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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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文化要“走出去”，还得靠国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感兴趣的专家、学者进行译介，并在他们国家出版。这些人认为，杨宪益先生翻译的《红楼梦》虽然译得准确、生动、典雅，但在英语国家的传播和影响却远远不及英国翻译家霍克斯的译本。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就只能像法谚所说，等待烤熟的云雀掉到我们嘴里。如果这样，外国人对中国经典著作不管译得好坏，对中国文化和现状介绍得是否符合实际情况，我们是否都得接受？如果有别有用心的歪曲介绍，我们是否就只能等待有良知的外国朋友来为我们进行驳斥？ 从中国经典著作在法国的译介来看，情况并非完全如此。目前，法国七星丛书已出版《红楼梦》、《金瓶梅》和《西游记》。《红楼梦》的译者是我们的同胞李治华先生，后两部著作的译者则是在我国出生、长期在波尔多第三大学任教的安德烈·列维先生。至于杨宪益先生的译本影响不如英国译者，我看主要是因为在国内出版，当时对国外的发行渠道还并不十分畅通。我想，我国学者在研究杨译本和霍译本的影响的同时，是否更应该研究这两个译本的优劣，如果杨译本在翻译质量上确实优于霍译本，为什么不能跟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以扩大影响呢？ 从现在来看，建立一支自己的汉译外的翻译队伍也已条件成熟。如果说像上外已故法语教师岳扬烈先生那样大、中、小学都在法国学习、写的法语比普通法国人还好的中国人在当时是凤毛麟角，那么，现在从小在法国受教育的中国人却是人数众多，只要有这方面的需要，我想其中会有人愿意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另外，汉译外也并非高不可攀，外语教师其实每天都在从事这一工作，只是难度有所不同而已。从我来说，原学俄语，后因工作需要改学法语，在上外进修两年，1970年复旦法语专业招生后开始教授法语。几年后曾给市里翻译介绍芭蕾舞剧《白毛女》的画册。后来，我一位中学老同学给法国科技杂志寄了篇炼钢方面的论文，因法语不过关未能发表，我替他改好后杂志立即发表，拿来一看，基本上没有改动。近年来，我应法国朋友之邀写了些文章，法方也只是略作润色而已。我想，现在的法语教师跟国外的交流比我们当时要多得多，水平也应该比我们更高。 总之，“走出去”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也欢迎外国朋友相助。 传播中国文化精华，推广中国特色学术，让各国人民更多更好地了解和理解中国，开创和而不同、各美其美的局面，对此翻译界责无旁贷，自不待言。不过除了宝贵的热情之外，或许还要一点冷静的思考的实在的努力。 打算“开门走出去”，先得知道“家里有什么”，即什么属于中国文化的精华，什么是中国有特色、高品位的传世之作？对此总要进行定义、梳理和归类，确定什么值得弘扬和能够输出，并为潜在的受众接受。是四书五经，宋词元曲，还是近现代作家学者的作品著述？是与意识形态相关的宏大叙事，还是在西方颇受平民欢迎的风水、中药、武术、菜谱？缺少独创性的模仿之作，海外市场恐怕有限，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亦是如此。 其次，国外汉学家或中国学研究者多年来也在努力介绍中国文化。Richard Wilhelm译《易经》、《论语》、《孟子》、《礼记》，Alfred Forke译《墨子》、Günther Debon等译古典诗词、Franz Kuhn 译《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Ulrich Kautz和Wofgang Kubin译现当代作品，在德语国家均不无影响，但主要限于学术圈内。专家研究水平令人瞩目，一般人则知之甚少或者未认真对待，有些书店甚至不把中国典籍放在文学、哲学的专架上，而是搁在所谓Exotik或Esoterik之类的角落，聊备一格，供人猎奇而已。比较我国介绍德国哲学文学的情况，中国哲学文学在德语区的接受不如人意，所谓“文化赤字”并非空穴来风。应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什么已经译成了外文？质量、影响和效果如何？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拾遗补缺，还是要和国外汉学界同台竞争，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三是对汉译外的难度要有足够的估计。能以外文写论文专著者不少，能游刃有余地将文学译成外文者不多。将外语译成母语而非相反，是国际惯例；两种翻译的难度大不相同，是公认现象。翻译绝非简单的符码转换，对号入座，把重要典籍译成德语有别于将大众汽车维修手册译成汉语，希望某些掌握话语权者理解这点。比如《论语》中多次出现的“仁”字，翻译时既要前后照应，又要各尽其意，既不能将读者带往歌德席勒时代的魏玛，又不能让人想起某种现代交际理论，左右为难之处不少，殊非易事。大规模的“工场”式翻译，可能适合于佛经、毛选等重要典籍，但也有译本无明显特色、阐释空间偏小、投入成本过大的缺点。比较理想的做法之一可能是中外小型团队合作，双方取长补短，杨宪益戴乃迭译《红楼梦》便是适例。合作还能提高跨文化交际的灵敏度，避免如今在媒体、书展上并不鲜见的误解。在外宣方面不能曲意逢迎，但也不能强梵就华，非要别人穿唐装。 四是人才队伍的问题。将中国文化精华和特色学术译成外文，要求译者认真刻苦，殚思竭虑，反复推敲，精益求精，这在风气浮躁，凸显“效率”的今日，几乎是过高的要求。钱春绮先生这样的专业文学翻译家基本绝迹，而高校教师中又有几人能冒没有“科研成果”的危险，去做这种被认为只是“雕虫小技”的工作呢？即便将世俗或曰现实考虑全抛在脑后，也还有译者专业素质的问题。彦琮有“八备”之说，对翻译中国经典这项工作而言，中西语言和文化修养足以胜任愉快者，恐不多见。时下不少外语系注重“通事”之实用价值，能学贯中西、道通古今者实属凤毛麟角，而培养这样的人才，并非振臂一呼、群情激奋便能实现的目标，而是需要多年的辛勤耕耘；关键是现在就迈出扎实的步伐，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如今纷纷成立的翻译系提供了建设的平台，如能和文史哲相关院系加强合作，克服“两张皮”现象，并充分利用海外学人的宝贵资源，或能在不久的将来具备向外译介文化精品，让中华文化薪传海外的前提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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