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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倾谈“文化走出去”(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袁莉
2012-09-28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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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没有脚的，但是它会“不胫而走”。在如今信息传播瞬息遍全球的时代，应该不愁什么文化走不出去。我国古代的经典作品，一百多年来早已“走”到欧美日韩各国。比如老、庄、孔、孟等等。特别是《孙子兵法》这类“实用哲学”，译本很多，读者很广。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翻译，也流传很广。比如《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聊斋》、《金瓶梅》等等，以及《史记》、《东周列国志》这些亦史亦文的作品，还有中国文学的精华《诗经》、《楚辞》、乐府、唐诗、戏曲等等，如果查查目录，其品种之多、数量之大，是惊人的。关于译者问题，特别是“汉译英”译者问题，我觉得中国不缺高素质的译者。比如林语堂、孙大雨、方重、杨宪益、张爱玲、许渊冲、刘重德、汪榕培、辜正坤、胡志辉、王宝童、罗志野等等。现当代的后起之秀如黄福海、海岸等同样令人尊敬。还有众多华裔外籍学者，都是强大的翻译力量。我觉得不应该过分关注他们的国籍，而应该与我国的翻译家一视同仁。大家都是对用汉字写出的作品感到爱好、欣赏，并且有志于用外国文字翻译出来，向他们的读者传达和介绍中国文学。如果认为外国头脑必定能胜过中国头脑，洋人翻译必定优于国人翻译，那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倒是很容易引起“崇洋思想”之讥。相反，洋人所译汉著之中常能发现许多错误之处。这倒不是中国头脑胜过外国头脑之故。主要原因乃是中国人对自己祖先几千年的历史典故、生活习惯、风土人情、山川形胜、礼节制度、思想感情等等一般来说要熟悉得多、了解得多。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我国文学作品汉译外显得不景气的主要原因。这里说的“伯乐”，除了指发现和培养这方面人才的有权势、有资财的人士以外，还指客观的环境和条件。汉译外的人才培养虽然不必“百年树人”，但是至少要几十年的时间。一本经典著作的翻译过程，如果不是草率从事，十年磨一剑当是平常和正常的。磨出来的“剑”，谁家肯出版接受又是个大问题。如此，“千里马”吃不到料草，只得改弦易辙，去做拉货赶集的普通马了。因此，有必要由国家或团体出资成立“编译馆”之类的组织，重金礼聘一些“千里马”，给以不愁衣食住、不愁无处发表的待遇。 　　袁志英（同济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

　　真理不在东方，也不在西方，真理在它所在的地方。也可以说真理既在东方，也在西方，东西方间的文化差异不可夸大。各个民族健康的、有孕育性的文化终将流入共识的具有普世价值文化的大海。然而民族文化依然川流不息，不舍昼夜，世界文化的多彩多姿就是由此而生发。 我们奉行“拿来主义”，拿异域的文化滋养自己，丰富自己，异域文化也渐渐成为自己文化机体的一部分。文化从来就是混血的，纯而又纯的文化是不存在的。我们“拿来”的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开放，继续拿。在拿的过程中注意排除泥沙和鱼目。是否“鱼目和泥沙”不可钦定，有些泥沙和鱼目也不可怕，我们的文化机体还有排异反应。“全盘西化”不可以，然而“一边倒”、“以俄为师”也让我们付出了代价。要深刻理解中国的“水土”。我们GDP上去了，世人争说“北京共识”。中国文化是否要“走出去”呢？当然要“走出去”，你不给它翅膀它也会不翼而飞。大家争说的所谓“北京共识”抑或“中国模式”也是一种文化，一种政治文化。那我们如何给中国文化以“翅膀”呢？相对“拿来主义”我们是否也搞个“送去主义”呢？我以为不可。首先如何送去？靠翻译？谁来翻译？靠学英文的中国人将国人的文学作品译成英文？译成不是母语的英文？谁人的英文水平能达到英语国家的人所能认可的水平？杨宪益英语水平够高的吧，他太太戴乃迭又是英国人，可他们所译成英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在国外的接受并不理想。翻译并非单纯的文字转换，它需要知识，需要钻研，甚至需要考证。我们国家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有那么多的人学习外语，也恰恰在这时中高档的人文翻译人才断档。不要说将中文译成外文了，能很好地把外文译成母语者能有几人？连北大清华不是也出现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把“孟子”译成“门修斯”那样的笑话吗？中国的外文专家难以（并非绝不可能）把我们的东西送出去，那只有靠有关的汉学家了。汉学家能将中国人文译成其母语的人也不多，但还是有的。对这些中文好、母语好而又热衷传播中国文化的老外最好能做个调查，我们做到心中有数，常和他们联络。我们“送去”什么呢？毋庸置疑，我们在价值观、审美观上和别的国家，和西方国家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推出的送出的东西人家不一定买账，我们可做介绍，然而进口什么应由进口国的学者译者决定。“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一命题也不完全正确。大气的、具有国际眼光、具有孕育性、前瞻性的作品总是受欢迎的。被钱锺书先生称为“杰出汉学家”的德国学者莫芝宜佳早在八十年代就将《围城》译成德文，并一版再版，在德国很有影响，为此她这部译著获得了去年法兰克福书展最佳翻译奖。她还把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译成德文，不日即可面世。我们要善待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国外汉学家一般都热爱中国文化，而他们的视角和立场往往有异于我们，发生争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争论的目的是求同化异，而不是定要压倒对方。比如说德国汉学家顾彬，他的言论在国内引起很大的争议，这里面有意见分歧，也有误解。有人咬着他的“垃圾”论不放。其实他不是说“中国文学是垃圾”，而是说少数以“身体写作的作家”的作品是垃圾。其实他对中国文学在西方的传播倾注了很多的心血。他一人主编两份杂志，一是《袖珍汉学》， 一是《东方》；他主编翻译出版了《鲁迅选集》，该选集曾获得德国最佳图书奖；他主编了十卷本德文版的《中国文学史》；他翻译了冯至先生的《十四行集》，出了单行本，在德国引起轰动。他把许许多多中国作家介绍到中国。瑞士汉学家胜雅律根据中国的三十六计翻译、写作了《智谋》一书，该书在西方掀起巨浪，影响很大；笔者等人曾将该书译成中文，但没有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手段，但不是惟一手段；更多的是国外学者对中国的追踪研究，这是我们自身不断壮大的结果。我觉得，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好，民众能切切实实地过上好日子，比什么走出去的措施都好。适当奖励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和学者。“走出去”急不得，要有足够的耐心。
　　
　　徐和瑾（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

　　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在世界政治、经济上影响的增大，外国人对了解中国的兴趣逐渐增大，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也自然而然地提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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