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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非:如果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就去写一首诗吧

2012-09-28 10:15 来源:北京青年报 阅读

  ■主题:知识分子写作

  ■时间:2011年8月

  ■地点:上海展览中心

  ■主讲人:格非,作家,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人面桃花》写民国初年知识人对精神世界和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社会实践;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春尽江南》则对准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董启章:作家,生于香港。著有小说《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时间繁史·哑瓷之光》、《物种源始·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等。

  ■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就去写一首诗吧

  格非:今天一个人不读大学,他可以通过阅读,通过互联网,了解到这个世界非常多的东西,通过自学也可以建立很好的知识系统,这样的话,在大学里我们原来说的知识分子的界定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模糊了,但是我觉得今天讨论知识分子写作仍然是有意义的,它需要具有某种超越性。

  什么叫超越性呢?每个人都在通过自己的境遇说话,我只代表我自己,知识分成不同的格局,互相打来打去,而且知识界系统的混乱目前非常的厉害,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不能包容对方,没有办法进行深入的讨论。每个人属于不同的团体,不同的价值系统,大家互相攻击对方的短处,对立性越来越严重,但是无益于讨论的深入。

  不管是做研究还是文学创作,我觉得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就是超越性,你要超越自身的处境来讲话,不要仅仅从自身出发——比如我是个穷人,我就讨厌一切有钱人,我如果是有钱人就让穷人全部滚蛋,逃出我的视线。所以文学也好,知识也好,应该使得我们超越自身狭隘的境遇,理解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使我们变得更加的丰富。这样的诉求,就是知识分子写作里面特别需要强调的部分。

  董启章:格非只大我三岁,但是他是我的前辈了。我是2009年跟格非一起在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那时候常常聊天,他当时谈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中国现状的事,我现在对中国的理解很大部分是来自格非的。

  现在他三部曲的最后一本《春尽江南》出版了,我收到后马上就读,大概一两天以内读完,我读完的时候是深夜一两点,整个晚上睡不着,因为里面很强地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状态,里面有很大的悲哀。主角是个诗人,也是一个老百姓,诗人的身份在这个小说里面是不受尊敬的,被他的太太骂作废人,所以这个小说是非常生活化的,反映的是中国百姓的生活。诗人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改变,想隐居起来也不行,甚至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和家人,所以我读这本书是非常沉重的感觉。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这本书,里面非常基本的观点——知识分子要在权力面前说真话的,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看格非的书就是有这种真在里面。不过文学有一点非常有趣,就是你要表达最真的东西,要通过虚构,通过一个假的东西去说真话,所以真跟假的互动是非常微妙的。

  《春尽江南》里的诗人,没有办法去改变什么,但是他必须做出一些回应。在书的结尾,他最后做的动作就是改自己的一首诗。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作家,所谓知识分子型的作家,能够对这个社会做出的最真诚的一个动作。

  ■评价一个社会有很多方法,

  作家的方式是理解人

  主持人:《春尽江南》的主人公,一对夫妻,一个是诗人,一个是律师,我们知道诗人是一个时代精神最敏感的部分,律师会接触到社会最复杂的问题和现象。格非的小说写了这对夫妻一年当中的事情,带出了他们二十年的生活,我们中国人20年来遇到的困境和问题在里面都有体现。请格非讲一下他写《春尽江南》的感想。

  格非:我写完《欲望的旗帜》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办法写作。我很希望写一部能够把中国近现代一百年的历史放进去的作品,我当时到上海图书馆,包括华东师大,找了很多地方志来看,做了笔记,但是两年以后我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可能完成不了。

  当时的考虑是第一部写辛亥革命,第二部写文化大革命,第三部写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当写完第一部《人面桃花》以后,突然改变了想法,我想把第二部写成一个抒情性的东西,所以《山河入梦》我把时间提前到了50年代,是中国社会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期,能够寄托我很多的想法和情感。第三部《春尽江南》来写现实。

  我为什么要写《春尽江南》?我们怎么评价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方法,可以从经济成就来评价,可以从社会发展方面来评价,而我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我首先考虑的是现在这个社会里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然后这些人究竟对这个现实是什么样一种反应?这个社会究竟是让我感到舒适还是不舒适?我们觉得压力非常大,没有前途是为什么?这个感觉我们怎么解释?社会的发展和变化究竟在我们心里留下了什么,我们有没有必要对现在的生活进行反省?如果说我有什么目的的话,我希望读者在看《春尽江南》的时候,能够从作品里面看到自己的灵魂。   ■现在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树了,

  必须在土地上生存和挣扎

  主持人:董启章先生和格非先生的写作里面都有一些经典的影子。像董启章的《天工开物》,书名本是一部科技名著,《时间繁史》对应的是《时间简史》,格非的《人面桃花》里有桃花源,请从这个角度讲讲你们写作的想法。

  董启章:读书对写作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一直是写长篇,事实上是建构一个世界,一个想象的、虚构的世界,但是这个虚构的世界是跟现实世界是相对的,是一种回应。所以文学的世界,我也觉得不应该单单是跟其他文学作品连在一起的,应该是跟人类文明里面所有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当然也包括科学经典。所以我把自己觉得重要的书作为小说的主题去写,把整个小说世界建立起来,里面有文学,有科学,有社会的,有个人层面的,有内部的、外部的,尽量把它建构得非常立体。这样的长篇事实上是一个建筑,里面也有空间的,你可以走进去,住很长的一段时间。

  常常有记者问我同一个问题,写这么长怎么读啊?现在这个时代节奏这么快,我觉得一定要长,长你才能住进去一段时间,你不能很快就出来,你在里面生活,你可能在阅读这个书的时候有两个生活,一个是你平常的生活,一个就是在小说世界里面的生活,当然两个生活非常不同,但是慢慢你会发现有相对应的地方,最后读完出来的时候,可能你对生活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会有一些改变。

  卡尔维诺,意大利的小说家,有一本小说叫《树上的男爵》,写一个贵族少年爬到树上去不再下来,就生活在树上,从一棵树到另外一棵树,这是一个反叛的表现,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树下面的事情,他在上面,同时也参与下面的世界——这个故事的本质意义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希望保持一点距离,不应该直接参与到世界事务里面去,他应该有更宽阔的眼光,但是他也不应该脱离社会,应该用自己的方法参与到里面去。这个形态当然非常理想了,但是这个小说也有一个比较悲观的预告,就是说很多年以后,树都给砍掉了,就不可能出现另外一个爬到树上的男孩。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局面,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经没有树了,要在下面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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