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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文化中的中庸之道

2021-03-22 09:47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钱穆 阅读

钱穆

钱穆

01

大家都知中国人喜讲“中庸之道”,一般人以为中庸之道是指平易近人,不标新立异,不惊世骇俗,调和折衷,不走极端而言。然此等乃通俗义,非正确义,《中庸》上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无论何事都有两端,此两端,可以推到极处各成为一极端。在此两极端间之中间都叫做中,此一中可以有甚长之距离。所谓“中”,非折中之谓,乃指此两极端之全过程而谓之中。如言真善美,是此一极端,不真不善不美是那一极端。但此真、善、美三分,只是西方人说法。照中国人讲,此世界便是一真,不是伪,真伪不能对立。若论美丑,此世界是浑沌中立,既非极美,也非极丑。

中国文化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看重了人的一面,则善、恶对立不能不辨。但纵是一大圣人,亦不能说他已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善。纵是一大恶人,亦不能说他是百分之百的恶。人只在善、恶两极端之“中道”上,既不在此极端,亦不在彼极端。但必指出此两极端,始能显出此中道,始能在此中道上理论有根据、行为有目标,故说“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若非执其两端,则中道无可见。真实可用者乃此中道,非其两端。此乃中国人所讲“中庸之道”之正确意义。

中国文化既是人本位的,以人文主义为中心,而现实人生中则没有至善,也没有极恶。如从耶稣教言,上帝是百分之百的至善,但上帝不在我们这一世界上。世界上只生有一耶稣,但耶稣也只可有一,不得有二。上帝之对面是魔鬼,它是百分之百的极恶,但此魔鬼似亦不在我们这世界上。我们人类,虽说具有原始罪恶,但究竟没有到极恶的地位,人究竟与魔鬼相异。从佛教言,无余涅槃不是这世界所有,人则只在此俗界,在无休止的轮回中。但此俗界究也不便是地狱。中国人讲圣贤。但孔子大圣也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圣人之一生,也非百分之百尽在一至善地位上。但我们既说这个世界上有善,即不能说没有一“至善”。有善便有恶,我们不能说这世界上没有恶,便也不能说没有一“至恶”。像耶教、佛教,似乎都看重在两极端上,我们则亦要把握着此两极端,而主要运用则在此两极端之中间过程上。此一中间过程,既非至善,又非至恶。甚至有些处善恶难辨。你认它是善,我认它是恶。此等处亦会常常遇到。所以佛教、耶教所讲,似乎偏在高明处,而中国人所讲,则偏在中庸处。但抹去了其高明处,则中庸亦难见,故曰“极高明而道中庸”。

说到此处,可见中国人观念有些与西方人印度人观念不同。此等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哲学上的不同,亦可说是一种常识上的不同。西方人常认为善恶是相反对立的,中国人则认为这一端是善,那一端是恶,此两端可以相通而成一线,此两端乃同在一线上。若没有了此一线,亦何说有两端?是则此两端在实际上亦并非相反对立。

在我们这现实世界里面,在我们这一实在人生里面,善恶只是一观念。不能说这世界,这人生,一半是善,一半是恶。或说在中间,便不善也不恶。这世界,这人生,既非至善,亦非至恶。我们并不站在此两极端上,而在此两极端之中间。既如此,则这一中间,岂不成为黑漆漆地,既非至善,亦非极恶;既无上帝,亦无魔鬼;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人们在此黑漆漆地一段长过程中又怎么办?当知此世界此人生,虽非至善,却不能说其无善;虽非极恶,亦不能说其无恶;此善恶之辨虽不很明显,但也不能说其混同无辨。所辨在甚微小处,甚暗昧处。人则正贵在此微小暗昧处来分辨善恶,自定趋向。

孟子说: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舜之闻善言,见善行,其实亦只在深山野人中。不能说在深山野人之间便绝无善言善行,此等善言善行,当然非圣人之善言善行之比,但总不失其为是善。舜则一有感触,反应明快,一切所见所闻的善,便会集中到他身上来,舜则在野人中成了一善人。

孟子又说: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已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可见舜之善都是从此世界人群中取来。人有善,我能舍己从之,与彼同有此善。此等善,皆在细微处,暗昧处,积而盛大光明,舜便成了大圣。

《中庸》上亦说:君子之道,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夫妇之愚不肖,可以与知能行。及其至,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

当知此处说的君子之道,便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可以由夫妇之愚不肖直达到大圣大贤。并非在中庸之道之中只包括愚不肖,不包括大圣贤。又当知愚不肖与大圣贤,亦即在此中庸之道之两端,此两端一贯相通,并非相反对立。

02

根据上述,再进一步申说,从愚不肖到大圣贤,此一中间过程,当然有很长的距离。今不论你站处近在哪一端,若近在恶的一端,只要你心向善,只动一步或一念向善,则此一步一念便是善。如你原来站近善的一边,但你一步一念向了恶的那一边,此一步一念也即是恶。孟子说: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每一人的聪明智慧,家庭环境,生来就不同。或生长在圣贤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善的了。若他只动一念向相反方面,他那此一念也就是恶。或生在土匪家庭,他的环境教育当然是恶了,但他果动一善念,他那动念时也就是善。如周公是一大圣人,他的道德及其才能在政治上、军事上、外交上、文学上种种表现,可算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完人。但孔子说: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矣。

这是说,只要周公心里一念或骄或吝,在当时,便可使其成为一不足观之人。反过来说,如是一土匪,一十恶不赦之人,使他身罹刑网,或处死临刑,只要他一念悔悟,心向善的一边,那他当时,也就不失为是一善人。人在一刹那间都会有一念,在那一念上便可有“善”“恶”之分。因此人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上;一条是堕落。所谓“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讲善恶,应在此人生过程中,每刹那,每一秒钟之每一动念上分。这才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要使愚不肖能知能行,亦将使大圣贤有所不知不能。纵是愚不肖,也该在自己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纵使是大圣贤,也不能不在他一念之微上戒慎恐惧。刘备诫其子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中庸》上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那隐微处,在别人无可代他用力处,在每一人之独处,最是那中庸之道之存在流行处。中国人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诸位说这话是不是太严了?但依中庸之道讲,这话一点也不严。人在自然界中本也是一禽兽,可是从人道言,人在每一刹那,每一秒钟,每一念间,却都可以向着圣贤一边,或向着禽兽一边。这话要我们慢慢体会。如此所说,也可谓禽兽在这一极端,圣贤在那一极端,人则在此两端之中道上。你说我是禽兽,我可不承认。你叫我作圣贤,我也不敢当。但当知圣贤难做也易做,难易又是两端。天下没有极易的事,也没有极难的事。你说它难,便有一个易;你说它易,又便有一个难。孔子说:“圣则吾不敢”,这固是大圣人之谦辞,但也见圣人难做。颜渊说:“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这也是讲的圣人难做。但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不为,非不能”,此又是说圣人易做。

宋代理学家中,朱子讲圣人难做,陆象山却讲圣人易做。明代的王阳明走象山的路,也说圣人易做。王学讲到后来,说到满街都是圣人。有一位罗近溪,正在讲堂讲学,正讲每人可以作圣,有一端茶童子进来,听讲人问,那童子是否也能做圣人?罗说,他早就是圣人。为何呢?那童子的职务是端杯,他把茶小心谨慎地端来,没有泼,没有翻,端上讲台,目不邪视地走了,那已百分之百尽了他的职。纵使要孔子来端这茶,孔子也这么端,不会比这童子端的更好,这已是止于至善,不能不说他已是一圣人。这也是讲圣人易做。

人在社会上,职业有高下,却非人的品格之高下。抬轿是低职,坐轿的人是高了,但不能大家都坐轿,没人抬。我们只能说能尽职的是高,不能尽职的是低。端茶抬轿,能尽职,便是高。能尽到十分,那便是圣人。饮茶坐轿,不能尽职却是低,反不能和端茶抬轿的相比。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你端茶抬轿能尽职,岂不易吗?但要你治国平天下能尽到十分职,那岂不难吗?责任有难有易,难的责任不能尽,不如退而尽其易。孔子不能救春秋;孟子不能救战国,退而讲道,却救了后世。后世群推孔子孟子为大圣贤。那端茶童子要他登台讲学,他不能,但他能尽了他端茶之职与道。就此一端上,罗近溪说他已是圣人,也非无理。诸葛孔明说:“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那端茶童子却能淡泊,能宁静,定心做一端茶童子,不想奔竞他所不能尽之职。若使人人如此,那社会也就不同。

王阳明自幼即立志要做圣人,后来自说做不到,退而思其次,也就不再想做圣贤了。他得罪被贬龙场驿,还怕朝廷会派刺客来刺死他。那时他什么都不怕,只怕一个死。他就做一口棺材,终日坐在里面,想死有什么可怕呢?他连死也不怕了。跟他去龙场驿的两个老家人,不耐此蛮荒生活,病了,阳明先生只有反而帮他们烹茶煮饭,还要唱些浙江山歌家乡调给他们听,好让他们心中得慰。闲着他自己背诵那些读熟的书作消遣。一晚上,他在睡梦中忽然惊跃而起,他想我今天在这里这样做法,倘使孔子复生,处我此境,他更有什么好办法呢?一下子心下有悟,那不是圣人我也能做吗?不是我现在此刻也就如圣人一样吗?从此悟后,才提倡他的“良知”学说,发挥出一番圣人易做的理论。当知各人环境不同,责任不同,各人有各人自己应尽之道,能尽我道,那我也和圣人一般。纵使如端茶小道,那也是道。

如诸位驾驶飞机,飞机起落要有跑道,若说驾飞机翱翔天空是大道,降落在跑道上,那便是小道。你又不能把跑道设在你卧室门口,你从跑道走向你门口,从门口走向你卧室,那些更都是小道。大道小道又是两端。你不能说只要有大道,不要有小道。大道也有行不通处,便该从小道上行。只此小道须附属于大道,须能通上大道去便是。尽小道,人人可能。尽大道,圣人也有所不能。那又是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要把人人能行之这一端,直通到虽圣人有所不能之那一端,却不该尽呆在一端上通不去。所以中庸之道有极易处,同时有极难处;有极浅处,同时亦有极深处;有极微小处,同时亦有极广大处;有极隐晦处,同时亦有极光明处。

现在再举一例。如有一高僧,在深山禅院打坐,能坐到心不起念,一心常定,那不是很高的道行吗?宋儒言“主静居敬”,其实也只是此工夫。不过高僧只能把此工夫用在深山禅寺里,宋儒理学家却要用此工夫到社会人群治国平天下复杂的大场面里去。即如上面所讲,那端茶童子,他也能系心一处,心不起念,能敬能静,不然为何茶不泼出,人不滑倒。如今诸位爬上飞机,坐上驾驶台,不也是心无旁骛吗?其实诸位驾驶飞机时的心境,也就和高僧们在深山寺院里打坐时的心境差不多。一样是系心一处,心不起念,一样是敬是静。又若拿了一枝枪上火线,那时则有进无退,一心在敌,只一己管着一己,连死生也不在顾虑中,更何其他杂念。这一段的生命,可说最严肃,最纯一,完满无缺。刹那间便到达了人生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即是一心无他,止于至善的境界。

佛教讲成佛,是不易的,要成佛,先要做菩萨。做菩萨有十地,从一地菩萨做起,有十个不同阶段,一生来不及,再待下世转生,不晓得要再经历几代几生,还未到达成佛阶段。这道理是高了,但不是人人所能。中国人来讲佛道,却讲成“即身是佛”,“立地成佛”,又从极难处通到极易处。这虽像是惊世骇俗之谈,却也是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中国的高僧们,把佛教“中庸化”了。甚至不须出家,不须关在和尚寺里尽打坐,禅宗祖师们便是讲了这些话。如此推说,今天诸位上飞机空中去,即是一番大修养。下了飞机,若能懂得你在驾驶飞机时那一番心态,善保勿失,诸位实也可以成佛做圣人。若诸位不肯信,那则是道在迩而求诸远,只有入深山禅院中去,始可成佛。只有枕经藉史、博古通今,始可作圣。既不是人人可能,亦即非中庸之道。

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从人人所能,做到人人所不能处去。要从人人处处时时念念中去做,那才是用其中于民之中道。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要人人能做,当下能做。人人当下可得一满足,然而仍要有一个不满足,永远不能满足。不要说各人的一辈子,纵使再隔了三千年一万年,依然不得有满足,那一道则总还在前面,还要人不断去做。不像进了天堂,接近了上帝,成了佛,进入了涅盘,便可一了百了,无所事事。但这不是中国人讲道讲得过高了,即如天地,也一般。好好的光天化日,忽然来了一阵台风,我想上帝心里也会感到抱歉,佛菩萨也会感到无奈何。《中庸》上又说:虽天地之大,人犹有所憾。

惟其如此,所以此道无止境,永不能满足,但又要人人当下即得一满足。此一满足,乃是我们行道之第一步。此一步,即已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人要能从此一步不息不已永远向前,虽是人人能做,却谁也不能一刻不做。虽是谁也懂得当下该如何做,但又谁也不晓得永远无穷之将来又如何做得尽。在永远无穷之将来以后,还有一永远无穷之将来。则此永远无穷之将来,也将如今日般,人人可以起步,但谁也不得停步。所以中庸之道是悠远的,博厚的,高明的,人人能知能行,而又有圣人所不知不能者存在其间。此道之所以可久可大。则正在此。

03

我以上讲的是善恶问题。若此下再转到真伪美丑问题上去,则又有不同。善恶辨在“己”,真伪美丑则辨在“外”。一是情感方面的事,一是理智方面的事。《中庸》上说:尽己之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

尽己性,尽人性,主要在情感,在善恶问题上。尽物性始是物理,是真伪问题,主要在理智上。自然科学纵极发展,但与善恶问题无关。科学增强了人使用物质方面的能力,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可以为大善,亦可以为大恶。在现代科学未发展以前,人类中已出了孔子、释迦、耶稣,但现代科学发展以后,未必更能多出几个孔子、释迦、耶稣来。若照《中庸》上“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道理讲,在没有电灯以前和既有电灯以后,在人生之真实境界上,不该有大分别。我们能说在没有现代科学以前,人过的都不是人生吗?若如此讲,再过三百年以后的人来看今天的我们,也将说我们不是过人的日子,也算不得人生。在我们能服吗?今天人类快能上月球,但少数人上月球,对整个人类变动不大。以前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也是人类一大发现,但接着此一大发现而来的,也不见得是好。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法国人,一批批到美洲去,印地安人灭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相继发展,人事一切大变,但西方人做人的道理在此发现上并没有大变。现代科学,究竟是研究物的问题,不是研究人的问题。所以对人的问题上,可以有大利,亦可以有大害,谁也说不定。而且科学纵使不断发明,对此世界仍还保留着一个不可知。“可知”与“不可知”仍是两极端,科学也还是在此可知与不可知之中间过程内。因此一切科学发明,仍该运用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来好好处理才是。

再细分辨,真、善、美三分本是西方人说法。科学不能说是由伪向真;艺术不能说是由丑得美。换言之,科学真理本不与伪对立,艺术美化也不与丑对立。那只是从自然中演出人文,这可以把我提出的性道合一论来讲,却不是我此刻所讲执两用中,所谓中庸之道上所有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艺术一问题,我已在另一讲中述及,此处不再详论。西方哲学中有黑格尔的“辩证法”,提出“正反合”的理论来。如说甲是正面,非甲便是反面,合起来是乙,又有非乙,合成丙,如此递演而上。但此种辩证,似乎用人的语言文字来讲是如此,若配合到实际世界实际人生上来,便有些不合适。如说白昼是正,黑夜是反,到明天,岂不还是此一正一反。黑格尔说的只是一种观念,观念之外有事实。“观念”与“事实”,又可成两端,其间仍该有一中道。所以说“相反相成”。一阴一阳是大道,阳包在阴之内,阴亦包在阳之内。若相反,实不相反。宋儒把此一阴一阳画成了一个“太极图”。就人生论,生是阳面,死是阴面,死生合成了人生之整体。生之内便有死,死之内也有生。有了死,并不曾克灭了生。有了生,也不曾克灭了死。

由中国人讲来,一阴一阳,一生一死,只是循环不已,老跟着此一环在绕圈。重要却在此环之内,亦即“环之中”。庄子说:超乎象外,得其环中。

阴阳死生都是表现在外面的象,人能超出此外面的象,深入观其实际,才能进入此实际的环之中,而确然有所得。若要辨是非,那么死了的是你,活着的便不是你;活着的是你,死了的又不是你。同样说昨天的是你,今天的便不是你;今天的是你,昨天的又不是你。依此理论,正反两面可以互相取消,但亦可以互相完成。

中国道家思想偏向“取消”一面;儒家最是“切近”人生,从完成一面来发挥。道家把一切相反对立取消了,合成一“天”;儒家则又把人与天对立起来,而执两用中,乃有所谓中庸之道,那里便有“天道”“人道”之别。如善、恶相反对立,是在人道上如此,若把黑格尔辩证法来讲,显见讲不通。试问善恶正反相合,又合成个什么?在中国道家讲来,那便是天,在天道中却无是非善恶可言了。

04

所以中国人的中庸之道,从此方面来讲,正是一套哲学,亦是一套思维方法。是在人本位人文主义的文化大体系中一套重要的哲学和其思维术。现在很多人分别中西文化,说中国文化是静的,西方文化是动的;中国文化是向内的,西方文化是向外的;中国文化讲心,西方文化讲物。如此种种说法,亦正是一正一反。

但中国人观念,主张“心”与“物”相通;“动”与“静”相通;“内”与“外”相通。相通可以合一;合一仍可两分。既不能有了心没有物;又不能有了物没有心。心与物看来相反,实际是相成的。动与静亦然,不能有动无静,也不能有静无动。内外亦一例,那有有内无外,有外无内之理。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正要从此相反之两面讲入到一“中道”上去。你要讲任何一事一物,最好先找出它相反之两面,然后再从此相反两面间来“求其中”,那中处便有“道”。所以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他若和你讲心,你便和他讲物。他若和你讲动,你便和他讲静。不是要把这一边来反对那一边,取消那一边,是要把握到两端,便可获得中道。所以孔子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今若我们把中国文化认为是唯心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唯物的;把中国文化认为是主静的,来反对西方文化是主动的,那便是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便要害事。当然根据西方来攻击中国,说中国文化是唯心的,主静的,要不得,那亦同样是攻乎异端,同样要害事。就中国文化之本质与其特性讲,究竟是“中和”的,决不是偏陷的。中庸之道便可代表中国文化。

05

现在再讲“新旧”,这亦是一个观念上的两端对立。在实际世界事物中,既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新,也无一个十足完全的旧。近百年来,中国人讲到文化问题,总爱把新旧来作论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若是从旧的中间再开出新的,在新的中间来保持旧的,那也可以。若说我们究是要新还是要旧,那会永远得不到结论。文化不是唯物的,像一所老屋,可以拆旧建新。文化则有其内在之生命,如一棵大树,连根斩了,栽下新种子,那大树的生命已毁灭了。而且文化种子是民族,我们不能不要此文化而连带不要此民族。中西文化不同,最后还是在中西民族不同上生根。我们纵要新,也得从旧的上生根,来发展出新。果能保存并发展吾民族生命,则可中可西,可新可旧。在物质与精神,在动与静,在内与外,在时人所认为的中西文化不同之两极,尽可执两用中,不必定要偏走一端。

若谓中国文化重在讲人文,西方文化重在讲自然,则人文只在自然中产生,人文亦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人文仍是一自然。天地生下人,赤裸裸的,那叫自然。穿上了衣服,那是自然还是人文呢?又建筑了房屋,这又是自然还是人文呢?中国人爱讲“天人合一”,所谓自然与人文,也仍该是相通合一。在人的身上便有了天,在文化中便包有了自然。而此人与文化则从天和自然中演生。

在此等观念与意识之下,我认为中国文化里尽可以渗进西方文化来,使中国文化更充实更光辉。并不如一般人想法,保守了中国固有之旧,即不能吸收西方现代之新。似乎大家总爱把一切事物作相反对立看,不肯把此等相反对立来作互通合一看。所以我们中国所讲“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此刻实该大大地再阐明。这和我们当前所该采用的一切想法和做法实有很大的关系。

诸位又如说,今天我们该积极提倡民主精神,不要再如以往般只讲私人道德。今且不讲治国,先讲齐家。如果说,父亲出去喝酒,母亲在家打牌,哥哥邀朋唤友去看电影,妹妹约男朋友去参加跳舞会,试问你那时怎么办?你若有理想有希望,岂不仍只有从自己一人先做起,也只有这一条路才能做得好。所谓民主,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要讲世界大同,也只有从每一人自己做起。“群”与“己”又是对立的两端,“公”和“私”又是对立的两端。群中不能无每一己,公之中不能无每一份的私。若必要对立起来,便成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之大对立,自由主义与统制集权主义之大对立,西方历史和思想界为此对立缠苦了。但中国的中庸之道,则执两用中,承认有此对立,而把此对立调和融通,使每一人当下有了一条路。

中国人惟其有此中庸之道,亦可使各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一样调和融通起来。佛教、回教、耶稣教来到中国,不仅和中国传统文化无冲突,在此诸大宗教之相互间都能和平共存,没有大冲突。你看中国社会上,这里一个天主堂,那里一个和尚庙;母亲信佛教,儿子信耶稣。这不是信仰不真,却是受了中国人相传那一套中庸之道之影响,大家可以说得通,不争执。

此刻我们又说,我们该讲科学呢,还是仍应提倡固有道德?这又是一对立,而实则非对立。诸位只要善为运用中庸之道的思维方法,则一切相异都可安放进来,不见有冲突。若再把中庸之道的实行方法一切从我个人先做起,自可当下满足,而又永无止境。如此一步步向前,这就是大道。但就此大道而论,你一步也离不开,亦没有所谓进。此刻我们人类要上月球,但上了月球,还如未上月球前,大道依然还是有一条人生在前面。换一句话说,纵使我们上了天堂,也还如没有上天堂,那条大道也还依然在前。如是则刹那与永恒虽是两端对立,也还是相通合一。这一理论,像是何等的高明,其实也还是中庸之道。

06

只因我们误解了此中庸之道,好像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不痛不痒,不黑不白。一人说这对,一人说那对,不要紧,大家都对。这就成了滑头主义,走上了乡愿的路,所以孔子孟子要讲此中道,却最讨厌乡愿。

我想再重复一下。诸位今天最大的责任就是在复兴中华文化这一件大事上。复兴中华文化是我们中国人每一人的责任,每一人站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善尽职责,相互配合起来就成。即就空军言,平时如战时,后方也如前方,无论空勤与地勤,既要人与人配合,又要人与机器配合,处处都是两端对立合成一体,而运用此一体者则在每一人之身上与心上。如此则诸位今天早已在此中庸大道上行,只是“行矣而不著,习焉而不察”。《中庸》上所谓“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中国人讲的中庸之道,真是如吃饭喝水般,易知易能,但又是其味无穷,又很难知得其味的,这就是所谓中庸之道,由诸位自己去体味吧。

◎本文摘自钱穆《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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