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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燕:“双重生活”下的“双重写作”

2012-09-18 09:58 来源:西部时报 阅读

诗人、作家丁燕

  意象和意境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美学范畴,实际上,也是现代新诗赖以存在的核心。因此,诗人要创作,就要借助一些意象,这些经过诗人挑选和判定而入诗的 “部件”附带着诗人的主观认识和情感,而同一首诗里的意象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射的,当这些意象在同一语境下形成了堆砌式的组合体时,它就会促成情感的爆发,以至于获得读者的共鸣。

  就像新疆女诗人丁燕笔下的葡萄一样,它可以是悲伤,是快乐,是隐私,是分享,抑或是青春和生命,纵然如此,但读者在她的诗中却找不到一丝伤疤、肮脏、混乱、哭泣和暴殄天物的痕迹。然则,这么多年来,无论时空和环境发生多大的改变,她依然是她,那颗葡萄依然是那颗葡萄,只是被她咀嚼出的情感始终如一。诗评家霍俊明评论她说:“这个抒写 ‘午夜的葡萄园’的诗人让人想到的首先是明净、清冷、理想、柔和、怀念和忧伤,这是一种蓝色的基调,是深入内心和生存现场又无限仰望的一种姿态。”

  2010年,迁住岭南的丁燕专职于写作。在东莞樟木头作家村,她的写作像黄河决堤,迎来了更好的状态。她说她的写作是 “双重写作”,“当我看到南方时,总会想到西北”。在她看来,在工业化程度更深的中国东南地区,至今还持有游牧文化痕迹的西北地区也许会提供另一种异样的生活方式。但文明并非一种文化形态彻底取代另一种,而应该汲取对方更优秀、更有益的部分,她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在两个地区之间,架起一座心灵的虹桥。她说:“如果单纯地抒写异域风情,贩卖‘土特产’,终究不是文学市场上的大买卖。”

  喑篱:第一次读到您的作品是在 《星星》诗刊2004年推出的《甲申风暴21世纪中国诗歌大展》上,当时您提出的诗观是信奉“好诗主义”,随着对写作的加深和对生活的感悟,这个诗观有没有发生变化?

  丁燕:我的“好诗主义”的观念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新诗自摆脱格律的枷锁至今,磕磕绊绊,业已成长。如何从中国古典诗词中汲取养料,如何向西方的经典学习,如何凸显中国当代的写作经验,写出中国人的爱与痛,都是当下中国诗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以为好诗是有个“度”的,它不可量化,但确实存在。过于纠缠辞藻,甚至达到因词害意,是学院知识分子不接地气的表现;但过于直白,只图一时痛快,而无艺术加工、提升和超拔,只能让词语成为事实的附属物,而无法让词语随思想的高度飞起来,也是一种粗糙写作的典范。可怕的是,翻阅当下中国诗歌,这两类诗歌雄霸多数页面,可悲可叹。近两年,我集中阅读了美国“酒鬼诗人”布考斯基及俄罗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布考斯基的先锋性并非源自理念,而是他的生活使然,他只是更老实、更忠诚地记录下了他所目击的“美国瞬间”,我在布考斯基的诗歌里经常能读到当代东莞的味道;读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让我每每想到我所离开的新疆,我曾熟悉的天山、雪峰、白桦林,那种浓烈的抒情,不仅源自那片伟大的土地,更源自那土地培育出的伟大心灵。这样两类诗歌,不分伯仲,双峰并列于我的心灵世界,正应和了我的“好诗主义”理想:从诗人内心出发,直面当下,极具艺术性,同时,不给普通读者制造阅读障碍。

  喑篱:您曾以发表百首“葡萄组诗”而被誉为“葡萄诗人”,在您看来,葡萄是个什么样的意象?以至于您为它行吟至今。

  丁燕:我是在写出百首葡萄诗歌后,才了解到在新疆维吾尔族人看来,葡萄架下的欢歌,是天堂生活的缩影。我写葡萄,是因为我父母自20世纪60年代从甘肃省甘谷县逃荒到新疆哈密,从维吾尔族邻居家借来葡萄秧,插在院子里,长出了一架葡萄藤。我家的葡萄树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和它的关系是: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回望故乡,写下百首葡萄诗时,它源自我的思想内部,并非特别设计。葡萄是我面对世界的一个介质,它是我的小宇宙。但是,葡萄诗是我的标签,也是我的瓶颈,在未来的创作中,我要努力摆脱来自葡萄强大的阴影。

  喑篱:可以把您笔下的葡萄看做包涵了整个新疆的元素吗?除了对新疆有乡情之外,还有什么吸引着您?

  丁燕:不,我反对新疆元素,或者中国元素这种提法。我们所拥有的,只有个体元素。每个人都是单一的存在,无法用自己最有感受的那个意象来强迫别人接纳。我对新疆的感情是复杂的,我出生在新疆,少年、青年都在新疆度过,但我对新疆的全面理解,却是在我远离新疆之后,在地理上有了距离后才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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