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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2)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袁莉
2012-09-2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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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有个心态问题。老子所谓“自伐无功，自矜不长”，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提倡谦虚，不是妄自菲薄，更不是鼓励多出“汉奸”，而是充分估计到历史的、传统的、社会—政治的、乃至文字语言的诸种因素带来的困难，放低身段平等融入，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去空降，当然也不摆出Orz的姿势去逢迎。这样，走出去的路子是不是会平坦一些？
　　
　　许渊冲（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中国外语》2006年发表了一篇文章：“典籍英译，中国可算世界一流。”可见在典籍英译方面，中国已经“走出去”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典籍英译，需要精通中英两种文字。英文是比较科学的语言，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中文（尤其是典籍）是比较艺术的文字，可以说一指二，意在言外。因此如要做到精通中英两种文字，出版中英两种文字互译的文学作品，除中国人（包括华裔）之外，几乎没有外国译者可以胜任。就以典籍（尤其是诗词）英译而论，王国维说过一句名言：一切景语都是情语。这就是说，诗词中即使是写景，也是借景写情。而西方文字，一般说来，写景是写景，抒情是抒情，很难理解景中有情的中文，要用英文来表达就更难了。而文学翻译需要传情达意，达意是低标准，传情是高标准。外国译者要做到达意已经不容易，再要传情简直是难上加难。就以《诗经 采薇》中的名句为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外国译者一般译成“杨柳飘扬，雪下得大。”是否达意已有问题，更不要说传情了。而中国译者的英译是：When I left here,/ Willows shed tear./I come back now,/Snow bends the bough. 英文说垂柳是weeping willow, 这里译成杨柳垂泪，传达了依依不舍之情。又说大雪压弯了树枝，象征战争压弯了征人腰肢的痛苦之情。传情达意，都胜过了西方的英译。法译也是一样：A mon depart,/Le saule en pleurs./Au retour tard,/La neige en fleurs. “雨雪霏霏”的法译，借用岑参写雪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用乐景来写哀情，以倍增其哀。可见中国不但典籍英译可算世界一流，文学理论，翻译理论，也是世界一流。例如《老子》第一章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简单十二个字，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刻，不但可以和同时代的希腊哲学比美，甚至今天还可以解决很多世界上有争论的问题，中国人的一种译文是：Truth can be known, but it may not be the wellknown truth.  Things can be named, but names are not the things. 第一句说：道理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所知道的道理。这句话可以解决中西方一个矛盾，例如民主之道。西方常批评中国不民主，美国林肯总统说过：民主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西方认为两党竞选才是民主，其实只是民治，医疗保健等民享问题也是民主。而中国的医疗卫生制度，并不在美国之下。改用老子的话，就可以说：民主之道是可以知道的，但不一定是你们所知道的两党竞选的民治之道，也可以是一党领导的民主协商，主要问题是为人民服务（民享）。“道可道” 解决的是本体论的问题。“名可名，非常名”却可以解决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应用到翻译上来，中国事物可有中国名称，但名称只是符号，并不等于事物，英文符号更不可能等于中文，这就是说：译可译，非直译（对等译），这是翻译的认识论。非对等翻译（传情达意）却是翻译的方法论，都可以“走出去”。
　　
　　许钧（南京大学教授，华师大讲座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近段时间，由于工作需要，接触了文化界、文学界和翻译界的不少人士，在接触中，明显感觉到“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了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忧虑甚或焦虑的事情。涉及的有心态、认识，也有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

　　在我看来，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是一种必然，是大势所趋。近年来，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给世界带来了种种发展的机遇，也引发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何维护文化多样性，便是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中国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融入世界化的潮流，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相比之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声音不响、被认同度不高，影响也有限，与向来以数千年文明而自豪的中国人的期望值相去甚远。于是形势所趋中交织了一种迫切的内心诉求，并且渐渐地由迫切而转变为焦虑，由焦虑而转变为焦躁，表现出了一种过于急切的心态。

　　然而问题在于在文化领域，其产生交流、发生影响的机制、环境和种种牵制性的因素不同于经济领域。内在的需要、适时的文化环境、当下的意识形态时时制约着一国文化向另一国文化的输出，影响着一国人民对另一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再加之翻译活动复杂性背后所隐含或凸显的文化差异，对翻译之“场”起作用的政治与社会因素，更给文化的输出提出了尖锐的问题，诸如歪曲、冲突、抗拒等等现象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因此，我们要有相当的心理准备，认识到中国文化走出去，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政治、文化、接受心态或认知层面的种种障碍。鉴于此，我认为在顺应历史潮流、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同时，要摆正心态，充分认识困难和障碍，积极寻找化解的有效手段。鉴于此，我认为顺应历史之潮流，在维护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加强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要摆正心态，充分认识困难和障碍，积极寻找化解的有效手段，在不断的努力中渐进，在主动走出与积极开发的双重姿态中，形成输出与接收的真正互动与交流。如是，才有可能应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在相互交流中化冲突为理解，不断丰富自身，进而共同发展，在共同发展中真正达到世界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 　　江 枫（清华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文化走不走得出去，都有一定之规，由不得任何国家、集团和个人的一厢情愿。曾经有一句流传甚广的话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甚至，“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其实是一种误解。

　　两河流域文化在中东的扩散，希腊、罗马对欧洲的影响，汉唐文化之浸润东亚，以及晚清的西学东渐，五四时期德、赛二先先之联袂登陆，都是形势使然

　　人类文化发展总是由低向高，文化流动又总是从高向低。整体，如是，局部或组成部分，亦复如是。而其动力，多源于下游的“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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