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疯狂马拉松”第三场文字实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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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彦：这个凑巧，中国现代艺术在89年出现有一个特殊的原因，星星美展开始现代艺术进程，从八十年代初，各地艺术家就已经开始，大部分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已经开始用一种不同于传统的写实教育方式进行创作和摸索，加上当时文化引进了大量西方的哲学、社会学、历史、经济、心理学、艺术、理论、艺术史方面的一些书籍，这些思想引进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很强大的中国当时所谓的“文化热”，文化热的背景之下产生了中国先锋运动，说法不太一样，有的叫新潮运动，有的叫85美术运动，基本说在85年前后，国内有将近100个艺术家群体出现了，完全和美术家协会没有关系，大部分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和毕业生，他们开始做自己的作品。 86年8月份的时候，当时在《美术》杂志工作的高名潞和一些批评家，包括朱青生在内准备做一个全国性幻灯片中国现代艺术的会展，在这个会展的时候，把各地群体的代表性的艺术家都招过来，有一个机会，看看大家都在做什么，因为平常交流很少，《美术》杂志也不可能大量地发表这些作品，版面都是非常有限的。在89年8月在珠海还了一个会议，叫“中国现代艺术幻灯展暨研讨会”，我们叫“珠海会议”，当时放各地先锋艺术家作品的幻灯片，看完之后讨论非常多，马上提到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因为传统的艺术教育，三十年来教育的强调，我们说看艺术作品要看原作，原作情结在先锋艺术家那里非常强烈，这个幻灯片是不能反映原来的面貌，只是一个构图，一个色彩的关系，细节看不到，大家说需要看原作，看原作就希望有一个现代艺术前卫性的展览，当时一个动议就是要筹备一个展览。 周彦：在87年还是高名潞等几位批评家，包括刘骁纯、栗宪庭、朱青生都是我参与了筹备，87年定下来在农业展览馆做一个青年家群体联展，没有直接用所谓“现代艺术”这样比较敏感的词汇定这个题目，几乎就谈成了，正好是运动的出现，这个展览本身又夭折了。夭折之后，我们几个参与筹备的批评家，联手说既然不能做展览，把这段历史记下来，于是就有了《中国当代艺术1985-1989》这本书的出现，高名潞、刘骁纯等等六个作者合写，七个月把这本书写完，出版很周折，91年才正式出版。后来有一些缓和，我们想继续做这个展览，后来筹备1989年在除夕的时候在中国美术馆做现代艺术展，中间也碰到很多困难，资金困难，找美协文化部领导协商，这个细节可以通过这一本书反映住来了。当时各地就让大家寄幻灯片，有一批艺术家像王广义，类似一些比较知名的艺术家，就邀请他，让一些不太知道的艺术家去挑选，最后大概定了100多个艺术家，180多个，大概300-400件艺术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览。出发点是想对中国当代艺术做一个总结，让一般公众了解中国现代艺术进展到了哪一步。至少从我自己的角度我当时负责学术方面，是想做学术方面的总结，就是在学术上有哪些可以总结的东西。这个事情本身很批就变成了政治事件，因为肖鲁开枪的事件，马上这个展览就被封了，开幕式的11点钟被封了。 封了以后重新开幕，又封一次，再重新开幕，最后结束，总共设想是大概有十七、八天时间，最后展开了十一、二天的时间，这个展览本身想，是一个回顾、总结、预示一下未来，最后变成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当时国内的媒体，包括很多国际媒体，大家的兴趣都在于开枪和当时很多是为了行为艺术，我们跟美术馆协商的结果就是妥协，就是他说不能有行为艺术在现场，如果有现场做行为艺术就不同意做这个展览，关于这一点很多艺术家当时不能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行为艺术，是不是你们被招安，实际上就是你要做行为艺术整个展览不能做了，必须要妥协。 周彦：妥协的结果是我们用图表的方式，照片的方式来展示，而不是现场做出来的。当时一些艺术家早就蠢蠢欲动，一直想用行为来介入，尤其是没有被选上参加展览的艺术家，用另类的方式就有了不少行为艺术的出现，本身就造成更大的一个轰动性的效应，包括孵鸡蛋，包括洗脚，包括王德仑撒避孕套，这些东西本身就有敏感性，商业性的问题，体制方面的问题都接触到了，使得这个展览变得非常爆炸性，不在于它的学术而在于它的新闻性，对法律的一种冲击。比如说能不能在现场，在公共场合下使用枪支，能不能开枪，类似这样的问题都在这个上面突然爆发，最后中国现代艺术展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事件，而不是一个学术性的展览，这是我自己到今天为止还是觉得比较遗憾的，但是没有办法，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促使了这个事情往那个方向发展。 何桂彦：刚才周老师谈到了行为艺术的介入，以及最后从一个展览发展到一个事件，我想回到展览本身，回到八十年代现代艺术本身，以及八十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文化和审美趋向，想请朝戈老师谈一谈那个时代艺术家的创作状态和精神取向？ 朝戈：总体来讲，我们几个朋友和专家都是八十年代的，我们的成长期，八十年代我们怎么看，我个人来讲，八十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时代，“五四”是一个重要的时代，其次就是“八十年代”是中国知识界重要的时代，就是文化性的时代。我怎么看现代艺术展，我前一段参加了二十年的庆祝，一个是我跟周彦有同感，我就不重复了，因为时间有限。 再一个，我要提出的问题，当时并没有出现相对成熟的或者是比较成熟的艺术家。但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敢闯敢干的一部分艺术家，包括理论工作者，这里头，正是我对这个事情艺术的一个评价，但是他们如后逐渐成熟，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我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发展，其实如果八十年代相对理想主义的、温和的启蒙主义，如果持续的时间再长一点，我认为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可能是比较好的。就是八十年代关于启蒙主义，再长一点，中国现实，中国这一百年里头出现了三种形态： 一种形态是传统，“五四”等于把中国传统的批评，传统价值基本上在大陆被否定掉了； 第二个价值就是启蒙主义，是八十年代；中间有一个重要的时期是“革命”，这三个形态的某种交织，产生了中国的“现代艺术”。其实这三个形态对中国都起着某种重要的作用，不是说哪个形态是不重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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