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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文学

读完这7位作家的获奖演说,我好像知道他们为何能得诺奖了(2)

2021-10-11 08:51 来源:凤凰网读书 作者:福克纳 等 阅读

为什么在文学上可以没有保留地赞同我们的独特性,我们在社会变革方面所做的艰难尝试却受到种种怀疑而遭到否定呢?为什么认为先进的欧洲人试图在他们的国家实行的社会正义不可以成为拉丁美洲在另一种条件下以另一种方式奋斗的目标呢?

不!我们历史上遭受过的无休无止的暴力和悲剧是延续数百年的不公正和难以计数的痛苦的结果,而不是在离我们的家园3千里(西班牙里,相当于5公里半—译者)外策划的一种阴谋。但是许多欧洲领导人和思想家却像忘记了年轻时代建立的疯狂业绩的祖辈那样幼稚地相信这一点,好像除了依靠世界上的两位霸主生活外便走投无路。朋友们,这便是我们的孤独的大小。

然而,面对压迫、掠夺和孤单,我们的回答是生活。 无论是洪水还是瘟疫,无论是饥饿还是社会动荡,甚至还有多少个世纪以来的永恒的战争,都没有能够削弱生命战胜死亡的牢固优势。这个优势还在增长、还在加速:每年出生的人口比死亡的人口多7千4百万。这个新生的人口的数量,相当于使纽约的人数每年增长7倍。他们中的大多数出生在财富不多的国家,其中当然包括拉丁美洲。与此相反,那些经济繁荣的国家却成功地积累了足够的破坏力量。这股力量不仅能够将生存至今的全人类,而且能够把经过这个不幸的星球的一切生灵消灭100次。

在跟今天一样的一天,我的导师威廉姆·福克纳曾站在这个地方说:“我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说法”。如果我不能清楚地意识到32年前他所拒绝接受的巨大灾难,自人类出现以来今天第一次被认为不过是科学上的一种简单的可能性,我就会感到我站在他站过的这个位置是不相称的。面对这个从人类发展的全部时间看可能像个乌托邦的令人惊讶的现实,我们这些相信一切的寓言创造者感到我们有权利认为,创建一个与之对立的乌托邦为时还不很晚。那将是一个新型的、锦绣般的、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在那里,谁的命运也不能由别人来决定,包括死亡的方式,在那里,爱情是真正的爱情,幸福有可能实现,在那里,命中注定处于百年孤独的世家终会并永远享有存在于世的第二次机会。

布罗茨基:首先在于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约瑟夫·布罗茨基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美籍俄罗斯诗人,代表作有《诗选》(1973)、散文集《小于一》(1986)、《论悲伤与理智》(1996)等;由于他的作品“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文学上及敏感问题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他广阔的思想和浓郁的诗意”,被授予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下文获奖演讲有节选。

伟大的巴拉丁斯基在谈到自己的缪斯时,说她具有“独特的面部表情”。在这一独特表情的获得中,也许就包含有个性存在的意思,因为对这一独特性我们已有了似乎是遗传的准备。

一个人成为作家或是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任务首先在于:他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 ,而不是外力强加或指定的、看上去甚至是最高尚的一生。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有一次,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切将以什么结束。

在对别人的外貌、别人的经验的重复上,在同义反复中耗尽这唯一的良机,是令人遗憾的,更令人难受的是,那些历史需要的代言人们——人们遵循其教导已准备赞同这种同义反复——却不会和人们一起躺进棺材,也不会说声谢谢。

文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它能帮助一个人确定其存在的时间,帮助他在民众中识别出无论是作为先驱还是作为常人的自我,使他避免同义反复,也就是说,避免那冠有“历史之牺牲”这可敬名称的命运。

一般的艺术,其中包括文学,愈是出色,它和总是充满重复的生活的区别就愈大。在日常生活中,您可以把同样一个笑话说上三遍,再说三遍,引起笑声,从而成为交际场合的主角。在艺术中,这一行为方式却被称为“复制”。

美学的选择总是高度个性化的,美学的感受也总是独特的感受。每一新的美学现实,都会使作为其感受者的那个人的面孔越发地独特,这一独特性有时能定形为文学的(或其他类型的)趣味,这时它就已自然而然地,即便不能成为一种保障,也会成为免遭奴役的一种保护方式。因为一个带有趣味、其中包括文学趣味的人,就较少受到重复的各种政治煽动形式和节律咒语的感染。

问题不仅在于,美德并不是创作出杰出的保证,而且更在于,恶尤其是政治之恶,永远是一个坏的修辞家。个人的美学经验愈丰富,他的趣味愈坚定,他的道德选择就愈准确,他也就愈自由——尽管他有可能愈不幸。

世界,大约是不堪拯救了,但单个的人总是能被拯救的。 美学鉴赏力在每个人的身上都发展得相当迅速,这是因为,一个人,即便他不能完全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究竟该做什么,那么他也能下意识地知道他不喜欢什么以及什么东西不合他的意。

辛波斯卡:灵感总会造访

那些自觉选择职业并爱工作的人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

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ława Szymborska,1923年7月2日—2012年2月1日),波兰诗人、翻译家。辛波斯卡一生创作了二十本诗集,公开发表诗歌约400首,创作生涯从1950年代延续至2012年,是波兰最受欢迎的诗人。《巨大的数目》在1976年出版时,首印1万册在1周内就售罄。因其诗作“具有不同寻常和坚韧不拔的纯洁性和力量”,于1996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下文获奖演讲有节选。

据说任何演说的第一句话一向是最困难的,现在这对我已不成问题啦。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句子——第三句,第六句,第十句……一直到最后一行——对我都是一样的困难。

被问及何谓灵感或是否真有灵感之时,当代诗人会含糊其辞。这并非他们未曾感受过此一内在激力之喜悦,而是你很难向别人解说某件你自己都不明白的事物。

好几次被问到这样的问题时,我也躲闪规避。不过我的答复是:大体而言,灵感不是诗人或艺术家的专属特权;现在,过去和以后,灵感总会去造访某一群人——那些自觉性选择自己的职业并且用爱和想象力去经营工作的人。这或许包括医生,老师,园丁——还可以列举出上百项行业。只要他们能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他们的工作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困难和挫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一大堆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生。不论灵感是什么,它衍生自接连不断的“我不知道”。

这样的人并不多。地球上的居民多半是为了生存而工作,因为不得不工作而工作。他们选择这项或那项职业,不是出于热情;生存环境才是他们选择的依据。可厌的工作,无趣的工作,仅仅因为待遇高于他人而受到重视的工作(不管那工作有多可厌,多无趣)——这对人类是最残酷无情的磨难之一,而就目前情势看来,未来似乎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因此,虽然我不认为灵感是诗人的专利,但我将他们归类为受幸运之神眷顾的精英团体。

尽管如此,在座各位此刻或许存有某些疑惑。各类的拷问者,专制者,狂热分子,以一些大声疾呼的口号争权夺势的群众煽动者——他们也喜爱他们工作,也以富创意的热忱去履行他们的职责。的确如此,但是他们“知道”。他们知道,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所知之事自身俱足;他们不想知道其他任何事情,因为那或许会减弱他们的主张的说服力。任何知识若无法引发新的疑问,便会快速灭绝:它无法维持赖以存活所需之温度。以古今历史为借镜,此一情况发展至极端时,会对社会产生致命的威胁。

这便是我如此重视“我不知道”这短短数字的原因了。这词汇虽小,却张着强有力的翅膀飞翔。它扩大我们的生活领域,使之涵盖我们内在的心灵空间,也涵盖我们渺小地球悬浮其间的广袤宇宙。如果牛顿不曾对自己说“我不知道”,掉落小小果园地面上的那些苹果或许只像冰雹一般;他顶多弯下身子捡取,然后大快朵颐一番。

诗人——真正的诗人——也必须不断地说“我不知道”。每一首诗都可视为响应这句话所做的努力,但是他在纸页上才刚写下最后一个句点,便开始犹豫,开始体悟到眼前这个答复是绝对不完满而可被摒弃的纯代用品。于是诗人继续尝试,他们这份对自我的不满所发展出来的一连串的成果,迟早会被文学史家用巨大的纸夹夹放在一起,命名为他们的“作品全集”。

莫言: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

莫言

莫言(1955年2月17日-),中国当代作家,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其“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颁奖典礼上,诺贝尔文学委员会主席宣读颁奖词:“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其后,莫言身着胸前刺绣着“莫言”两字红色篆刻图案的深色中山装,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下文为节选。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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