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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只写“真正重要之事”的作家,都记录了什么?

2021-12-31 09:34 来源:凤凰WEEKLY 作者:纪南柯 植树 阅读

文/纪南柯 植树

2017年,90岁的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约翰·伯格在巴黎去世。这位著述等身的老人为世界留下了极为丰厚的精神遗产,他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颇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才华横溢的艺术批评家、热情洋溢的新闻工作者……

美国著名女作家苏珊·桑塔格曾评价道,“他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而非随兴所至。在当代英语作家中,我奉他为翘楚;自劳伦斯以来,再无人像伯格这般关注感觉世界,并赋之以良心的紧迫性。论诗意,他或许稍逊劳伦斯;但他更机敏、更关注公共价值,风度气节亦胜一筹。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与思想者。”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而最近面世的《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以下简称《三重生命》),作为首部伯格传记,就像一支“登山杖”,为读者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提供有力的帮助。

富有争议性的一生

约翰·伯格1926年出生于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年轻时曾立志成为一名艺术家,为此,16岁的伯格违背了家庭意愿,辍学前往中央艺术学院学习艺术。二战期间他曾在英国军队服役,退役后进入切尔西艺术学院和伦敦中央艺术学院。

上世纪40年代后期,伯格曾尝试在伦敦多个画廊举办画展,此后也终身保留着绘画的爱好。但他并未真的将艺术作为自己的一生志业,而是开始着力于评论,1948年至1955年,伯格作为撰稿人为著名杂志《新政治家》撰稿,他的左翼人道主义倾向,以及大胆而犀利的论断,使他迅速成为了一位颇具争议的艺术批评家。

这种“争议性”贯穿了伯格的一生,他被誉为“人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航星”,也被描述成一个“蛮牛闯进瓷器店”般粗暴的家伙。

伯格一生著述极多,其中,小说有《G.》《我们在此相遇》等,讨论社会问题的有《幸运的人: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第七人:欧洲农业季节工人》《不劳而获》三部曲等,讨论艺术和艺术家问题的有《毕加索的成败》《观看之道》《看》《另一种讲述的方式》等,此外,还有大量关于摄影、艺术、政治的文集。

我们从伯格纷繁多样的写作中,可以看出他对于以下三个主题的持久关注:艺术、艺术家和政治的关系;视觉或者观看本身的意义与歧义;当代经济政治变迁中的农村和农民。伯格说:“我认为一个写作的人,应该勤于见证身边正在发生的重要事情。”他一生致力于“为世间真正重要之事写作”,贯穿在所有写作主题之中的,是他作为“异端”永葆的批判精神和悲悯之心。

“他改变了我们的观看之道”

伯格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或许莫过于《观看之道》了。这是伯格与BBC艺术制片人麦克·迪柏一起制作的电视节目,首播于1972年,并成为了接下来十年里最有影响力的艺术节目。这个节目还同时出版了配套的图文册,1994年,我国翻译家戴行钺翻译了此书,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伯格逐渐被中国读者所了解。

在《观看之道》中,伯格讨论了绘画真迹与复制品之间的原真性问题、油画在巩固阶级地位中发挥的作用、裸体人像如何反映男性观者和女性被观者之间的权力不对等、广告如何煽动消费主义等问题,他提出的观点深远影响了今天文化研究领域“阶级、种族、性别三位一体”的研究格局,甚至已经成为了大众常识中所谓“政治正确”的一部分。

在1970年代的英国,《观看之道》称得上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作品,电视片一开始,伯格用裁纸刀从波提切利的名画《维纳斯与马尔斯》中切下维纳斯的头像,并宣布:“脱离画幅的维纳斯头像,可以仅仅是一幅少女肖像。”

这一貌似激进的举动所做的并不是破坏,而是要宣告传统艺术观看方式的“死亡”,并对艺术史“解神秘化”。

换句话说,在伯格看来,作品其实是先于观看而存在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观看方式,当我们凝视作品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学识、地位和品味来观看这部作品,这种观看方式与作品本身的联系并不大。当我们不再以怀旧的心情去观察古代的艺术,艺术也就不再成为神圣的遗物了。当伯格以挑战者的姿态打破了艺术阐释的权威性,艺术问题就与政治问题勾连了起来,诚如梁文道所言,“所有影像其实都与权力或某种欲望有关”。

我们不一定绝对认同“伯格”的观点,但这种从不同角度观看和思考事物的习惯却是一个“去中心”时代的艺术欣赏者理应具备的素质。用我国学者陈丹青的话来说,“他不倦的窥探并非仅仅指向摄影与绘画,而是‘观看’的诡谲。在我们可能涉及的有关观看的文献中,很难找到如此引人入胜的文字,这些文字有效化解了古典绘画被专业史论设置的高贵藩篱,也使照片摆脱过多的影像理论,还原为亲切的视觉读物。阅读伯格,会随时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并使我们的同情心提升为良知。”

讲故事的人

比起一长串被赠予的头衔,约翰·伯格更乐于把自己称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走过很多地方,观察背井离乡的移民工人、乡村医生的日常生活,甚至形形色色的动物,并记下他们的故事。

他不强求在记录中给出一个答案,却希望自己的读者对生命保持尊重和怀疑,“故事之所以是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并不完全确定,因为我们对其充满怀疑。而生命最终只能用体验的方式去充盈神秘,丰满智慧。”

伯格很少用学院的方式写作,而是探索和尝试各种各样的文体,使他的写作不易被学术体制所接纳,却拥有远较学院派为广的读者群。在“触动读者内心极为相似的诧异与经验”的同时,伯格也由于他作品中充溢的感性与公共性,而与英国主流艺术评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距离。

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约翰·伯格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主张为自身而艺术、为命运而艺术。在《艺术家与评论家》中,他说,“恰恰不是我将政治拖入了艺术,而是艺术把我卷入了政治之中。”这解释了伯格所关心的艺术问题为什么仿佛总是天然地与政治问题缠结在一起。

在伯格看来,为公共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应当容易被人接近、受欢迎并激动人心,换句话说,它应当符合人们生活的现实世界的情况、符合人的经验、能够引人共情。那些难懂的、深奥的、愤世嫉俗的艺术是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混乱”,本质上是创作的“方法、目标和标准的混淆”。

因此,在伯格笔下,真正值得被关注和书写的永远不止是“观看”,更重要的是“观看”背后的故事。在伯格看来,形式主义的技术批评并不能给我们的思考带来什么助益,反而会妨碍人接触到事物的真实一面。而“良心”,这个几乎被说得俗滥的词语,却给予了我们一种常识的力量与角度,将我们脱离出种种“套话”“行话”的陷阱。

伯格以他老左派的风度与品质告诉我们,艺术不能也不该漂浮失重,它可以不承载任何的权力律令道德禁忌,但在最终的层面,它仍然要触摸人性,并且表达人性。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

作为一位知名的“多面手”,约翰·伯格的思想历程是颇具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在他的整个思想地图中,我们所熟悉的《观看之道》或许只能算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有价值的文章和著述作为地表下的“富矿”,等待着我们的发现和发掘。但接近一位思想家的过程又像是登山,山之巍巍,令人不禁产生望而生畏之感。《三重生命》作为首部伯格传记,正可成为一支“登山杖”,为我们进入他的精神世界提供有力的帮助。

这部传记将伯格的一生分为三个阶段展开叙述:第一阶段是1950年代伯格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文化战士的早期职业生涯;第二阶段是伯格“活力的、感性的和高产的十五年”;第三阶段则是伯格晚年扎根欧洲农村,将自己重塑为一位农民经验编年史家的经历。

围绕着一系列个人和历史的分水岭,《三重生命》追溯了伯格的发展历程,通过大量第一手的、未发表的访谈和最近公开的档案资料,作者乔舒亚·斯珀林在诸多争议性的时刻之下发掘出了传主的非凡复杂性,也正是这些复杂性造就了伯格及其思想地图的迷人之处。

《三重生命》不仅相当全面地向读者展现了伯格所经历的重大历史分水岭和各阶段中的思想变化,还从伯格扩展开去,用为伯格做注的方法铺陈时代思潮,为上世纪的文化左派整体画了像。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三重生命》的作者乔舒亚·斯珀林不仅善于创造金句,而且善于从伯格的著作中挖掘金句,本书的中文译者亦不惜花费大量心血精力,将所有金句都译出了“金色”。

正如书中所说,“年迈不必是苦涩的;生活总留有惊喜;思考和欲望、发现和反思,互相影响着前行;过去的天才和现在的密友似乎在一张桌边坐着。”斯珀林为我们开了一扇窗,窗子的那边,有一个热烈、深刻而朴素的世界,正等待着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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