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佑、杜光霞：在混乱中重建散文价值尺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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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晖先是引述我说的“人们在读散文、写散文、谈散文时，都知道自己所说的‘散文’是指什么，但到了学者、评论家的笔下，散文马上变成了包括报告文学、杂文、特写、随笔、游记、文论、书评、时事评论、狭义散文、小品文、回忆录、传记、演说辞、书信——甚至巫卜之学（如《易经》、《易传》），历史著述（如《春秋》、《左传》），哲学著述（如诸子论说），神话（如《山海经》）等在内的某种四不象的东西了。”接着据此指控我：“这完完全全是在指鹿为马,是不负责任、信口雌黄地向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身上栽赃。”⒇ 我这段话不过描述了当下散文的一个现象，即“广义散文”与“狭义散文”不分，以及“广义散文”对散文的遮蔽。陈剑晖却要把它上纲上线到法律的高度，说我“信口雌黄地向现当代的散文研究者身上栽赃。”请问陈剑晖：你知道“栽赃”是什么意思吗？“栽赃”在法律上是要负刑事责任的。一个人即使再夸张，再心理不正常，也不至于把这么几句评述散文的话理解成栽赃陷害，除非他神经有毛病！况且，这段完整的话中还有一句被陈剑晖掐头去尾省掉的话：“造成这种现象的罪魁，便是笔者在本章要重点清理的‘广义散文’概念。”（21）我针对的并不是哪一个人，而是说一种现象。陈剑晖为什么要从中读出这么严重的敌意呢？我在前面已经用充分的事实论证了：在当代散文范畴的研究中，“广义散文”是确实存在的。它顽固地存在于人们的常识以及散文研究者（包括陈剑晖本人）的头脑中。这难道不是事实吗？陈剑晖自己不是也在说：“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将散文分为广义和狭义，但落到实处去往往难以区分”吗？怎么这么快就忘了呢！ 那么，除了我批评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之外，是否还有人指责包括陈剑晖在内的当代散文研究者“概念不分,标准混乱”呢？当然有。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剑晖自己。我们来看前面引用过的《关于散文的几个关键词》中的一段话，陈剑晖说：“我们看到的许多关于散文的定义，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又没有严密的逻辑，有的定义过于宽泛无边，有的失之于简单，有的下定义显得过于随意草率，更多的是概念模糊，前后自相矛盾。”陈剑晖这里批评的“概念模糊”是不是=“概念不分”呢？“没有统一的标准”是不是=“标准混乱”呢？同样的话，由我说出来，就是错误的，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而由陈剑晖嘴里说出就是毋庸置疑的真理。这是什么逻辑呢？这是典型的强盗逻辑的现代版！面对陈剑晖的不讲道理，我不得不问：这样的批评——学理何在？公理何在？
三、散文尺度：“诗性”，还是“散文性” 陈剑晖说：“周伦佑如此看重这个‘散文性,’给它加诸了如此重要的使命,但他竟然只是随随便便在每个‘性’的下面写几百字就了事,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22）这当然又是陈剑晖的故伎重演了——但他这次不是幻视，而是盲视。明明有那么多的论据和那么充分的论证，他偏偏要视而不见，说“没有任何论据,没有任何论证”。 “散文性”是《散文观念：推倒或重建》一文的中心概念，整篇文章近五万字的篇幅，都是围绕“散文性”这个中心概念展开的；或者说，文章的展开过程，也就是“散文性”这一中心概念的被召唤、揭示、呈现和论证的过程。我在第一章中首先描述了由于散文价值尺度的缺失（即“散文性”的隐匿）而造成的汉语白话散文“身份不明，源头不清，标准混乱，批评失范”的现状；接着在第三章“推倒‘先秦散文’说”，第四章“推倒‘广义散文’说”中，通过批判“先秦散文”对散文历史的遮蔽，“广义散文”对散文本体的遮蔽，揭示了“散文性”的存在；然后，用整整一章（第五章）的篇幅，在对散文与诗歌、小说、戏剧的比较分析中，呈现、论证了“散文性”及其四大文体特征。我是这样界定“散文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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