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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俸正杰的艺术(4)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吕澎
2012-09-28 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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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理解事物的表面与本质的物理载体有很多，俸正杰选择了皮肤也许与美术学院的人体与解剖的理解和训练有关，解剖图的肌肉组织结构提示俸正杰用波普手法制作了他的“解剖”系列；可是，他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深入的工作中发现有更多的秘密，反过来，在日常的生活经验中，我们往往能够发现表面上的变化。这样，俸正杰很自然地将表面的“病变”视为被发现到的问题：虽然社会给我们提供了难以胜数的美丽鲜艳的图像，可是，人们很容易看到这些图像暴露出来的异样。俸正杰的这个感受在这年十二月，忻海洲、郭伟、郭晋、张濒在四川美院陈列馆举办“陌生情景”展以及同时何森、赵能智等六人的“切片”展中得到了呼应，因为这些年龄接近的艺术家对现实的感受同样是微观与表面化的，他们不像老师辈的艺术家那样关注内心的抽象变化，却把看得见、摸得着的“情景”与“切片”作为关注的中心，甚至将其放大。俸正杰决定放大他观察到的“病变”，但是，他用鲜艳强烈的色彩去描绘那些表面的“皮肤”，他承认这个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通常是以美妙绝伦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可是，那些“病变”正好寄生在这样光鲜的表面上，并构成不可能分割的整体。
　　1995年6月，俸正杰研究生毕业个展在四川美术学院陈列馆举行，他为自己的“皮肤”感受写下了解释的文字，他在创作手记《皮肤的叙述》（1995年）里强调了社会现实、文化环境、生存状态与艺术的重要关系，他当然是重复性地、甚至书面化地提醒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一个有着几千年古老文明而又长期封闭的国度正经历着深刻而又巨大的变化，无论是纵向的发展或者是横向的碰撞、交流都是严峻的挑战，可谓机遇与艰难并存，发展与危机共生。”但是，当他说到物质与经济领域的繁荣也带来了对社会与精神上的危机时，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他用一些词汇并置出了关于现实的图画：

　　卫星、电视、电话、电影、核能、电脑、高速公路、小汽车、飞机、火车、高楼、霓虹灯；色情录像、黄色书籍、厕所文化、暗娼、文盲、廉价劳动力；生存危机、孤独感、无聊感、紧张感、环境污染、疾病、犯罪、人情的淡漠、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沦丧……

　　这样，“皮肤”作为一个现实的象征载体，被利用来说明存在的问题。这个时候，俸正杰的“皮肤”与80年代的表现主义心理情节多少有些粘连，因为他还是想通过肉体来与关于“生命”的概念联系起来。在80年代，毛旭辉把难受的人体放在水泥板上，他要人们去观看生命的畸形；而在新的时期，作为人体肌肉组织的表面“皮肤”被俸正杰强调和放大，并呈现出一种丰硕甚至漂亮的状态，可是，那些大大小小的斑块告诉我们，生命存在着问题。俸正杰再次使用了象征性的手法来描述他对生命状况的看法：

　　显然，皮肤在这里一方面具有生理上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也具有作为艺术的视觉图式的象征意义。作为生理意义上的皮肤的病变意味着环境的污染、自然的失调、性的泛滥等多种可能性的现实因素；作为视觉图式意义上的夸张、强化、刺激、不协调等则预示着生命与文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精神的困惑、价值的失落、道德的沦丧等内心化的因素。而所有这些正是当代的社会现实、文化环境所隐藏的严重问题和深刻危机。

　　从俸正杰的艺术出发点的逻辑上看，他多少承袭了一丝伤痕美术的思想倾向：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

　　在毕业之前的1994年12月，俸正杰就试图在北京生活。在栗宪庭和新生代艺术家王劲松的帮助下，他在北京教育学院谋得了一个教师的职位，次年7月，他成为这个学校的正式教师，开始了新的生活。尽管如此，新的环境与新的生活习惯加上经济上的压力，培育着俸正杰的孤独、怀疑、忧郁的情绪，不过也构成了新到北京的年轻人的动力。1995年的12月，俸正杰的《皮肤的叙述——红双喜》参加了刘晓纯策划的“第三届中国油画年展”，这给予了他莫大的鼓励。俸正杰继续完成他的“皮肤”系列，直到1996年4月，他的“皮肤的叙述”在首都师范大学美术馆开幕，与此同时还有在云峰画苑的“艳妆生活”和在万寿寺博物馆的“大众样板”展览开幕，之后，人们可以经常听到“艳俗艺术”这个概念。

　　“艳俗艺术”被认为是批评家栗宪庭继“玩世现实主义”、“政治波普”之后再一次归纳的艺术现象，而事实上，“艳俗艺术”是“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杂交之后的滥觞。在很大程度上讲，“艳俗艺术”是消极地回避意识形态冲突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它归纳了市场经济全面开始之后中国在政治体制和自由经济观念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两年后，栗宪庭在他的文章《对“农民式的暴发趣味”的反讽——艳俗艺术语境述评续补》就是这样将“艳俗艺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对待的：

　　自清末康、梁始，到五四时期的陈独秀、瞿秋白、鲁迅等人，都是从国家救亡图强的角度，把矛头对准文人传统的。因为他们要求唤起民众，所以针对文人传统的高雅，他们力倡艺术的通俗化。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瞿秋白并且身体力行，到苏区开展通俗化的艺术活动。略晚于月份牌年画的是延安文艺运动，1943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延安文艺运动指明了方向——向农民和农民的艺术学习，才能创造为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新风格。轰轰烈烈的延安文艺运动所创造的艺术作品，诸如音乐《黄河大合唱》，歌剧如《白毛女》，美术如古元的木刻等，无一不是摄取了农民艺术的风格。（《当代艺术》第15辑，湖南美术出版社，1998年2月）

　　栗宪庭分析了20世纪尤其是1949年以来，由于政治体制和相应意识形态权力话语的原因所导致的农民式平民文化的演变，他试图为艳俗艺术所追求的“庸俗”找到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渊源。

　　直到人们开始普遍使用“艳俗艺术”这个概念之前，俸正杰都没有在自己的艺术实验中遵循一个指导性的概念，他不过是想将自己对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可是，艳丽的色彩和肤浅的图像在批评家那里被看成是一种新的艺术动向，并被以“艳俗艺术”的标签固定下来。检查1996年的文献，为俸正杰撰写评论的王林与顾丞峰在他们的文章（王林的《敏感的艺术，敏感的人——俸正杰油画作品序》[1996年2月]，顾丞峰的《阳光之下的秘密——关于俸正杰作品〈皮肤的叙述〉》）都没有使用“艳俗”这个词。在王林看来，俸正杰的作品与那些新生代和玩世现实主义的“嘻皮赖脸”完全不同，显现出了“久违的意识态势：严肃与思考”。不过他说出了“美丽肌肤的溃烂是触目惊心的，而俸正杰的把握正是要描画出美丽的触目惊心”这样的话来，这里，皮肤的美丽的特殊性仍然被观察到了，“溃烂”导致“触目惊心”；这样的观察的确也在栗宪庭的文字中呈现出来，他使用“溃烂之处，艳若桃李”来描述俸正杰的新艺术（《“溃烂之处，艳若桃李”——序俸正杰“皮肤的叙述”系列作品》），可是，多少有些意外，他在这篇文字里仍然没有使用“艳俗”这个概念。在这篇评论文章里，栗宪庭更多地将画面做了描述，他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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