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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塞克斯顿|一首诗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

2021-12-15 08:53 来源:国际诗歌之夜 作者:张逸旻 译 阅读

安妮·塞克斯顿访谈节选(1968年)采访者:芭芭拉·凯弗里斯

《巴黎评论》:你开始写诗时已接近三十岁。为什么?

安妮·塞克斯顿:我二十八岁前有一个隐藏的自我,这个“我”自以为只会调奶酱、换尿布,除此之外什么也干不了。我不知道我竟有点创作上的潜能。过去,我是美国梦、小资和中产阶级的牺牲品。我想要的无非是一段像样的生活,诸如结婚、生子。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爱,那些噩梦、幻觉和恶魔就不会来了。我拼命想过上常规的生活,我本身就是在这样的生活中长大的,而且我丈夫也这么想。可惜,人不可能搭一道白篱笆就把所有噩梦都挡掉。我二十八岁那年,表层破裂了。我得了精神病,老想着把自己杀掉。

《巴黎评论》:精神病爆发后你就开始写作了?

塞克斯顿:也不是这么简单。一开始我对心理医生说:“我糟透了,什么都不会。真是个大傻瓜。”于是他就建议我去自学,收看波士顿教育频道。他说我的头脑很好用。其实就是在做完洛夏墨迹测验(Rorschach test)以后,他说我有创造方面的天赋,只是一直没发挥出来。我当时可不这么想,但还是照他说的做了。有一晚,我发现教育台在放瑞恰慈(I.A. Richards)读十四行诗的节目,他读完还对诗的形式作了点评。我心想:“这个没准我也可以做,不妨试试。”于是我就坐下来,写了一首十四行诗。第二天我又写了一首,就是这样。我的医生鼓励我多写一点,“别把自己给杀了,”他说,“有一天,也许你的诗对某些人来说会有那么点意义。”这就仿佛给了我目标,一点动机,不管我多么无药可救,总感到生活中还有事可为。

《巴黎评论》:人们说你充满原始野性。你在自己生活的痛苦经验中挖得那么深,对你来说很自然吗?

塞克斯顿:会有一部分的我觉得害怕,但勇猛的那一部分驱我前行。不过,有一部分的我始终会被眼前正在做的事情吓住。左手挖出些不干净的,右手用沙埋掉。不管怎样,我始终向前。我现在知道得更多。有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研究自己的报告员。没错,这需要一定的勇气,但写作的人就得抓住机会当个傻瓜……对,当个傻瓜,这也许是最需要勇气的事。

《巴黎评论》:你曾说:“我认为第二部诗集缺乏第一部诗集的冲击力和诚实感,创作后者时我是那样生猛,一无所知。”可否谈一下你由第二部诗集朝向第三部,甚至第四部的发展过程?

塞克斯顿:是这样,第一部诗集,呈现的是发疯的体验;第二部,发疯的原因;第三部,我终于发现,我想在生和死之间做个决断。写第三部诗集时我又敢于做个傻瓜了——生猛的、也就是洛威尔所说的“未经雕琢”,还带着我的保护色。到了第四部诗集,我不单单体验过了,一路来到了现场,而且还爱过了,它有时候就像神迹。

《巴黎评论》:技术上又有哪些进展?

塞克斯顿:《疯人院》的大多数诗歌,形式都非常严谨,我觉得那样对表达更有利。建构诗节、诗行,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到最后得出一些结论,留下一点震惊,一种双韵式的震惊,这些都使我觉得乐趣无穷,现在我也以此为乐,但写《疯人院》时乐趣更甚。我的第二部诗集《所有我亲爱的人》,形式上要放松一些,最后一部分甚至毫无形式可言。我发现抛开形式以后所达至的自由是惊人的,而形式以前都像我的“超我”在运作。第三部诗集形式就更松散了。《情诗》里有一首长诗,十八节,全都按照一定的形式来写,也让我很享受。除此之外,基本上整部诗集用的都是自由体,那时候我觉得用不用韵都挺好,还是由具体诗歌说了算。

塞克斯顿

《巴黎评论》:在西尔维娅·普拉斯的最后一部诗集里,也就是她自杀前写的那部,她完全浸淫在死亡的主题中,就像你在《生或死》中所做的差不多。你们在丽兹喝酒的时候有没有讨论过死亡和自杀?

塞克斯顿:常常讨论,非常频繁,我和西尔维娅会不知疲倦地谈论我们的第一次自杀,谈得很是详细、深入——一边还就着免费的薯条。实际上,自杀是诗歌的对立面。我和西尔维娅就常常讨论对立面。我们说起死亡来,是全神贯注的,两个人都像飞蛾扑火一样。她说起她的第一次自杀,不厌其详,她的小说《钟形罩》讲的就是这事。奇怪的是我们这种自我中心竟然没有败坏乔治的兴致;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仨都受到激励——连乔治也是——就好像那时候死亡使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更加真实了一点。

《巴黎评论》:有没有什么诗使你觉得必须用严格的韵律、而不能以自由体去写?

塞克斯顿:也许是关于发疯的诗吧。我注意到罗伯特·洛威尔写精神病主题时用自由律体发挥得更好,但我恰恰相反。只有当我把框架设置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才能获得表达的自由。但是在《生或死》中,我的《骑你的驴逃吧》就没有什么形式框构,我发现我用自由体也一样自如。也许这是因为在诗人之余,我作为一个人,有了些长进,并对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

《巴黎评论》:你的很多诗都充满戏剧化的叙事。因为你习惯并善于把握情节,对你来说,从写诗转变为场景叙事,称得上轻松自如吧?

塞克斯顿:我没觉得这是种转变。两种文体都是写主人公如何面对自己,面对命运。我没觉得我在写场景,我只是在写人而已。换个语境来说——我当时帮玛可欣·库明——给她的小说提点意见,我就告诉她:“去他妈的结构,只要合时宜地抓住你的角色就好。”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时间轴里;我们出生,活着,然后死去。她当时想东想西的,然后我就告诉她要进到她角色的生命里去——她最后总算做到了。

《巴黎评论》:你在一九六七年因为《生或死》而获得普利策文学奖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塞克斯顿:我当然是由衷地感到高兴。那时我过得不太顺利。我的髋骨骨折了,正在恢复中,一瘸一拐的,但还能走两步。获奖后,我获得了更大的动力,还想多写点诗。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我成功地写了一首诗《没有你的十八日》——用了十四天工夫,一首由十八个部分组成的诗。我因普利策赐予我的认知度而受到激励,但我也很清楚,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毕竟,他们每年都把一个普利策奖颁给一个人,我只是这份长长的表单中的一个。

《巴黎评论》:你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是否干扰到了你的写作?

塞克斯顿:嗯,孩子还小的时候,她们一天到晚都在干扰。是由于我的强硬态度才得以度过那段时期,你想,两个小女孩会叫“妈妈,妈妈”,而我在那里正试图寻找意象,构思一首诗。现在我的孩子们长大多了,懂得轻轻在我身边绕开,并说:“嘘,妈妈在写诗呢。”然而,当我写《没有你的十八日》时——诗集《情诗》里的最后一首——我丈夫对我说:“我受不了了,你把我一个人撂在那儿,也太久了。”那首诗本来叫《没有你的二十一日》,结果就是因为他破坏了我的灵感,只好变成《没有你的十八日》;他要求我回到他的生活中,而我很难拒绝。

《巴黎评论》:是什么促发你写了《在那深深的博物馆》?那首诗写的是,如果基督仍活在他的墓穴中,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首先,你怎么想到要处理这样的题材?

塞克斯顿:我也不清楚。我想可能就是无意识使然。我觉得我有过这样一种感觉,基督对我说话并让我把这故事写下来……那个他没能写下的故事。我对自己说,这该是最糟糕的死亡。我曾那样深信不疑的十字架、殉难,几乎都成了陈词滥调,而另一方面,他出于爱的原因或许不得不去追寻另一场更为谦卑的死亡,因为他身上最关键的是爱——而不是死。

《巴黎评论》:我刚才问过,你是不是一个有信仰的无神论者。那么,当死亡真的发生了,你会不会从不信仰的这边被推到信仰的那边去?

塞克斯顿:会有一会儿,但不是非得因为死亡才会发生。生活中——你自己的生活中——也会有一些轻度的死亡,而在那时,你就会和奇怪的东西对接上,一些超验的东西。

《巴黎评论》:或许在将来,你的批评家们会把你在自白诗里所呈现的不幸,同你在宗教诗里所展现的不幸者作相应的联系。

塞克斯顿:你总结得再对不过了。谢谢你说了出来。那衣衫破旧的基督,那个不幸者,演绎了最伟大的自白,我的意思是,用身体而作的自白。而我试着用词语进行自白。

《巴黎评论》:一开始你的诗歌是理疗的手段之一,那么现在,写作的动力在哪?

塞克斯顿:我写作是因为我被驱动着——那是我的包袱。虽然说在每一部诗集出版后,我都觉得不会再有了。会觉得到此为止了,再见,再见。

《巴黎评论》:你觉得诗歌的目的是什么?

塞克斯顿:就像卡夫卡说小说:“一本书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人们心中冰封的大海。”那就是我想要从诗歌中获得的东西。一首诗应该像一把斧子,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

译者:张逸旻

■本文节选自《巴黎评论·诗人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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