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特、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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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弗洛斯特、T·S·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 杰弗里·哈特 王东东 译 在1912年夏天，罗伯特·弗洛斯特下了赌注似的冒险。如果他失败了，他就会停下。他此前很成功地在新罕布什尔州教学，并已在晦涩的杂志上发表诗作，拥有德里（Derry）农场的一些资产，这个农场是他的祖父为他购买的，他还有来自他祖父的500美元的年金。1912年8月23日，他卖掉农场，和妻子艾琳娜以及三个孩子从波士顿海港出发来到了英国。可能会获得承认，不然就是失败。 他们在比堪斯费尔德（Beaconsfield）租了一套小公寓。弗洛斯特将他的诗作分散在地板上，按照能反映年轻人头脑的蘧然流动时刻安排好顺序。在英格兰他毫无名气，他将这些诗塞到了出版商戴维·纳特（David Nutt）的窗内。手稿被接受了，于1913年4月23日以《孩子的心愿》为题出版。这位美国诗人首次在英国获得认可，在旧金山出生并且在那里度过童年，但被准确认为精义上是新英格兰诗人。1914年5月四日，纳特出版了《波士顿的北方》，同时波士顿的出版商亨利·霍尔特获得了它的美国版权，后来成为弗洛斯特的出版人。这期间，弗洛斯特穿插活动于伦敦文学界，这些人物包括埃兹拉·庞德、威廉姆·巴特勒·叶芝，对于弗洛斯特来讲，也许最重要的是爱德华·托马斯，一个以对文学的精确感知、同是作为理解庞德诗特质的首要读者之一而知名的文学记者。在Ｅ·Ｍ·福特编辑的《英语评论》里，托马斯将庞德的《人物角色》（1909）区分于爱德华时代的忧郁和过分讲究词藻，并赞美它直接感觉的紧张：“他几乎没有任何拙劣诗人的平庸性质……（他）充满个性，表达如此有力，大部分诗从头行到尾行都能稳稳抓住我们在他那纯洁、严肃、热情的世界。”托马斯会是弗洛斯特走进以庞德为中心的伦敦文学界的使者。 在爱德华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他和弗洛斯特结成了文学和人生的密友。背着压制性的自我意识的负担的托马斯，从弗洛斯特的决心里收到鼓舞而变得大胆，随后认识到他本人就是一位诗人，在1917年4月死于阿拉斯（Arras）之前为数不多的年月里写下了数量可观的好诗，很明显受到弗洛斯特的影响。马太·斯宾塞呼应歌德的《亲和力》，包括它对上帝的先定选择的加尔文神学的暗示，将他研究这一友谊的著作称为《被选的朋友》。有利于弗洛斯特的要求承认的奋斗，托马斯在英语期刊为《波士顿的北方》写了三篇评论。在伦敦1914年7月22日的《每日新闻》里，托马斯开篇写道：“这是现时代最具革命性的书之一，但却是最安静的、最少挑衅性的书之一。”这是恰切的。不同于叛乱和夸张的庞德，弗洛斯特是隐逸的现代主义者。但是一个现代主义的弗洛斯特从未出现在《漩涡》、《爆炸》以及《扫把》这些杂志里。在1914年8月8日的《新周刊》里，托马斯又评价了《波士顿的北方》并论及《孩子的心愿》：“弗洛斯特先生向后走了，就像惠特曼和华兹华斯那样返回到诗歌经常性的材料里，重新走到诗歌。”他又在1914年8月的《英语评论》里就《波士顿的北方》说，弗洛斯特“拒绝了‘词语的光彩’这一现代诗人困窘的追求……只在最好的诗的最后，像《雇工之死》、《家葬》、《黑屋》、《木料堆》，我们才认识到它们是拥有深沉的、神秘的温柔的巨作。” 在推进弗洛斯特初生的事业方面，两篇出自庞德——拥有异常准确的语言感受力，作为现代主义的监督者而著名——的评论尤其受到欢迎。他对《孩子的心愿》的评论出现于《新自由女性》（伦敦，1913年9月），集中讨论弗洛斯特新鲜的逼真性。通过灵巧的引用庞德向人们展示了他诗作里新元素的出现，但未多加分析。可能这样的省略意味着匆忙，因为在同一年的《我的祖国》（写于1913年，枯萎在一个出版商的卷宗里，直到1950年才得以出版），他定义了，或者说发覆了给弗洛斯特以个性的一些风格要素。一年后，在哈利特·门罗（Harriet Monroe）有影响的《诗刊》（1914年12月）里，庞德给了《波士顿的北方》和弗洛斯特更多的关注。庞德的评论（很快收在他的文学随笔里）对弗洛斯特很重要，是他得到现代主义领袖的重视的暗示。1915年庞德实际上是强迫哈里特·门罗发表了艾略特的《阿尔弗莱特·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虽然她看不懂这首诗。 庞德在《我的祖国》将美国描述为诗歌文化单薄贫瘠，并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也是同样心智的人类似小圈子的作品，他无疑将自己作为这一群体的领袖，也就是将复兴作为现代主义的最终理想。庞德同样分析了他赞赏的英语——也是时代要求的语言。这是对弗洛斯特在韵文里取得成就的最好分析，说不定现在也是。庞德说现代主义“加强了语言并给语言以肌质。这里几乎推翻了这一确信：词语几乎不可能变为人……人是准备行为的人，渴望行为，和行为的荣耀，并且准备付出代价。如果一个人具有这个素质并且由于语言而不足，他当然会寻求些微超乎此的因素。”（庞德在惠特曼那里发现同样的素质，语言接近于行动：“同伴，这不是一本书；/谁触摸了它就触摸到一个人。”）庞德继续说：“这里有一种精神，一个人也许会说，同时既是对艺术的敌意也是盎格鲁-萨克逊人对永远只是说的反对……两个民族的力量（英国和美国）……就在这里，一个人默默忍受着沉默直到有什么东西值得说出来……如果他不是对这个东西负有个人责任，艺术就什么也没承担。”当爱德华·托马斯在1915年7月19日应征入英国军队，弗洛斯特称赞他是“一个语言的人和行动的人，遵守自己诺言的人，一个人。”弗洛斯特可能在呼应《我的祖国》，如果那篇随笔确实涉及并有利于他。弗洛斯特1916年11月6日给托马斯写信说：“当你的朋友都在面对子弹，谈论就太廉价了。我不相信我应该应征入伍（我当然是美国人），但是如果我不能应召，我至少拒绝从特定视点同情地谈论。”托马斯在《我从没有看过那片土地》中使用了“不是为了被背叛的语言”这一短语。弗洛斯特写了一首传达这种口头沉默的诗（《在这个时候谈论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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