看不到有明确将孔子本人与儒直接“粘合”在一起的文字表述。

这样,荀子就以痛诋与赞美并用的手法,在历史上第一次完成了对于儒的主动改造,并顺手替孔儒“合卺”证了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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