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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评论

“第三代”诗歌批判︱在诗轴上盘旋的 “第三代”

2021-08-10 10:55 来源:杜若之歌 作者:李白云 阅读

编者按:“第三代诗歌”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崛起,至今影响颇深,余音袅袅。其日常性、庸俗化、解构策略、口语化等等方法、修辞和目的性被后来者继承着。“第三代”许多代表诗人已成为诗坛的大佬,在当代诗坛具有不可动摇的位置。“第三代诗歌”是继朦胧诗之后最重要的诗歌运动,它是中国诗歌真正进入现代主义的标志,即个人主义成为诗歌美学的圭臬。但在80年代的中国,由于刚结束“十年浩劫”不久,社会文化的羸弱和匮乏,使诗歌中的个人主义以及由此建构的诗歌世界显得狭小、平庸和扭曲。当然,“第三代诗歌”存在和留给当下反思的问题还很多,这有赖于批评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切入,去揭示它阻碍诗歌发展的问题;并由此为当下和未来的诗歌打开一个新的诗写空间。《完整性写作》及本公号将邀请一批评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和个人的学术立场出发,对“第三代诗歌”写作进行批判和反思,以揭示“第三代诗歌”写作存在的内在问题和时代的局限性。欢迎持续关注并留下你的意见。(世宾)

汉诗编年史  1987-1988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汉诗编年史  1987-1988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在诗轴上盘旋的“第三代”

李白云 

一、弁言

我生于1963年,也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写诗,跟第三代诗人是同时代的同类人,并且至少在文化师承上会沾亲带故。我好诗,诗也可能好我,彼此的关系一直是相濡以沫,互打鸡血。不过,这几十年间,除了读读写写,我很少参加与诗有关的公众活动,包括从未加入某个诗派。其原因首先是我体形瘦削,斤两轻,不胜挤压;其次是我缺乏殉道的勇气,觉得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宜以诗立身,惟恐强行图之会走火入魔,给宇宙添乱。我觉得,拿些肥皂泡擦擦身尚可,但不能当香槟喝进肚子里。

好诗之人天性敏感,说是八卦多事也行。我曾一度较为关心国内诗坛的实时动态,比如谁出诗集谁获什么奖呀,谁跟谁争辩或骂街呀,又有哪颗诗星耀眼登场和黯然殒落呀等等。诗派的鹊起当然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读过它们一些激情四射的宣言,也看过附于其名下的一些诗篇,间或也暗暗激情四射一番;但读着、看着、射着,内心就不自觉地慢慢沉寂下来,淡忘了。这样说,并非对这些诗派存心不敬,而是人的大脑记忆有自行筛选的功能,会把接触到一些价值较少和重重复复的东西屏蔽掉。的确,再好的脑袋也不能把每天的日出日落景象机械地贮存下来。

不过,那时的诗派频闪速度虽比不上夏夜繁星,但也堪比四季轮转,以致我在加以回想时会发生张冠李戴的错乱情形。在我以下将要谈及的第三代诗人的事体上,如果不是有幸拜读到胡亮先生的《从第三代人到第三代诗》一文、并从中获得了必要的原始资料的话,我根本就无从置喙。胡亮先生的文章除了内容翔实,可信度高之外,另一亮点是态度中立,不煽情,也不轻易置评,颇具文献家的风范。

二、第三代的时间之轴

一些论者以直线的时序方式看待第三代这个诗学流派的出现,认同关于它在最早的诗学宣言所做的自我划分:“第一代人随共和国的国旗一同升起”,“第二代人生成于那个十年”,“我们是第三代人”①  。这大致上是说,在经历了前两拨人的革命呐喊后,第三代从改开那年异军突起,就好像是在田径赛场上接过自己出场的那一棒,成为诗坛角逐的新主角,引领风骚。这个划分在时序上看似简便明了,但内在脉络却有着错位的指认。因为从诗道属性上看,这里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均是以王道为旨趣的革命之诗,而第三代则属于以人道为中心的人道之诗,两者的关系不是延递而是各走各路,既不在同一跑道,甚至不在同一赛场。一句话,两者之间不存在代际延续所必具的血缘同源性。

事实上,建国后至今,新兴的王道之诗一直居于主流话语的中心而从来就没有动摇过。第三代虽应运而生,气势不凡,然而,哪怕是在它最为喧闹和强悍的阶段,也无法让自己一家独大;它最大的成就仅是谋得一块自留地,作为主流语境的拼板;而王道之诗的地盘无需自谋,它来自永久的应许,其上的耕者均是钦定的选民。饶有意味的是,由于这两个地盘秉持着对立的诗道,彼此往往规避交集,互不搭理,就像并存于荒野中的两个独立狮群。

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代”的冠名本身,正如它当初的随意性,并没有数字上的代际指认;并不是因为前面有了第一代和第二代才叫第三代;桐城派和湖畔派有其地域含义,山药蛋派有其风格偏好,但第三代就是第三代,不宜望名索义,一如达达主义就是达达主义那样。假如非得在诗道上溯源,那么,鉴于同宗之辨,第三代就首先与稍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派相衔交叠;若再上溯,就应该退回到发生在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那里去认祖归宗。而这个溯源之途,可完全忽略革命诗,因为它在诗道上与第三代毫无瓜葛。一名第三代诗人,是不可能与《团泊洼的秋天》《挎枪骑马走天下》这类宣传性而不是文学性的书写发生共鸣的。

流萤  创刊号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流萤  创刊号 1987  图片提供:世中人汉诗馆

三、第三代的诗道之轴

诗道,取决于为谁而写这一立场,不会有别的出处。先说西方,以人道为中心,并辅之以王道和神道这种三位一体的诗道,自荷马那时起就开始确立并运行至今,从未间断,也没有发生过变革,因为它是完整的诗道,无需变革。我们所看到的西方诗学史上那些五花八门的变革只是着眼于诗艺,但无人去打诗道的主意——若说有,也限于丰富而非颠覆它。为何说西方这一诗道是完整的呢,因为它对于包括自然界在内的人类存域做了全方位的覆盖,使生命的无缝包裹成为可能。诗始于斯,终于斯,舍此必有缺失。相比之下,本土的诗道貌似与西方相若,实则大相径庭。本土所奉行的“文以载道”之中的道,并非人、神、王的三道统合,而是以王道为主宰、人道为附从、神道必须由王道饰演的这样一种古怪的混搭之道。

中西之间这一诗道上的理念之异及其践行效果之别,自然被第三代诗人所察识并产生对本土的厌恶,导致他们直接把“文以载道”这一经典而岸然的美学法则予以摈弃。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一察识,主要是把本土的诗道构成置于西方美学的镜鉴之下所得;更为可喜的是,他们认同西方的诗道但不限于赏识,而是要藉此进行美学上的切换,把自己的诗道归置于西方的诗道转轴上。这一过程无异于让我们目睹了一埸诗学变革——尽管在这场变革中,他们并非是最初的发动者,但肯定是最为激进而坚定的呐喊者和推动者——“第三代诗歌以最大的深度与宽度决裂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化传统,以史所未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和丰富性的诗意构成,过滤并发展了现代汉语。”②他们如是说。

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刘放桐主编的《现代西方哲学》和袁可嘉等人主编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四册八卷),因反响巨大,可谓本土二次西学东渐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随后,是这些译介文本的大量涌入,形成了与本土思想资源分庭抗礼的格局。不难想像,当年那些畅游在这波西学思潮的第三代诗人,思想上自然备受了重新发现了世界和重新发现了人的巨大冲击,由此而产生的惊愕、困惑、愤慨与狂喜这等精神风暴的烈度,也许并不弱于身处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那时的文学现场。回顾显示,今天的第三代和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同样是源自外生性,彼此在反封建反王道这些政治及美学诉求上,具有惊人的同质性;透过两个时期的书写对比,文本中多是遥相呼应或同气相求,相撞的声响绕梁三日,不绝于缕。

或者,以上的比较能给人以下述印象:本土的诗学变革发轫于新文化运动;变革的进程被革命诗阻断了三十年后,再从改开时期起重新续上,在依次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朦胧诗的传递后,到了第三代达到了一个较高的峰值。有人说,这个第三代所代表的峰值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我同意,但前提是能存活下来或不会再次被拦腰砍断。

正因为有这样的诗学变革,我才感到希望尚存;我才觉得黑格尔关于本土无历史的这一断言开始失效,因为至少在诗道上我们已勇于更弦换辙,开启了新的历史。

四、第三代的否定之轴

一些诗人或重要诗人都会倾向于强调自己所处的时代非比寻常,以委婉地凸显自身的超越性。这样的超越冲动并非要凌驾于世界,而是希望自己是世界某些角落的近邻或一定的同谋者,以缓解不平等的惯势处境。至于后来被证实这种期望仍是平庸的幻觉,则不会有多少人在意,因为他们不一定能活到这样的“后来”,或不一定会拿这个“后来”来修正自己的当初愿景。第三代的多年运行轨迹大致上印证了以上的描述。当然,他们更激进,以至不无横蛮。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诗人都寄望于诗道能搅动世道,看谁都不顺眼,满脑子叛逆的念头。

“我们是在被大火和枪声装饰的时代里度过童年和少年的。大火和枪声从根本上不属于我们。它们只是逝去不久的时空和油墨强留给我们的东鳞西爪的梦魇。从整体上看,我们是在母亲的爱抚下,沉睡着滑过十年——那个别人的时代的。”③

不难看出, 他们的这帧自画像的笔法紊乱,经不起推敲。纳博科夫说“现在是过去的顶点。”在共时性的存域观照中,过去的“大火和枪声”都是为今天而预备的,谁也绕不过去。文化意义上的人绝非仅是活在一截可由时钟度量的线性时间中,每一刻的言说都有来自整个存域的回声。当然,他们如此看待过去的本意并非出于探讨时间,而是控诉一个被强加于己的背景,旨在从这一背景中寻找否定的依据和汲取否定的力量。

艾略特把荒原指给世人看,再由我们拿着各自绘下的荒原草图,跟他汇合。这是二十世纪最为恢宏的现代性图景。在第三代的精神版图中,自身的背景肯定是荒原的一部分,但从文化层面上看,他们的荒原背景已是作坊式的,其上的光明与黑暗的成色,已不足以拿来作为现代荒原的布景拼贴,因而必须毫不犹豫予以唾弃。当他们把这一目光转向诗学领域时,也看见另一个低层面的荒原书写:伤痕文学怨妇式的哭哭啼啼、反思文学从皮层刮起的几片刨花、朦胧诗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呢喃……

在我看来,第三代之所以最终打出“反诗”的旗号,是基于对自身境遇的双重否定:否定所属的生态现状和否定对这一现状的文学呈现。我理解这种否定,因为在我甫触西方现代文学后不久,就不期然地产生心理上的自我矮化,以致后来拒读或少读本土那些多是山腰之下的东西。“带着逐渐现代起来的心、眼睛和笔,越过整体上仍被我们死死依附着的第二代人,不管他们现在是否不幸在‘绿色的淫荡中堕落’,我们还是喊出一声:让我们平行地走,平行地去表现。”④——就这番心语而言,他们的现代焦虑具有更甚于我的山腰色彩;他们有超越之欲但并不狂妄;他们有彻底的否定但并不绝望。“平行地走”意味着他们在诗道跋涉中会与世道同步,意味着当他们所否定的东西反过来把他们否定时,他们仍能随时重新起步。

“把握住这种现在,克己内省,沉默,在自己的指引下,宿命地淡入充满奢望的,也许是虚假的未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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