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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贡献了一生”|翻译家叶廷芳逝世

2021-09-29 10:01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叶廷芳 阅读

叶廷芳(1936.11.23-2021.9.27)

叶廷芳(1936.11.23-2021.9.27)

2021年9月27日,我国著名翻译家、德语文学研究专家、“译介卡夫卡于中国学界的第一人”叶廷芳先生因病逝世,享年85岁。

1936年,叶廷芳出生于浙江省衢县峡口乡,是农民家庭的第三个孩子。他7岁丧母,9岁因跌伤失去左臂,在艰难的求学条件下,考上北京大学西语系,受冯至、朱光潜、何其芳等名师影响,开启了自己的德语文学研究事业。

1977年,叶廷芳在旧书店偶然读到一本《卡夫卡选集》,“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化名撰写研究卡夫卡的文章,引起文艺界的巨大反响。见证卡夫卡的作品在国内由被接受到被奉为经典,叶廷芳也曾重申其意义和当下性,“今天是一个阅读极大丰富的时代,可能很难再现当年那种盛况,但是读卡夫卡,依旧是一个极有意义的事情,他的作品,让人深沉,而不是轻浮。”

本文摘选自他的文集《遍寻缪斯》,以卡夫卡、里尔克为圆心,对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进行了群体描摹——尼采、弗洛伊德、萨特、里尔克、海德格尔……如卡夫卡《城堡》主人公K所言,“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贡献了一生”,叶先生对德语文学的译介工作亦复如是,特以此文表缅怀、纪念。

1.

卡夫卡与尼采

像尼采和卡夫卡这样思想高远、审美意识超前的人,一时是很难找到同调者的,孤独成了他们的命运。

卡夫卡与尼采的关系不是偶然的。现代主义文学一个鲜明特征是哲学强有力地打入了文学。在诸多的现代哲学流派中,存在主义可以说扮演了最活跃的角色。从存在主义创始人克尔凯郭尔到尼采、海德格尔、萨特等这些代表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兼有作家的特色。卡夫卡对存在主义情有独钟,当他第一次读到克尔凯郭尔的作品的时候,就感到如同“与自己的朋友交谈”一样。这是一。其次,卡夫卡的成长年代和创作的旺盛期正值德奥表现主义从孕育到爆发的时期。在整个表现主义时期,德语国家有两位思想家对它的影响最大:尼采和弗洛伊德。

尼采、弗洛伊德

尼采、弗洛伊德

卡夫卡虽不是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家,但他的思想和作品都带有表现主义的明显印记。自中学起,他最爱读的五六位欧洲作家、思想家中就有尼采。在那时他就订阅尼采参加编辑的半月刊《艺术守护者》。当时他最爱读的尼采作品是《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经常给人朗诵其中的章节。他后来喜欢用“图像”来表达不可传达的思想,跟此书的影响不无关系。《道德谱系学》他也很感兴趣。尤其是《悲剧的起源》,他一生中都对之推崇备至。这部书对卡夫卡的世界观和审美观的形成显然起过一定作用。通观卡夫卡的思想与创作,可以发现不少与尼采相似或相近的特点。除了马克斯·勃罗德,卡夫卡研究界的一个公认的观点是:尼采是卡夫卡的“精神祖先”。

尼采的一个最振聋发聩的观点是所谓“上帝死了”,或曰“价值重估”。卡夫卡的不寻常之处是他深切感受到世界的荒谬性,他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价值是揭示了现实的异化和存在的尴尬。卡夫卡从小就感到世界的陌生,他始终都不接受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不过是上帝的一个“恶劣情绪”而已,而我们都“误入了其中”。因此他的全部文学活动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巨大质疑。重新审察这个世界成了他终生的使命,越到晚年他越感到紧迫。《城堡》原来有过另外一个开头:主人公K.来到一个旅馆,他要求里面的一个侍女帮他的忙,说:“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贡献了一生。我是乐意这样做的,并且不要求任何人的同情。但因为这个任务是我所拥有的一切,所以凡是有可能干扰这一任务执行的事情,我都要加以无情的镇压。”

但毕竟他的肺病已到晚期,他的精力已是强弩之末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努力,慨叹:“太晚了,来不及把世界重新审察一遍。”

尼采的另一重要观点认为:真理是迷宫。因为照他看来,既然“上帝不在了,人们就再也无法区分真理和谎言了。”卡夫卡也认为世界是由谎言构成的,因此真理是不可寻求的。他的一条箴言这样吟叹道:“目标是有的,道路却没有;我们说有路,不过是踌躇而已。”他认为“事实世界与语言世界”有一道鸿沟,而人们却视而不见。他的许多作品,特别是《诉讼》和《城堡》这两部寓意很深的长篇小说,具有多重解释性,其中的一种解释就是它们可以被看作真理不可寻求的寓言性表达。

无怪乎有人把《城堡》称作“头绪纷繁的迷宫”,也有人说它的创作原则“再现了迷宫般的圆圈形式”。《诉讼》中有一章叫“在大教堂里”,作者对这一问题作了更集中的描写。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正确认识一件事与误解一件事,这二者是相互包含着的。”对这一问题,尼采在《善与恶的彼岸》一书中讲得还要鲜明有力:“他进入了一个迷宫,生活本身所固有的危险一下子增大了千百倍,其中有一个不小的危险,即:谁也没有看到他是在哪里迷路的,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迷路的。他的良智变成了一个既不像人也不像牛的怪物,把他撕成了一块块。”

“永恒循环论”也是尼采的一个在西方颇有影响的观点。在《朝霞》、《欢愉的知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等著作中先后都提出过,自称是“为了抵制一种全面崩溃的……令人瘫痪的感觉”而提出这个观点的,认为这是“最深邃的思想”,甚至是“沉思的顶峰”。卡夫卡在这一点上也与尼采同调。他的所谓“八部八开本笔记簿”中曾经对此有过这么一段形象的描述:拿破仑革命的洪水尽管一度广为泛滥,洪水淹没一切。但一等洪水退去以后,留下的依然是官僚专制的污泥。意思是说,改朝换代,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他在致密伦娜的一封信中更有一段精彩的表达:“我们以为一直在往前奔跑,越跑越兴奋,直到光线明亮的瞬间才发现,我们并没有跑,还是在原来的迷宫里乱转,只是比平时跑得更激动、更迷乱而已。”

像尼采和卡夫卡这样思想高远、审美意识超前的人,一时是很难找到同调者的,孤独成了他们的命运。尼采一方面认为“孤独是可怕的”,一方面又安于孤独,甚至追求孤独,因而被称为“孤独的狼”。他的《猛禽之间》等诗篇鲜明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卡夫卡由于不接受习俗观念,难于与人沟通,他甚至在自己的家庭里也感到“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卡夫卡对孤独的感受与态度也与尼采十分相似:他既害怕孤独,又追求孤独。他曾经在一封致他第一个未婚妻菲莉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知道,小时侯我经常孤独,但那多半是被迫的,很少是自己等来的快乐。而现在我投入孤独的怀抱,一如河水流入大海。”

卡夫卡和菲莉斯

卡夫卡和菲莉斯

你看,可谓如鱼得水。后来在致勃罗德的一封信中他对这一问题写得更明确:“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实际上孤独是我的唯一目的,是对我的巨大诱惑。”他在大量的书信、日记中很多地方谈论过对孤独的态度和感受。他的那些有名的短篇小说,尤其像《变形记》、《乡村医生》、《饥饿艺术家》、《歌女约瑟芬,或鼠众》、《一条狗的研究》等动人心魄地表达了孤独这一主题。他的那篇以不知名的动物为主人公的小说“地洞”也暗示与世隔绝的处境。

安于孤独,就必须“镇压”任何接受诱惑的欲念。 与此相联系,出现了卡夫卡与尼采思想和作品中又一个相似的特点: 受虐狂。 首先他们都赞美磨难,把磨难视为人生的内在积极因素。 尼采说: 只有经历过地狱磨难的人才有建造天堂的力量。 卡夫卡则说: “那来自地狱深处的声音乃是最美妙的歌声。 ”为此,他们都愿意接受苦行僧似的自我折磨。 尼采宣称: “我要像所有别的人那样,艰难熬日”。 卡夫卡则在日记里自我约法三章: 谢绝一切来访,把自己关在地窖的最深处; 放弃婚姻这个有限的“小世界”; 弃绝“一个男子所拥有的一切生之欢乐”; ……难怪有人说: “智力使他做着绝对自由的梦,灵魂可知道那可怕的折磨”。

尼采把当作家看作是犯罪。 卡夫卡也把当作家看作是为满足“虚荣心与享乐欲”而“与魔鬼拥抱”、“释放魔鬼”的犯罪行为。 他在“八开本笔记”中甚至写有“要从杀人者的行列中跳出来”这样的句子。 受虐的意识使卡夫卡经常想到“有一把刀子在心中转动。 ”这种受虐狂的描写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如他根据希腊神话写成的《普罗米修斯》、《在流刑营》、《饥饿艺术家》等。

此外,在文体风格或修辞学上尼采爱用鲜明的形象,奇特的比喻,石破天惊的奇想或警句,令人刻骨铭心。 他那部融哲学、文学、美学于一体的奇书《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尤其富有这一特点。 卡夫卡在这方面也有刻意的追求。 早在学生年代,在与中学同窗波拉克的通信中他就强烈地表达了这一意向,说: “一本书,如果我们读了不能在我们脑门上击一猛掌,让我们惊醒,那我们为什么要读它呢? ”又说: “一本书必须是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破冰斧。 ”他的这一美学主张后来在他的创作中确实被贯彻了。 这里且不提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名篇,如《变形记》、《在流刑营》、《乡村医生》等等,只要看一下那些所谓“超短篇”,比如《兀鹰》、《桥》、《一道圣旨》等等,也会获得难忘的印象。

最后谈一下一个不无争议的问题。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卡夫卡与尼采固然存在着不少精神上和美学上的联系,但两人笔下的人物形象却大异其趣:尼采笔下的人物富有主见,意志顽强,敢作敢为,把一切“束缚我们的低庸东西”统统甩在了后面,因而它们是“伟大的孤寂者”,是“英雄”,是“烈士”,是“超人”。而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因生活在难以捉摸的、充满敌意的混乱世界而感到无法忍受;它们既感到生活荒谬,无聊,又感到不安全,充满危险,于是离群索居。因此,它们是些“中间人物”,是“投降的孤独者”,“是日益虚弱、穷途末路的孤家寡人”,因而它们与英雄概念毫不相干。

这样的概括和描述,从表面上看,确乎有些像。但如果你能透过这些人物的外部形象,进入它们的内核,就会发现,它们在命运面前都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坚韧的、不屈的抗争精神。《判决》中的主人公,由于父亲行为的不光明磊落而顶撞了一下父亲,就被父亲“赐死”,他既没有求饶,也没有喊冤,二话没说就去跳河了。这是以死进行的抗议。《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由于“在这世界上找不到适合自己口胃的食物”宁愿饿死,从而把表演的手段——饥饿——变成了抗议的手段——绝食。《在法的门前》的那位农民,为了进法的大门,在法院门口等了一辈子——进法院是我的权利,你不让我进,我偏要进!《城堡》主人公K.为了得到一个户口,与城堡当局周旋了一辈子。

它们为了自己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马拉松式的顽强抗争行为,固然从未胜利过,但也从未后撤过。它们其貌不坚,但其内极韧。这是一种西绪佛斯精神,本质上与尼采的人物一样,是一种抗衡周围悲剧环境,抗衡世界沉沦的悲剧英雄。卡夫卡的人物的行为方式与尼采的不一样,这正是卡夫卡艺术的特点及其魅力之所在。

卡夫卡与尼采的思想与艺术的相似与相异之处自然还可以举出一些,限于篇幅,就不再赘述了。但上述这些比较绝不意味着,卡夫卡只不过跟着尼采亦步亦趋,如若是那样,卡夫卡就不成其为卡夫卡了。上面说过,他们是同一个大思潮的产物,有共性是必然的。

2.

永不枯竭的里尔克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不仅在诗人的星座中他是出色的一员,就是在决定20世纪文学基本面貌的那些奠基者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位置。这些人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到20世纪头30年,他们处于年富力强,正赶上时代风云激荡,文坛思潮起伏,流派迭出,人们的人文观念与审美观念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时代弄潮儿成了这场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那些在超前意识下产生的作品一时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和承认,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历史承认了他们并储存了他们的信息,曾几何时,他们的作品成了人们频频“点击”的对象。

里尔克

里尔克

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一个鲜明特点是哲学有力地打入了文学,使文学在两个层面——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后一个层面的变化与前者是紧密相关的。而在打入文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恐怕是打入最深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这一思潮的那些巨头们,从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到尼采到海德格尔到萨特,都往往干脆把文学当作哲学的附庸,就是说,把哲学作为解释他们某一哲学观点的工具,尤其是萨特。

存在主义注重研究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处境。因此,文学在它那里具有更多的“人学”的特征。带有存在主义特点的作家和以往的或一般别的作家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不再把创作当作单纯的功利追求或审美游戏,而是当作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生命能量消耗的一个过程。这类作家对生命存在有一种深切的体念。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力作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叫、呻吟、欢唱、倾诉……;不管是痛苦的,欢欣的,狂怒的,抒情的……里尔克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家。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小说鼻祖卡夫卡同属奥匈帝国的子民,而且是同乡——都生于布拉格。但他没有像卡氏那样,终生都没有离开布拉格,也没有像他的这位老乡那样一生都离不开那个饭碗,这个比卡氏大8岁(1775)的铁路职工的儿子,先是被动地学了多年的军事和短时间的商业,后则主动地攻了几年的哲学、艺术和文学,在他20岁的时候,便永远离开了没有给他带来过温暖的家,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永远也没有再回来。他一边漫游,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去德国,去俄国,去南欧,去北欧……;他写诗歌,写散文,写评论,也写小说,哦,还有那大量优美动人的书信。他的作品集一部接着一部问世:《生活与诗歌》(1894)、《祭神》(1896)、《梦幻》(1897)、《耶酥降临节》(1898)、《图像集》(1902)、《祈祷书》(1905)……。他爱好艺术,也爱好女性。但在先后结交过的诸多女性中,他只跟雕塑家克拉拉·魏斯特霍夫结过婚(1901,可惜很短暂)。出于对伟大艺术家的敬慕他结识了印象派雕塑巨匠罗丹,并一度当了他的秘书。他的初期诗风受到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派的浸润,重于主观抒情,如今又接受印象主义的洗礼,诗风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转向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并将由此而得的直觉印象赋予象征含义,称为“咏物诗”。先后出版了《新诗集》(1907)和《续新诗集》(1908)。前后相较,仿佛他的诗风由流动的变成了凝固的;音乐的变成雕塑的。其中最有名的《豹》,写地球上最勇猛的野性生命被关在笼子里的无奈,以至导致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它以从容的笔调惊心动魄地写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旦失去自由的处境和情状,蕴含着存在哲学的意味。

里尔克与妻子克拉拉

里尔克与妻子克拉拉

然而他的思考并没有“凝固”,他的寻求远没有结束。他继续漫游,探索人生的真谛,宇宙的奥秘,直到非洲金字塔旁。这期间他写出了具有存在主义哲学释义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勃里格随笔》(1910),为作者生存体念的切身感受。此后他得到一位伯爵夫人的赞助,住进了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的一座古堡,酝酿并开始了他的生命力作——《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猛力地倾泻了出来,终于于1922年完成。当时他以雷鸣般的欢呼庆祝他的伟大心愿“大功告成”,足见该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这十首“哀歌”几乎包含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于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有他独特的见解。翌年即1923年,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共53首)又顺利地完成。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的深奥晦涩常常让人望而生畏。此后,孤独的诗人生命已近黄昏,尽管死神已步步逼近,凭着毅力,他还是于1925年去了一趟巴黎,与他所敬重的同时代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聚谈砌磋。第二年岁末,在瑞士与世长辞。这位执著于行而上追求的诗人,短短51个年头便把他的全部生命能量消耗殆尽了!

然而,他的生命能量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的消亡而消散,它们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精魂包容在12卷全集的浩瀚篇页之中。除了诗歌以外,作者也擅长散文和评论;他谈论文学,也谈论艺术。而且屡有独到见解。他就是以这种“集束”的艺术功力征服了20世纪的国际诗坛、文坛,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自然,他也获得中国读者的喜爱。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还是容易理解的。早在30年代,当时中国年轻的杰出抒情诗人冯至便开始了里尔克作品的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那时在中国就颇有影响。后来只因战争和人所共知的原因而中断。近20年来,半个世纪前的泉脉又接上了!书市上已有多种里尔克作品的译本出现。但它们加起来(不算重复的)还不到里尔克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

众所周知,里尔克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见解独到的艺评家。他将我们拽出传统的俗套,而引入现代语境。这正是我国读者急于想知道的。而且,这是一个大作家在谈理论,谈鉴赏,谈甘苦。都是结合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体偿,生动、独特,而且他那诗人的文笔也极具美感,读起来饶有兴味。因此它不但能催醒我们的现代审美意识,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读懂他和鉴赏他的作品。

本文节选自

《遍寻缪斯》

作者: 叶廷芳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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