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这位思想先驱在黑沉沉的中国发出的空谷足音，至今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教益：“禁止思想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思想有超越一切的力量。监狱，刑罚，苦痛，贫困，乃至死杀，这些东西都不能钳制思想，束缚思想，禁止思想。你要禁止他，他的力量便跟着你的禁止越发强大，你怎么禁止他，制抑他，绝灭他，摧残他，他便怎样生存，发展，传播，滋长。”（《李大钊文集》下册第9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不知是谁的话，我读书笔记上有这样一段感慨：他们向往中国的富强，向往一个合理的社会，不停寻找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方法，为此，他们多少人身家性命、名利地位视若无物，只一心为将理想化为现实而奋斗。对于这一代共产党人的革命初衷，我们唯有深深地敬佩！

    中国从秦始皇开始，由分封制的相对专制主义时代进入了郡县制的绝对专制主义时代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仅要禁闭人们的身体，总是还要禁闭人们的思想。但是，在博大浩瀚的知识和艺术的海洋面前，任何权势大亨用任何手段来煎迫文化思想艺术理念上的异见，都不可能获得独一的霸权。对伟大的艺术家来说，历史感是必备的东西，胸中没有上下千古之思，腕下何来纵横万里之势。目光不能穿越几百年，焉能成为大家大师？他（她）们必定反叛集体文化的塑造，去追求达到“千家说尽何需我，别具胆识问洪荒。”的新思想的开拓者的新境地。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必然是自由精神的产物。没有气象万千的心理，何来万千气象的作品？真正杰出的艺术家必然是思想的自由思想者，必定具有强烈的超越性和不拘一格的个人意志，不可能只去相信和被容许只能相信一种单一不变的文艺思想。这是因为艺术的生命力来自不可穷尽的自由思想之创造，而任何一种用单一政治教条训育出来的精神形态；包括政治领导人物倡导的艺术表达必须服从某种政治实践的刚性规定，都无法反映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艺术之心灵内涵。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文化有毒，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艺术无罪。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艺术的辉煌，都无一不是在对封建专制文化思想桎梏的勇敢突破中创造；在不被皇权加冕之后的封建儒学束缚的精神自由中璀璨。李白、杜甫、颠张狂素、苏东坡、关汉卿、王实甫、施耐庵、吴承恩、唐伯虎、徐渭、八大、石涛、曹雪芹、蒲松龄、鲁迅等等复等等，哪一个不是在自由心灵的海天风雨般的狂飙飞扬中，大鹏展翅，万斛泉涌，火光飞溅，五彩缤纷，嗤嗤作响，描写出流传千古的文化艺术之瑰宝！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回到我们的生存现状中我也有着最起码的思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1818年～1883年）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原产地还是在欧洲，其学说核心思想诞生地恐怕就在大英帝国所属博物馆的一张书桌旁。我曾佇立在该处长久深思，那些来自世界各国的闪耀着各种不同思想观点的大本大本的书籍，那些经历过岁月沧桑的厚厚黄页，给了马克思多少有益的启迪？而马克思就因为有一个可以自由阅读、自由思考、自由书写、自由发表阐述自己学说的客观环境，世界上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笔记中曾大力抨击普鲁士政府的书刊检查制度为“桎梏心灵的枷锁。”他在生前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他极不希望别人把他的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分折理论，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是对他莫大的侮辱。事实上，欧洲的无产阶级并未如他所顶言，同资本家展开了你死我话的暴力革命式的阶级斗争，而是走上了双赢的工会改良路线。恩格斯在1893年5月11日和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谈话时，记者问恩格斯:“你们德国社会党人给自己提出什么样的最终目标呢？”恩格斯十分明确地回答: “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28-629页。）最近，德国著名政治学教授、马克恩研究专家马斯•迈尔的谈话也不无道理：“就象所有伟大的思想家和领袖人物一样，马克思具有多面性。……马克思理论中对资本主义的一些批评，仍然给人以启发，对现代社会科学也是如此。但是作为对于现代世界的总体解释，他的理论的确已不符合当今时代实际了。”苍狗白云，岁月变迁，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许多年来，它在古老的中国土地生根并一直主宰着中国的文艺思想，死板教条地统领着文、史、哲、经、法诸领域，而为了消灭一切“思想异端”，晴天撑遮，落雨收伞，乾坤倒转。在一场又一场的批判斗争以及各种政治权谋倾轧中，在反复的颠狂、冲刷下，多少有着独立思考的中华英才被赶进了“枉死城”。背叛羞辱着忠贞，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子，甚至还要吃掉自己的父母。由于缺失一种自由表达、权利制衡的民主机制，忽加诸膝，忽弃之渊，又有多少满腹韬讳经略的高人在漠视别人的人生悲剧中，展开了自己的悲剧人生，被翻烙饼般的磨折着，赍志而殁。敢讲真话的人越来越少，政治上越来越“左”，推出的国政方针也越来越缺乏科学的合理性。当年的大跃进，在“超英赶美”的狂热的集体意识的口号下，驱使人们发疯般地乱砍乱伐掉10多亿亩森林，糊里糊涂地大炼出几千万吨“废铁渣”。 最终导致多少人吃粗糠挖草根，饿死村郊，平添了多少新坟。荒唐啊荒唐！连钱学森这样出色的科学家，为了表示自己“政冶立场”紧跟领袖，竟然在1958年6月16日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认为：粮食亩产至少可达4万斤。写出过《甲申三百年祭》这样的雄文，写出过《女神》这样反映“五四” 时代精神名篇的郭沫若，1958年的诗作让人目瞪口呆：“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1958年9月12日，《广西日报》在头版头条用大号套红标题报导了环江县创全国水稻丰产的最高纪录，亩产突破13万斤，9月18日《人民日报》竟也作为特大好消息加以报导。从中央到地方，史无前例的制假、造假，疯狂铸错！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谬论当时误导产生了多少错误行动？又害惨了全国多少老百姓！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披露，素有“天府之国”之称的四川省，从1958年至1962年的五年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250万人以上。
   
    历史仿佛着意跟人开玩笑，也像是在着意揭露和显示人的表面掩盖下的灵魂的另一面。至于郭老在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写的诗句，难怪有人批评他肉麻得不要脸了：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