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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蓝蓝:读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

2012-09-29 22:4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蓝蓝 阅读

  2008年10月,“帕米尔诗歌之旅”活动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在安徽黟县的一处宁静的小院进行着。来自国内的六位诗人和来自美国、西班牙、斯拉洛文尼亚、加拿大等国的七位诗人,围绕“诗歌如何回应现实”这一命题展开讨论。这场严肃的讨论持续了整整四个半天的时间。作为参与者之一,我渐渐听出了完全不同的两种声音。大部分的外国诗人既有从拉丁语“词根”、“本源”意义上追溯“现实”这一词汇的涵义,也有对“现实”一词重新进行个人化定义的阐述。而国内的诗人既有从《韩非子》引出“现实”话题,也有将“社会生活现实”与“诗歌现实”进行并置分析的谈论。对“现实”如此不同的理解,使得会议主持人西川不得不就“现实”一词在当代汉语中特有的文化涵义向外国诗人作了一番解释。

  我感兴趣的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不同的文化对于“现实”一词有着迥然不同的理解。这一切的背后,隐含着怎样的社会背景、文化传统,它们如何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世界观和艺术观的不同。自然,我记得这场讨论中,诗人王家新着重提到了保罗·策兰的诗歌。不久后,我读到了他新近出版的现代诗歌论集《为凤凰找寻栖所:现代诗歌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里面对保罗·策兰创作中的“现实”观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写道:当策兰出版了几本诗集后,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此时,策兰竭力要逃避的当然不是历史,“因为策兰本人所经历的苦难历史早已渗透到他的生命和语言意识中了”,策兰是要“逃避社会对一个诗人的简化、标签化和种种非文学的要求。”众所周知,二战结束后的德国乃至欧洲,对于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在当时已经成为思想文化界最重要的事情。在这个时刻,诗人何为?王家新写道:策兰“不想让个人成为历史和政治的廉价的牺牲品。他没有以对苦难历史的渲染来吸引人们的同情,而是以对语言内核的抵达,以对个人内在声音的深入挖掘,开始了更艰巨、也更不易被人理解的艺术历程。”

  上述这段话,或许也可以自解为作为诗人的王家新对于诗歌与历史、现实关系的自白。在一篇题为《策兰/多多:“走到词/望到家乡的时候”》的文章里,作者特意写到了海德格尔晚年对于策兰的诗歌曾给予过特殊的关注。策兰1967年到弗莱堡朗诵的时候,海德格尔坐在前排聆听,并邀请他访问自己的森林小屋。作者写道:“对于这位诗性哲学家,他一直关注着声音与寂静、存在与命名、言说与沉默的关系”。我们可以推测,海德格尔对于策兰的“特殊关注”,是否是因为如海氏所说,惟有在“沉默”中,诗才会走向我们?或许,作者通过策兰的诗歌与海德格尔的哲学,在两者之间找到了“诗与思、沉默与言说”的关系,但这件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策兰的“沉默”与海德格尔“沉默”似有微妙的不同。海氏的“沉默”的主体性里是否有着借沉默来掩饰对历史的遗忘?是否有用“超越现实”来掩饰对记忆的回避?更何况,策兰的犹太人身份与他的父母死于集中营的经历,和“二战”时期作为哲学教授的海德格尔有着讽刺性的迥异。因此,作者在文中指出策兰的诗歌恰恰深刻表达了主体性现实处境这一说法更为可信,因为策兰并没有去“拔高”或“超越”,苦难教会他对这些花里胡哨的说法充满着警惕,因此才有《在下面》一诗令人震撼的真实:“把家带入遗忘/我们迟缓眼睛的/客人致辞”。

  事实上,没有哪个说话的人会脱离他的真实经验和现实处境发言。但是,诗歌艺术是否拥有跨越历史进入“永恒”的天然权利?当下的状况似乎是:说话,或者谈论一个问题越来越变得困难。这是因为,每句话都隐含着判断,而这些可疑的判断力来自于我们同样显得可疑的真理在握的自信。长期以来,文学或者诗歌的去“工具化”问题,以及写作与现实的关系等等问题,一方面被某些人肤浅外在地讨论着,一方面也在相当数量的写作者内心继续着激烈的冲突。更多的时候,谈论着的问题却将问题引向更加抽象的概念中去,离谈论者的真实处境愈来愈远。看似高玄实则虚无的概念符号替代了有着内在体验要求的生活信仰。

  王家新《为凤凰找寻栖所》一书,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将外国现当代诗人和诗歌对中国现当代诗歌和诗人的影响作了认真深入的梳理和比较、剖析,他那些非常有见地的看法,对当下的汉语诗坛和汉语诗歌创作,都有着可借鉴、思索的意义。正像他在书里说的那样,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难题,那就是:“他不仅要倾尽心力从事于写作的艺术,把自己奉献给他所信奉的那些价值,还要时时面对来自读者和社会的要求。”像任何一个经常在书中寻找自己内心疑惑答案的读者一样,我对他的其他几篇有关诗歌的社会学意义和美学意义的重要论述非常关注。他的诗歌通常被文学史家、批评家视为“关心社会现实、重建人的尊严”之作,他对当代汉语诗歌的影响力不用我在这里多说。那么,作为这样一个诗人,王家新是如何在诗歌的批判性与诗歌的抒情本质、对历史的关心与对文本审美的关心之间做出评判呢?

  他在《当代诗歌:在“自由”与“关怀”之间》一文中,慧眼独具,例举了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和西穆斯·希尼《1969年夏天》这两首诗,并作了意味深长的分析对比。

  1916年复活节,爱尔兰民族起义失败,起义领袖在三个月后被处决。叶芝的这首诗作于半年之后。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起义领袖被处决,“这使一种对悲剧的认可和肯定成为可能,是历史事件转变为神话成为可能。”王家新分析了叶芝从局外人变为见证者和铭记者的身份转变,其情感是如何在巨大的悲悯中升华:“历史中的人物成为神话的祭品,民族苦难被提升到悲剧的高度,盲目的死亡冲动和政治牺牲通过一种艺术仪式获得了让人永久铭记的精神的含义。”王家新称赞这首诗是“一首伟大的诗篇”,因为它“提升了诗歌的崇高地位。”他指出,这首力作,“将诗人再次上升到民族代言人的位置。”谈到“代言人”一词,因为我们过去多年的历史,“代言人”宛如变幻莫测的“帽子戏法”,相信很多读者会对此颇为警觉。难道叶芝仅仅是因为“历史的虚荣心”去完成了这首诗吗?王家新引用了希尼的一句话来说明叶芝的创作性质:“这类具有精神耐力的人物都倾向于淡化他们的成就的英雄的一面,而坚持他们职业核心那严厉的艺术戒律。”王家新清晰地指出,历史对诗人和诗歌所要求的,恰恰是其“英雄的一面”,并使这一面成为“使用”的工具。诗人本人复杂的个人意识和艺术关照视角被取消了,或被忽略了。他举了叶芝《1916复活节》中有一段常被人忽视的“副歌”为例,这首副歌讲的是非常具体的卑微的生命,如何在循环往复的大自然中存在着,以及大自然本身如何在每个瞬间中变化。他对这首副歌的特殊关注,正好为还原叶芝作为一个伟大诗人的复杂形象作了证明。在对比了副歌与正文强烈的反差后,王家新写道:“它恰好在持久的自然世界与短暂的历史动荡之间,在强烈的悲剧情感与非个人的超然和宁静之间,在生生不息的原始力与人世间的生死是非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照,由此,社会、历史被纳入到一种艺术秩序中来关照,诗人内在的矛盾得以构成一种诗的张力。”

  上面这段话可视为诗人王家新对于诗人“责任”的重要诠释。同样,希尼《1969年夏天》也有着重大社会事件的背景。1969年夏天,希尼在西班牙度假期间,北爱尔兰发生了一场暴烈的天主教徒反叛骚乱事件,随后而来的是英方无情的镇压。在这样一个“令人揪心”的历史时刻,诗人写下了这首诗歌。他记述了一家人坐在电视前看到这个血腥消息的同时,电视里也在播斗牛表演。王家新指出:“在当今世界,暴力与死亡的角逐居然已经成为一种‘消遣’了!……然而,有谁来思考人类为这一切付出的代价呢?”同为诗人的敏感使王家新迅速读懂了希尼的心思:在诗篇一开始便揭示了暴力冲突事件,不仅是因为诗人关注时局,同时它在促使诗人思索着自身的责任和角色。在接下来的非常突兀的一句诗——“回去”,一个声音说:“试试去接触人民。”——他读出了希尼在“烈日拷打”下的选择,那便是“我退回到普拉多艺术馆的荫凉里。”

  时势造英雄,难道希尼不知道在这个时刻“回去,接触人民”正是造就“民族代言人”的好时机吗?况且,这一行为多么正当啊!但是,希尼退回美术馆中看到的却是戈雅的名作《五月三日的枪杀》。这里,王家新解析道:“正如诗中所描绘,由于血腥的历史,这位西班牙风情的描绘者一变而为噩梦中的挣扎者,他不仅要通过艺术去传达那种被‘连续扫射’的恐惧感,其噩梦还‘移接’到别的任何对象上:一种绝望和暴力,一种可怕的能量从他的艺术中被释放出来了。”希尼在诗中对戈雅的评述是:“他用拳头和肘部来画,挥舞/他心中的染色披风,一如历史所要求。”这是一个绝对的现实参与者的形象,因为“历史的要求”如此。希尼“不激进”的表现显然遭受到他的同胞们的指责,王家新对此所做的辩护是:希尼“理解那复仇的呐喊,却不能接受盲目的仇恨。他知道一个艺术家的责任,但对‘历史的要求’却持一种辨析的态度。……这一切,用希尼自己的话来说,一个诗人必须‘尝试一种在观照环境之时又超越其环境的写作方式’,由此‘生发出我一直所称道的诗歌的纠正的力量’。”

  仅仅凭这些话,难道就完成了希尼所说的诗人的全部“责任”吗?我对此有些疑惑,尤其是他提到了“超越”一词。但我也深深知道,1969年的北爱尔兰暴力事件和英军镇压事件,不仅仅被诗人写在了诗歌中(更有戈雅那“用拳头作画”),也作为一个巨大的阴影竖在了诗人心中。因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王家新告诉我们,希尼视这次事件作为自己创作的一个分水岭,并坦言道:“从那一刻起,诗歌的问题开始从仅仅为了达到满意的语言指谓变成转而探索适合于我们的困境的意象和象征。”——读到这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这恰是我在内心期待的诗人的声音,因为他从没有把“我们的困境”“超越”到抽象的“永恒”中去。更况且,在《1968年夏天》一诗中,诗人依旧在忠实地纪录了他自身的境遇,其中亦包含了历史的在场。

  王家新深刻意识到,“社会对文学的要求往往不是一种审美要求而是一种道德要求。”所以,他在对照了希尼和叶芝的这两首诗后,得出的结论是:希尼在回避他的前辈诗人叶芝被社会所简化的艺术命运。他不想屈从于历史的压力,不想屈从于那种简单化的非文学性的要求,他只想通过自己的真实经验发出属于一个人的声音。这种声音更为可信,因为它来自属于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力,这种个人方式赢得了一个中国诗人的尊敬——正如王家新所说:希尼所做的,正是把“诗歌纠正为诗歌”。他同样关注自己民族的苦难,但他完全是用了个人的方式,“以其彻底的个人立场消解了文学历史中那种‘代言人’意识。”引用书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话:“我没有世界观,我只有神经”,那么,任何一个忠实于感受力和想象力的诗人,都无法“超越”于最真实的当下的生活现实。我想,王家新举凡这两首诗的意义,正在于为经历过种种历史苦难的中国诗人、包括仍处在这一基本历史语境的更年轻的诗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

  出于对于“诗歌、现实、历史”的关注,作者在收入本书的“以文学的历史之舌讲话——《荒原》的写作及其在中国的反响”一文中,评价艾略特的《荒原》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写作”,因为正是这种“历史意识”“使他的‘荒原’成为整个西方文明和心灵的艺术写照。”在本书《承担者的诗:俄苏诗歌的启示》一文中,王家新分析了苏俄诗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中国当代诗人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和特殊意义,因为正是“通过他们确定了我们自己的精神在场”。诗人王家新从不避讳俄罗斯诗人对于苦难的承担给他带来的影响,他创作的《瓦雷金诺叙事曲》和《帕斯捷尔纳克》曾被诗人柏桦称作是“深入介入了中国的现实”之代表作。这些看上去是“向俄罗斯诗人致敬”的诗歌,源于长期以来中国和俄罗斯某些相似的命运和社会背景,更源于诗人自己对自身命运的切身体验。俄苏诗人及米沃什这样的东欧诗人“以其特有的诗歌良知和道德精神力量”,在20世纪整个现代诗歌的版图上构成了一个“审判席”(希尼语)。王家新不无尖锐地指出:我们仍生活在这种“目睹”之下。(《在诗歌的目睹下》)

  作为一条帮助我们了解王家新文学观的途径,《为凤凰找寻栖所》的最后部分附载了三篇访谈文章,其中,在《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三个问题》中,王家新对普美子所问他是否“在为诗歌探索着一条和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相关的道路”、“你为这种个人化写作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时代意识”时,王家新作了如下回答:“当然,‘纯诗’永远会是一个理想,我也一直相信诗歌有其独立的语言价值和精神价值,诗歌有足够的力量拒绝成为历史的附庸……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怎么来承担历史赋予的重量?我们的写作怎样与人生发生切实的遭遇而不是陷在某种‘美学的空洞’中?”看来,诗人王家新以及我们面对的问题仍然是一个仍在具体写作中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也如同他那样期望: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其实它也是“现实”的同义语),“不仅影响了个人的生活和命运,也必然会在写作中显露出来。”

  综上所述,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很多的诗人常会处于“二元对立”的矛盾和思想方式之中,或强调“介入”生活,或专注于对“纯诗”探索。对此,王家新重提诗人的“承担”一词,来超越这种“二元对立”。他提出“把一个时代的沉痛化为深刻的个人经历”,他赞赏“从内部来承担诗歌”,都有助于我们把握到问题所在。这种对于“介入”和“纯诗”的双重纠正,“使写作有可能在一个更切实的起点上展开”,犹如布罗茨基的诗句:墨水的诚实甚于热血“——始于“热血”的生命体验和生活处境,最终通过诗人之笔,透出“墨水的诚实”。

  或许,一本值得一读的书,恰恰不是那种给读者以现成答案的书,而是不断提出问题的书。我自忖,读完这本现代诗歌论集,它带给我的、对属于我自己更多未解问题的思索,它给我们带来的触动,还会长久地持续下去。我想,这就是一本有价值的书籍给读者最好的礼物了。
          
  2009年春节于 黄土店

  (载《新诗评论》2009年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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