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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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 “传播中国文化，推广中国学术”；“诠释崭新的中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这些提法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所提倡的“文化走出去” 国家战略的另一种表达，翻译工作是实现这一战略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因素，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是“拐杖”、“桥梁”，还是“瓶颈”、“门槛”，翻译工作者们长时间里似乎习惯了任由他人评说，只管身背西西弗斯的巨石，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道路上忍辱负重、踽踽前行！中国文化能否走出去、走多远、走多少？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历史、现状及效果如何？有哪些认识上的误区？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良、拓展和建构？我们理应把话语权交给这群锲而不舍、上下求索的翻译实践者，倾听他们冷静而智慧的回答…… 文化与学术大概是该归入“软实力”范畴。既然是“实力”，首先得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若真形成了“实力”，即使不推广，怕也是会不迳而走的。当年“西学东渐”，一方面当然是域外从各个方面推广它们的思想原则和价值观的结果，但也首先是中国社会本身变革的需求，选择了适合当时中国实际的先进思想与知识。所以，推广和传播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工作环节，但它也必须有现实的传播对象。 中国文化要向外推广，首先是要让“学术”与“文化”返朴归真，去了浮躁与虚假。把学术与文化从趋利造名的路上拉回来，把娱乐消费文化与构建国本的学术区分开来，承认它们本质上的差异，承认它们各自的价值，但不要混同。文化与学术应该有一个清正的发展环境，它不该是媚俗的、也不只是命题式的、更不是功利的阶梯。文化学术的量化验收，只能制造更多的重复甚至造假。所以必须先有学术的澄清，才能有学术的清明。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 当然，在“走出去的实践里还有许多具体问题，如文化传播在当今世界，恐怕不只是加强推广手段就能见效的。不同体制的国家，有不同的文化传播途径，既然是面对国外，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国外出版发行体制的惯行方式，要融入对方的社会，习惯他们的操作流程，例如经济人、代理机构与出版系统之类。如果我们只着眼于以我为主的推广，进入不了他们的传播体制，那是一样的不会有切实的效果。只消看我们建国以来，外文出版也有专门的机构、特定的刊物，即使在文革之前，也就已经做了许多工作。编译的古今名著并不在少数，而且还有专门的对外的文学刊物，其中也包括了一些当代“大家”们和古典名著的译作，人力物力投入不可谓不多，但影响如何呢？恐怕这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方面。 社会在变革、思维在更新，我想，群策群力是定能找到合适途径的。 孔子学院在海外办得有些时日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口号也已耳熟能详，但是我们究竟走出去了没有？只要实话实说，也许这个问题由前不久浩浩荡荡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VIPs来回答，最有说服力。一说中国已是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是排名第二或最低不次于第四的经济实体，走出去还这么不易，是欧美发达国家特别是其中敌对势力的封堵，此话可能部分有理。我曾在美国一家Barnes & Noble书店浏览终日，查过门口电脑以后又用笨办法，一个个书架扫瞄过来，只发现七种与中国题材有关的读物，却又都是属于我们海关要查抄的问题书，想找一本司徒雷登不久前出版的回忆录都没有。我又曾在佛罗伦萨的中心广场歇脚，坐在长椅上看那边的万国旗，膏药、八卦都有，就是没咱们的五星。说这些都与意识形态有关，我信。 那就不妨把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就拿我们出大力援助的非洲为例吧。据不完全统计，走出去的中国人在那儿已有百万之众。黑兄弟对我们的接纳程度又如何呢？Made in China改称Made in China with the World之后，黑人兄弟姐妹对中国商品的质量仍多疑虑，对某些中国商人“和尚打伞”式的金融和商业文化颇多微词，罔顾公德又缺少教养的行为举止又被诟病不断。我们可以说，有些黑兄弟或许患了殖民主义的后遗症，可他们就喜欢把走出去的中国人跟那儿的欧美人作疵谀之比。要是当年曾被人当作奴隶买卖的一群，对我们五千年的悠久文化都背毁不已，我们岂能不恻痛于心？ 所以，走出去前，不能不针对外部世界的“傲慢与偏见”谋定而动。要突出围城，事涉国本自然动不得，但必须拆迁的墙还是得拆迁，而已经走出去的中国人先得记住：不可旷职偾事。 其次，说到翻译。年前，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艺》叫我写几句话。我是这么写的：“天上九个缪斯，无一职司翻译；地下学人万千，皆视译事为末技。天眷人顾两阙，译人惟有自娱自爱自尊自强。”这第二句话用的是“学人”二字，其实当时心目中展现的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学界判官。译文酬金n年不变，致成爝火；译著一般不计入学术成果，即得百万之数，不及谈玄说虚千百字，风成化习，译道渐芜，自属必然。而没有汉外佳译，中国文化如何走得出去？外汉翻译对中国文化的推动力，特别是在社会巨大转型时期，先例累累，已毋庸多言。现在的问题是，上述拥有话语权的学界判官，有几位从头至尾读过几部译作，更遑论自己动手翻译，其经历和器识甚至远非当年主管文宣的周扬们可比——周扬等人还在1965年前后阶级斗争的“休耕期”策动过西方文论及批评史的系统翻译。对翻译工作的报酬和学术确认问题不解决，定位失正，“蒋介石”变“常凯申”式的悲喜剧还会上演；更可怕的是，翻译人才枯竭，恐怕不久就会成真。 要走出去，还有一个汉外翻译的选题问题。笔者曾参与香港三联版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英译工作。我的两位定居国外的弟子曾联袂译出并由两家美国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冯梦龙的白话小说《古今小说》和《警世通言》。我不知道这类书在国外售出过多少册，问出版社也以商业秘密为由，不肯明确相告。估计成百上千到顶了，而且买家肯定以花费公帑的图书馆为多。为什么成不了气候？译者不是大家肯定是个原因。可就是杨宪益先生夫妇翻译的名著《红楼梦》，销量能有多大，我亦存疑。看来，要走出去，非先造成一个“势头”（momentum）不可。选题时适当多拆几堵墙，延聘高手——最好是洋人，即使像“中国制造”斥重金往CNN投放广告那样也在所不惜——用洋文写出译著的书评，先瞄准大众报章杂志书评栏，继而力争刊布于国外有影响的专业化书评报，也许能够蓄势瞻程，一步步造成“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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