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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匆匆喜滋滋，诗性付之阙如。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感到无奈和悲哀的是在强权面前，诗人变成了献媚卖笑的娼妓。这倒应验了郁达夫的一句名言：“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也或许，噤若寒蝉的政治环境中沉浸久了，蛮可怜的沫若先生看透了官场：仕途那么窄，想挤上去的人又实在太多。可知上台风光，下台踉跄。台上狗都撵不跑，台下风都吹得倒。是不是李宗吾（1879.2－1943.9.）《厚黑学》中的话产生了灵验：“心子要黑，脸皮要厚”是搞政治的基本条件？
蒙羞的中国文化史记录在案：郭沫若、周扬、吴晗、老舍、巴金、茅盾、冰心、曹禺、翦伯赞、钱伟长、冯友兰、王若望、王元化、秦少阳、丁玲、李希凡等人都曾对胡风落井下石，都写出了措词激烈的批判文章，不管是当时生存环境下的违心之举，还是为了富贵荣华或苟且偷生，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共同参与了对胡风等人的迫害，成了党同伐异的打手。为什么当义人和良知在几近枯竭的泪海中挣扎时，这个世道，少有雪中送炭的善行，多有落井下石的恶行？共和国的知识名流们怎么都会弄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串我们实在不愿看到的闪光耀彩的名字呀！这是一片我们实在难以接受的人性的荒凉！我们民族的精神天地就是这样委缩的吗？思想奴隶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吗？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滩头风夜寒，江流悲卷万重澜。”政治催眠下孽生出来的反智主义，听到了情绪共振的“集结号” ，专权剑锋所指，宪法如敝屣，长城内外，举国上下，虎狼争斗，魔兽同啸，红浪滔滔，五洲震荡风雷激，到处是打着最革命的口号，用最漂亮的语言，干最坏的事，一些臂套“红卫兵”袖章的现代兵马俑，跃马挥鞭，卷地而起，随意毒打、批斗、残害正直的人。社会变态，人格变态，和尚骂佛，尼姑生仔，挖人祖坟，掘坟鞭尸，子女出卖了父母，学生毒打死老师，同胞枪杀着同胞，连偏远宁静的山区小镇都成了战火浮生的前线，杀机四伏，只见死神每天卖力地捕捉着新的牺牲者。有时，你即使不想作恶，环境也强迫你作恶。对正直的人来说，满地都是火烫的刀山。嗟夫！神山风雨，运数谁逃得？国家主席、元帅将军、文士学者、艺坛硕彦、年轻俊杰、种种被埋葬的精华，多少千古伤心文字狱！多少荒诞世界里的痛苦挣扎与自由性灵的亡命反抗！“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看是偶然，实属必然，1957年反“右派”斗争运动中亢奋异常，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被誉为“左派干将”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一脉相承的革命比赛中，因其剧本《海瑞罢官》被误视为彭德怀翻案，“文革”一开始就被抛出来斗争。其子吴彰回忆：“爸爸带着手铐被押到医院看病，他满头的白发都被揪光了，还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吴晗的妻子被责令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冰冷的水泥地上，365天下来，两腿瘫痪，很快被折磨身亡，死前最后一句话竟是：“妈妈就想…喝点稀粥。”如此下场，难怪有口莫辩、身遭天冤的吴晗死前忿忿不平地在狱中叫喊：“为什么在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你们不让人说真话，你们无法无天！”（《书生累 也说吴晗》，海天出版社，1998年7月。）好一句“无法无天”之责天大问！那年头，骇人听闻权力争，翻天覆地打内战，功臣遭诛杀，红墙留血影，菜市走冤魂。夜半幽灵哭，白骨森森啊！大作家巴金在《随想录》中沉重地告诫世人：“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1966-76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曾经导致6万人受冤受难的小说《刘志丹》，其作者李建彤女士在《反党小说〈刘志丹〉冤案实录》一书中憬悟：“我们这些人将走完自己的一生，千万不能说谎，一句谎话也不能说。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历史，是别人的历史，也是自己的历史。不能往别人脸上抹黑，也不能给自己脸上抹黑。”（第121页。）《礼记•曲礼》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不会忘、不能忘、不敢忘！——我完全无意苛责那个时代挣扎求存的人，何况，动荡深处，“四人帮”封建极权专制的淫威下，人民对人性体制的不可遏止的渴望，从未泯灭！如当时青少年中流传的一首手抄诗《相信未来》中的信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后来确定该诗作者为郭路生，写成于1968年，并于2001年4月获得第三届人民文学奖诗歌奖。）我自已也是在愚钝、怯懦、无奈、觉醒、愤懑中一路颠蹎过来。我执着的用词是我清醒地认为：为警后人书痛史，我们需要的是记住历史而不是为了记住仇恨。唯其如此，我才对中国大地发问：“以史为鉴，直书当代断肠史，今日司马迁何在？”1978年5月4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撰写的社论揭露：“他们采取了野蛮的蒙昧主义和暴力镇压手段来践踏科学与民主。……他们完全是一群野兽，把封建法西斯制度中的一切最黑暗最野蛮的暴力镇压手段，全部拿来对待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的精华。”我看过这样一份数据：叶剑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曾愤怒地痛陈，“文化大革命”中，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错案》第1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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