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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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当然就是中译外。近代以来的中译外大多是以民间为主体，明清以来就有汉学家，如意大利的利玛窦、比利时的柏应理等传教士汉学家，热心于将中国的经典的外译工作。当然也包含有中国学者的贡献，近代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和黄胜、王韬合作，将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出版，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合作外译的民间模式持续在近代以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当然民间翻译还有中外学者以个人“书斋”里的“私房活”形式出现，如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将《西游记》和美国作家赛珍珠将《水浒》译成英文；中国作家外译的突出例子，除了我们熟知的大师辜鸿铭将儒家经典和杨宪益将《红楼梦》西译外，还有盛成将《老残游记》译成法文、方重将陶渊明的诗歌译成英文，等等。中国政府出面的外译工作，1949年后最大的中译外工程恐怕就是《毛泽东选集》的外译，我们所知著名学者钱钟书、姜椿芳、王稼祥、刘泽荣、程镇球等都参与过这项事业。中译外规模效应的形成，我以为离不开“多轮驱动”的模式，即官方、民间和国外汉学家或汉学机构的通力合作。多年来中国政府非常重视传统中国经典文本的外译，包括《红楼梦》等在内的经典，都有过权威译本，当然这些译本究竟有多大的权威性还需要进一步学术的论证。但我坚信，随着政府的倡导，加上国内外翻译家群体的参与，中译外会迎来自己充满希望的春天。 要使承载中国优秀文化的图书真正地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走进外国读者的家庭，以帮助他们认识和了解一个真实的当代中国，有许多方面的工作要做。比如，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读者群必须作认真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开发好的选题 ，选择合适的作者撰文，挑选优秀的译者来正确地传递信息，在图书版式、开本、编排、装帧等方面根据不同国家的读者的阅读习惯作相应的调整，通过合作等方式让这些书进入主销售渠道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任何一个环节的失误或欠缺都可能导致与成功无缘。当然，翻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合作也可以有多种模式。中方的翻译稿由外国编辑修改、润色，是方法之一。但前提是译文基本正确、到位，否则，（不懂中文的）外国编辑会提出无数问题，等待解释和解决。有一种理想化的模式：中方和外方从选题策划、撰写书稿、翻译编辑，到版式设计、印刷出版、发行销售，进行全方位的全程合作，双方在各个环节发挥各自的优势。一般来说，外方更了解他们的读者群的需求，而我们则熟悉中国的题材和内容，掌握着作者资源。中方的译者（当然是指好的、负责任的）比较了解国情，对于作者的原意理解比较正确、透彻，而外方的编辑在驾驭本国文字的能力上更胜一筹。 杨译《红楼梦》在欧美不如霍译流行，一方面可能是杨译在语言上不如霍译优美，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欧美人的阅读心态还不够成熟。清末文人喜欢把外国诗歌译成五七言，读者普遍称好。当时的中国读者对外国不太了解，阅读心态也不成熟。后来发现用五七言译外国诗歌会损失许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于是改用白话文翻译，译诗也更趋于准确。欧美读者在阅读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时普遍怀有优越感，对于因文化不同而引起的语言不习惯会过分苛责，不像我们在八十年代阅读外国文学时那样谦虚，即使译文不太好也很喜欢。读书分两类，一类是想从书中学到你脑子里没有的东西，一类是想在书中印证你脑子里原有的东西。 中国典籍的外译，需要依靠学贯中西的人士，或采用中外合作的方式，才可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但是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目前主要还应依靠中国人自己。客观地说，各国文化毕竟是有难易之分的。各国的文化现状是，欧美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较易，中国文化对欧美人来说较难。来源语较易者，表达优于理解，应以目的语国人翻译为主；来源语较难者，理解优于表达，应以来源语国人翻译为主。我们来个换位思考，想想外国经典（文字和思想较为艰深的典籍）是如何传入中国的。东汉以后，把佛经翻译到中国来的最早一批重要的翻译家都是外国人，如安世高、鸠摩罗什等，而不是作为佛经之外国读者的中国人。世有鸠摩罗什，然后有玄奘。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典翻译的重要特征。基督教经典也是首先依靠外国学者译成中文并由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同时将西洋技术传入中国，然后才有魏源、薛福成、严复等人对西洋文化的译介。中国近代译成汉语最早的外国诗，刊于英国传教士在香港编辑出版的中文期刊上，即弥尔顿的《论失明》，据说也是由外国译者在中国人的襄助下完成的。 我们的有关部门应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鼓励机制，促进中国典籍的对外翻译。就目前来说，应该在主要依靠中国人自己从事典籍外译的前提下，适时、适量地延请适当的欧美专家和学者参加并襄助我们的翻译活动，尽可能提高我们的翻译质量，一方面取得欧美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也影响、改变欧美读者的阅读心态。 海岸（青年诗歌翻译家，上海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推广中国文化，翻译文学经典，仅依靠国内翻译家群体自身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采取“借船出海”的战略，一开始就该与国外出版机构或个人进行合作翻译，达到“走出去”的目的。英国当代著名诗歌翻译家霍布恩（Brian Holton）曾在英译杨炼《同心圆》时有过这样一番感言：“要想提高汉英文学翻译的质量，惟有依靠英汉本族语译者之间的小范围合作。汉语不是我的母语，我永远无法彻底理解汉语文本的微妙与深奥；反之，非英语本族语的译者，要想将此类内涵丰富的文本翻译成富有文学价值的英语，且达到惟妙惟肖的程度，绝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可一旦同心协力，何患不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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