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我相信生命不只是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认识你自己。”——镌刻在古希腊神庙上的一句话在我脑海中闪过，引发起我对人存在的本质及意义的思考。我是何人？来自何处？为什么活着？为什么痛苦？今生今世有何尘孽？又将去向何方？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永生和永死是什么关系？春去秋来，夏绿冬黯，白驹过隙，五蕴皆空，恒沙亿万，世象迷蒙，无可思量之间我突然好象明白了我与西湖荷花的某种无法言说的情缘。我忍不住兴匆匆赶回住地，展纸泻墨，奋笔疾书行草一幅：“岁月无声任去留，笔墨有情写人生。”歇笔时还想起了王安石《读史》中的句子：“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黮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我所以在此提到荆公王安石的诗文，是因为敬佩荆公，当与他政见不同、反对他变法的苏轼在杭州任通判时，不听其好友、以写竹称雄的画家文同“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的劝告，仍是诗人性情，还说：“天真烂漫是我师。”终在湖州太守任上，被李定、舒亶、张璪、何正臣四个豚皮厚脸、不识羞耻的小人政治诬陷，因“文字狱”身系乌台黑牢，命悬一线之际，力呈奏折给神宗：“安有盛世而杀才士乎？”救下苏轼一命。否则，中国文化史上哪里还会有前后《赤壁赋》此等闪光千年的明珠；当然更不会有元佑四年，他复出任杭州太守时，治运河，开六井，浚西湖，取污泥葑草筑苏堤，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埔、跨虹这古朴美观的六桥，通茅山、盐桥两河等有益于杭州百姓的事迹了。然而，世路风波恶,小人背后捅刀之阴毒，至今仍不鲜见，我辈也身遭偷袭噬啮：2005年11月5日浙江《美术报》在第二版发表了我1986年创作的一幅作品《生》和名画家苏东天老教授的一篇评论文章《论周天黎〈生〉创作的成功和意义》，对一幅国画作品、一篇评论文章艺术成就艺术观点的认识，如有不同看法，大可作文公开论争。想不到浙江有那么一、二个思想贫困、画艺平平、人格扭曲、心胸狭窄、嫉火中烧的画家同行，不把心思精力放在自己画艺的提高上来竞争，投机钻营，想靠歪门左道来掘利攫益，鬼头鬼脑，四肢蹦跳，丑恶算计，竟跑到当时一位主管浙江省文化工作的省委副书记面前搬弄是非，磨动野兽似尖利的牙齿，欲以一口咬碎人之势，捕风捉影，无限上纲上线，打起了恶劣的欲置人于死地的“文革”式的政治告密式的小报告，说我这个女画家政治上有坏心，在香港政治背景复杂，《生》是“黑画”，别有用心，十分可疑，云云。危言犹在口，飞语利锋刃，使得《美术报》编者一时驷不及舌，惊恐莫名。好在人间已非“文革”时期，此事低空掠过。同样，香港和台湾也有一、二个我从未见过面的三流画家，看到台湾几家报纸刊发了我的美术理论文章以及论说我作品艺术成就的评论，在妒嫉心理作祟下，加上对于官家资源的倾慕和疯癫，也半生半熟地向海峡两岸当政者做起政治告密的勾当来。估计这篇文章发表后，那些心里阴暗的精神残障者、平庸的邪恶人焉能闲空乎？又要忙碌一阵了。
   
    刘禹锡有一首《浪淘沙》：“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世上的事有时真不得不让人感叹。本身在“文革”中政治帮闲投机活络，1983年又官帽很大的胡乔木，对巴金因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反思“文革”的《随想录》引发国内外一片赞扬之声，竟然醋缸倒翻，妒嫉大发作，内心极为不满，但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提出不同看法，却悄悄指令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王元化，要王出面做政治打手，私下活动，寻找借口，从巴金背后突然发难，换掉巴金上海市作协主席的职务。深受“极左”明伤暗害的王元化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幸亏有政治德行和有政治智慧的王元化顶住，否则连巴金这样的人物在“文革”被否定之后，仍难逃一些人的政治暗算。

    这类阴暗的活剧就这样小家败气又可怕可恼的上演着！

    《圣经》上写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旧约•传道书1：9》。）人海之阔，无日不风浪，我心里十分喜欢拜伦的诗句：“爱我的，我致以叹息；恨我的，我报以微笑。无论头上是什么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有不少友人提醒我，当今中国画坛鱼龙蛇鼠阿狗阿毛混杂，三教九流齐备，最好小心且横站。哈哈，我是畅饮红酒三杯，再提笔蘸墨录古人言：“吾大文已成，虽风雨雷霆不能动摇也。”笑酌天下事，幽赏云起时。我在此记上一笔，为中国画坛留下一个小人作恶的真实事例，给善良的人们留下一个警觉，小人如苍蝇，有时避也避不过呀！特别是那些资深小人及创造性的无耻，其心实在可鄙，且品流俱下，必要时，只能拍打拍打它们。   

    丹青傲骨炼绘事，崎岖艺路苦求真，一方砚墨台，几管毛锥笔，纵然有溺水三千，我只取一瓢。“我们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决定生命的宽度。”画家的生命是以具有人格精神的作品为标志的，一个画家是否具备生命的广度和灵魂的深度，也决定着这个画家画品的高低。为此，一位属于中华民族的艺术大家必定能在不同势态的生命的过程里，以人格的自我期许，裂破古今，独行天下，不去依附于某种外在的力量或权势，在精神孤旅中为自己撑起一方理想主义的天空，在自然的意写中思索人类精神的奥义，以更宽阔的文化视角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和家国历史进行省视；更能以泰然的平常心态去应对现实中的种种艰难与利好，包括灿烂夺目的喧闹和极度的沉寂黯然；也不必在乎被同时代认同的困难，或者被加以诋毁；自己的艺术创作，也决不可能成为政治权贵的应景和市场卖买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