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斯特、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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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着他最初的洞察力，艾略特建立起了一个包含“传统”的结构，在《传统与个人才能》表明的特定意义上。——题目本身就暗示仅有个人的直觉认知是不够的。阿诺德说过，新教徒的准则是“个人的判断”，但是艾略特用“历史的意识”与之抗衡，历时一是“包含着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历史性还要理解它的现在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共时性的存在，组成一个共时的局面。这个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二者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一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的。” 这个对全部传统的非凡意识确立了一个结构，总是包含现有文学和哲学作品，它们延续和确认了艾略特最初的洞察力以及其下诗学实践的效力。没有什么比这个离弗洛斯特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更远了，在那里个人的经验是所有确证的首要原则。正如常说的那样，所有政治差异和文化差异，实际上都是宗教差异。 所有这些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来考察——知识的社会学，尤其是关于形而上学的、超验的知识。知识社会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对一种实在观念感到可信取决于它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我们很大程度上是从他人那里获得我们对世界的观念，这些观念之所以貌似有理是因为别人继续坚持他们。弗洛斯特对超验性的意指断断续续，最终隐晦不明。弗洛斯特诗歌中坚决的个人主义的自觉意识，只愿意依赖它自己发现和检验真理。用知识社会学的话语来讲，这种个人主义的自觉意识因为只坚持了每一个别人的坚持因而是安全的——熟悉的感官世界的真实性。这就构成了它“雄辩有理的结构”。 艾略特则相反，虽然也确实属于一个广获支持的认知共同体——只是在时间意义而不是空间意义上存在。艾略特的空间共同体，和弗洛斯特的一样，都是那个普通的凡俗的现代西方世界，《荒原》中的世界。但是，正如艾略特的诗按照它的但丁线索发展，他的“邻居”逐步显现出来，包括诺里奇的朱利安、圣约翰、尼古拉斯·费拉、乔治·赫伯特、查理一世、约翰·弥尔顿、约翰·多恩，以及从荷马到现在组成了这个在头脑里显现的传统的其他人。这个对不朽的宣示，艾略特的经验表明它是可行的，得到了来自不尽认知的天主教共同体的支持。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这样的支持确证了个人洞察力的合理性。弗洛斯特和艾略特是“被选定”——在歌德的意义世界里，这意味着命定——的对手；虽然原本出于防卫动机的全部挑战行为都来自弗洛斯特。 在他们生活的最后阶段艾略特试图与弗洛斯特和解。1947年他不期然地出现在弗洛斯特在剑桥布鲁斯特街的寓所门前；他们喝茶，还讨论了诗。1957年7月弗洛斯特作为文化使者访问了英国。他接受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名誉学位，还有许多其他荣誉和欢迎，在17号他是讲英语者协会的一位客人。艾略特温文尔雅和精确地这样介绍他：“你们知道，当一个人老了，就对运动、潮流和团体留意甚少。我们都各有自己的习语、尺度和题材，但是我们逐渐感到只有两种诗——一种好，一种坏。坏诗极有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那一类型，好诗可能是另一种极不相同的类型……弗洛斯特先生是好诗人当中的一位，我会说，可能是最优良的、最卓著的一位，我必须这样说，现今正在写作的诗人。” 火焰和玫瑰终于合而为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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