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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格非: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不幸

2014-10-20 09:38 来源:天津日报 阅读

格非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8月生,江苏丹徒人。1981年入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代表作《迷舟》《褐色鸟群》《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隐身衣》等。

  回归古典,仍是先锋

  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您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到后来有人说先锋文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最近这两年因为马原复出,又有人说先锋文学复活了,这种变化是否会影响到您?

  格非:马原也好,余华也好,我也好,我们都是曾经的先锋派。但是我在我的小说集《隐身衣》的序言中讲,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比较不幸,因为中国发生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作家不变化是不可能的。文学需要不断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是不是先锋派所能概括的,我表示怀疑。有人说先锋派已经死掉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挺好,不死掉怎么会有新的先锋出现呢?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过分强调先锋派的复活。

  记者:您过去的小说,比如《褐色鸟群》和《迷舟》,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后来的作品像“江南三部曲”相对来讲接近于古典主义,请您谈谈这种转变。

  格非:我觉得一个作家应该多一些笔墨,一个作家只有一套文字是不对的,需要多准备几套,到了一定阶段以后,这几个方面可以互相补充。一个作家的文字需要非常非常多的锻炼,我的基本看法是,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其实很少,我这话说得很苛刻。但你放眼去看,真正有自己语言特色的作家,没几个。这是一个作家毕生的追求,文字要把非常准确的意蕴、那种微妙的东西传达出来,这是文学最重要的功夫。有些作家大的东西能传达,小的东西传达不了。我也希望我的每一部作品都能在语言上有所变化。我的方法比较保守,我觉得变化不要太大,不要彻底把自己推翻,重新来一种语言。我不会这么做。每一部小说都有一些变化,集小的变化成大的变化,若干年以后你可能发现,你的文字已经变了。

  我跟学生说,语言的最低要求是什么?学生回答,准确。我又问他们,语言的最高要求是什么,学生说不知道,我告诉他们,还是准确。这两个“准确”可能不一样,最低要求的“准确”可能是把一个事件交代完整,人物各安其分;最高境界的“准确”,那种细微之处,微妙的地方可能是毫厘之间的东西,稍微过头一点儿,那个文字就不能看了。特别考验你的文字功力。

  记者:您的很多作品都被翻译到国外,但您的小说语言可以说是唯美的、古典的,这种中国式的语言,在翻译上会不会有很大的障碍?

  格非:我经常举的一个例子,“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中国人读非常有味道,英文怎么翻?完全没办法。这是文学里非常大的遗憾。国际上有一种说法,昆德拉式的写作,他要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晰,句子也比较明白,比较短,翻译的时候比较好办。最难翻的可能是张爱玲的作品,她的作品好的地方在于味道,味道一旦失去,翻成英文可能一塌糊涂。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国文字,或者我们阅读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时,都会有一些宽容。我在读外国作品之前,我可能会想这是哪个国家作家的作品,是谁翻译的,我对他们信不信任,作家都有这个习惯,首先会问这个翻译家靠不靠得住,如果靠不住,就不读了。

  作家要适应市场,也要有所反思

  记者: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市场化,做什么事情都在考虑受众,在写作时您会考虑到读者阅读的感受吗?

  格非:对我来讲,真正的读者我可能认识的很少。读者在哪儿?我是为虚幻的读者写作。比如说,我的书在一千年、两千年以后还有读者的话,这些读者我不认识,但是我还是会为他们写作。我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想到跟两百年以后的读者较量,我会思考,两百年以后的人读我的书的时候会不会明白我的书?

  我的读者有两种,一种读者对我语言上的变化可能不太高兴;也有读者认为我在80年代的作品不能看,现在的作品更好。我觉得读者在解读方面有各自的自由。不管怎么样,我的看法是这样,一个人在35岁以后会发生重大变化。就是说,我原来不太喜欢的东西,突然喜欢了。我35岁以后对诗意、浪漫有一点排斥。不是完全排斥,而是我已经接受不了那种不着边际的浪漫了。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也许有一个原因,80年代我读现代主义作品比较多,30岁以后开始重新读经典,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这些作家的作品,我相信这种阅读对我会有所影响。作家不能装,假如说我已经出现变化了,我就不能坚持认为我以前的想法是对的,我在创作起来也只能适应这个变化。

  记者:您会重读自己的作品吗?

  格非:对于读者来说,读一本书,都希望把这个书记住,尤其是好书;可是对作家来讲,写完之后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书忘掉。因为如果不忘掉的话,就没办法展开新的工作。所以多年来我也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我很少重读自己的作品。把一个作品写完,就好像把一个负担卸掉,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天空突然变得很清新,所有的工作都很新鲜,我就开始积累这种新鲜感,当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呢,就会突然出现想写小说的愿望。

  记者:您的小说里有没有自己生活的呈现?

  格非:有,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最痛苦的就是既要把自己的痕迹放进去,同时也要抹掉,让它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是创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你如果在我的小说里发现哪些东西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我觉得你就是很了不起的读者,因为这种发现需要很多层次的转换。

  一个记者描述一个东西,记录下来就行了;但作家不是,作家是看在眼里,暂时也不知道有什么用,他会把这个经验积累在大脑里,到写作的时候要反刍——就像牛吃草一样,牛吃了之后吐出来的不是草——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反刍,反刍以后才能形成别的东西,这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常识。所以我觉得毫无疑问,我的小说写的都是我自己的经验,没有我体会之外的东西。但这个经验也不全是我自己经历的,也包括很多这个世界其他的信息,这个过程比较复杂。比如我读过的李白、杜甫、曹雪芹、列夫·托尔斯泰,我也需要和这些人对话。比方说,我看到他们表达孤独的主题,假如换成我,我要怎么表达?他们表达过荒谬性的主题,换成我,我怎么表达?这就是对话关系,可以运用到写作中。

  对年轻作家要宽容和鼓励

  记者:现在大家都在玩朋友圈,您对文学的圈子怎么看?您这一代作家会和“80后”“90后”作家交往吗?

  格非:在小说界,尤其是最近这30年以来,大家的代际划分还是比较严格的。“80后”“90后”的作家我也认识,其中有一些是我的朋友,但很少来往,大家很少在一起谈事。我也不知道小说界这种“规矩”是怎么形成的,我们的上一代——马原、韩少功、莫言、史铁生,我们大家能够坦诚相见,他们也很乐意提携我们,很少有前辈作家说年轻人写得不行。包括王蒙,他对很多年轻人不遗余力地赞扬。等我们“60后”这代人变成白发苍苍像我这样,我们可能也从前辈的做法里吸取到一定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年轻作家虽然有的时候也不是很满意,也会有些意见,但总觉得人家刚刚开始写作,对他们应该宽容。我们跟“80后”“90后”作家彼此之间相敬如宾,都尊重对方的创作,大家也去彼此了解,但是很少对同行的作品进行指责,所以大家相处还算是比较愉快。其实一个时代不可能只出一两个好作家,往往是会出一大堆作家,你看拉丁美洲、欧洲的例子都是这样。我很希望我年轻的同行能写出非常好的作品,这样整个中国的文化水平才能提高。

  记者:现在很多年轻人,包括有些“90后”网络作家,写作时喜欢用一些网络语言,您怎么看网络语言?

  格非:文学语言有时会被大众语言借用,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传媒发达的时代,文学语言跟大众语言之间的交互作用越来越明显。一个作家很难不受大众语言影响,但是我平时上课也会提醒学生要注重表达的效果,要明白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是什么,这时候你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方式我觉得非常关键。一个作家在语言上要保持足够的警惕,要知道哪些语言被污染了,哪些语言不能充分表达作者的意图。对一个作家来讲,对语言的考虑永远是要摆在第一位的。我以前的写作老师,华东师大的叶百丰老师有句名言:“作为文学系的教学老师,对年轻人一定要宽容,一定要鼓励他们。”这也是我做老师多年的习惯,我从来不在课堂上批评任何一个学生的作文写得不好,如果你在课堂上批评一个学生的作文,这个学生一辈子都会受到打击,会永远忘不掉。你怎么知道人家若干年以后不会成熟?

  记者:您一直在大学教书,很多人都会对一位著名作家的课程产生兴趣,能不能谈谈您讲课的风格?

  格非:我上课从来不点名。有的人从很远的地方到北京游学。有一个学生在我的班上听课,突然问了一个问题,我说你是哪儿的?他说是渤海大学的,我说你怎么跑到这来了?他说他已经听了很久了。社会上有很多人到学校来听我讲课,教务处希望他们登记,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登记。相对来说我的课比较放松。学生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跟我讨论。不过现在学生胆子还是很小的。我也不重视考试,一篇文章也好,写两个题目也好,怎么能考出一个人的水平?很难。我基本的方法就是让学生交论文,可以花时间准备,大家都一样公平。你花的时间多,你的积累好,知识全面,我给的分数就高。本报记者 何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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