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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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是各地区、各族群的人们，为了个体和集体的生存的维持与改善，长时期从事体力和脑力劳动的成果及其积累。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发展不会均衡，于是，便有了互补性的文化流动。自然的表现，大都是引进方为了生存及其条件的改善择其所需的“拿来”。 固然，也有些是输出方有意为之，多数情况下并不考虑接受方的意愿，常常代为取舍，以有利于输出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历史上成规模的强行输出，常常在文明对野蛮、基督教对异端的名义下表现为战争。 文化走出去，也就是文化输出，所以，口号的提出便不能不慎。如果我们曾经介意“崛起”二字所引起的反响，文化走出去的提法，岂可不加深思。 文化一词原意“文治和教化”。汉刘向《说苑·指武》有言：“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现今所指，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对外使用时，就不能不考虑外人的理解，而必须根据主客观条件判别，我们可以和应该输出或是“走出去”的，都是些什么。 我国历史上的创造发明、孔孟老庄的学术思想、古往今来的文学经典，以及最近，比如，《中华植物志》的“走出去”，给予我们的启示都是，关键，首先在于我们有没有和有什么有助于全人类文化发展的贡献。 文化交流是双向运动，谈到翻译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单强调译出，特别是因为一方面，译入任务远大于译出，另一方面，是译入的表现和译出一样，在目前，都不十分美妙。翻译，从理论到实践的建设都值得关注。 走出去、引进来，都必须正确认识翻译，严肃的翻译工作者都应该懂得：译，无信不立！文学翻译的信，既是对内容的忠实，也应该是对形式的忠实。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就不该译为“爬得高些看得好些”，是“由于本人学问有限，谬误不少，敬请指正”，就不该译为“这本书献给读者，欢迎提出各种建议”。 我主张“积极倡导推动，慎勿越俎代庖”。把我国典籍 “送出去”，不失为一种积极的主张。以文化人，影响才深。心是好的，但也须注意效果。解放初期，莫斯科外国文出版社一片好心，把苏联小说，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译成中文送进来。当时阅读，因是莫斯科译的，总觉得是外国中文，不如国内译者译得好，后来得知那里倒亦有真正中国人在翻。五十年代初，仿苏联建制，文化部下成立外文出版社；文革前扩大规模，升格为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这一机构，就是专做把文化送出去工作，曾兴旺一时。进入新世纪，外文局框架犹在，但业务基本停顿。从莫斯科中译本之不被看好，到外文局之萎缩凋零，或有什么含义可昭示于人？“中国制造”商品，如服装玩具，不论到什么国度，拿来就可以用。但文化，有个接受和融合的过程。音乐、舞蹈、绘画、电影，直接诉诸受众，障碍还不算大; 一旦涉及文字层面，需语言转换，情况就不怎么简单。中国人译外文，语法可以不错，但人家习惯上常不这么说；有时我们译来复杂，人家说得很简明。各种语言，各有禁忌，如“工程师在业馀时间帮那女工做物理习题”，照字面译成法文，就是笑话。可怕的是，印出来后，还看不出毛病何在。中国人译外文给外国人看，往往吃力不讨好，慎勿越俎代庖！ 再者，不说盲目自大，也要避免一种想当然，以为中国学问只有中国人来做才最高明。二十世纪初，法国汉学家沙畹（E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与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之研究敦煌文献，就曾走在罗振玉与王国维之前。又如国人读《论语》，大多沿袭传统经解。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向视为严封建等级之分，而比利时人李栻（Simon Leys 1935- ）则把此语佐以“正名”说，认为恰当约定个人的身份与职责，是社会稳定的基石。现如今礼制隳败，君不像君，臣不像臣，子教三娘，公安局长成了黑帮大红伞，伦理才出现集体性下滑倾向。更有美国Brooks夫妇，把《论语》里真正的“子曰”，和子贡曰，以及子游、有子曰，曾子、曾元曰，从门派更替与话语权转换切入，将全书二十篇重新排序，英语读者才有幸能读到新编“论语原本”（Bruce & Taeko Brooks: The Original Analects, 1998）。以致有人惊叹：西人读孔今犹新！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后，也有值得反馈回来的信息。 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翻译理论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党和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对外翻译问题一直高度重视。最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社还积极组织国内各地的翻译专家，推出全面介绍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的“大中华文库”，据说列入翻译计划的就有两百种，已经出版了一百种。尽管我们投入了不少精力、物力和财力，但取得的实际效果与我们预想的似乎还是有较大的距离。举一个例子：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红楼梦》，一直是被国内翻译界推崇备至的中译英经典之作。事实上，它的翻译质量也确实相当不错。但它在国外的影响如何呢？我指导的一位博士生对一百七十多年来十几个《红楼梦》英译本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到美国大学图书馆实地考察、收集数据，发觉与英国汉学家霍克思、闵福德翻译的《红楼梦》相比，杨译本无论是在读者的借阅数、研究者对译本的引用数、发行量、再版数上等等，都远逊于霍译本。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倒并不出乎意料，因为我是专门从事译介学研究的。一千多年来中外文学、文化的译介史表明，中国文学和文化能够被周边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并产生很大影响，并不是靠我们的翻译家，而是靠他们国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感兴趣的专家、学者、翻译家，或是来中国取经，或是在他们本国获取相关资料进行翻译，在自己的国家出版，发行，然后在他们各自的国家产生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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