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艺术

弗洛斯特、艾略特:双重的现代主义(4)

  在最后一节奇怪之事产生,联系到前面就有点含糊其辞:
  
  我将会一边叹息一边叙说
  很多年之后在某一个地方:
  两条小路交叉在一片树林,而我——
  我选择了一条少人走的路,
  它把我带到了截然不同的尽头。
  
  弗洛斯特设下了圈套。最后三行,在很多年之后的某个地方(像今晚在市政厅),他会“叹息着”讲一个虚假的故事(那已给出圈套),将它伪装成自我满足的虚假之物,仿佛这里不是悲剧而是成功。第三行和第四行“我”的自我主义的重复,第三行还给出了一个多余的重音节,应该提醒了读者——也提醒了市政厅的观众,如果用心听了诗歌。最后一节预示到了整个故事会被一声感叹修饰,这是修辞性的感叹。弗洛斯特知道那晚会有什么;以前他就落入过这种处境。

  甚至当观众开始欢呼,欢呼又增大为咆哮,弗洛斯特站在台上,像重量级冠军一样双臂高举过头顶。他确实如此。欢呼声继续着,哄闹变成了尖叫,他双臂悬在半空站在那里。他已经布设下圈套。这些人并非诗歌的读者,他们对词语不感兴趣,而只是喜欢名声。对他们来说,弗洛斯特是选择个人主义的、冒险之路的传统英雄。虽然,并不是在比喻里。回到马可福音4:12-15。对于“站着……必须看但看不到,必须听但不懂,绝不会回来洗清罪恶”的那些人,弗洛斯特诗的上帝之国并非为了他们。

  为什么弗洛斯特经常捉弄读者呢?他要求他们对诗歌尽可能细致的关注。他的确拥有古典大师,特别是卡塔鲁斯的明晰,同时又有理性((弗洛斯特意为)“冰霜的”)的颤栗。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关于弗洛斯特的电影。题目是?——《少人走的路》。   弗洛斯特最大的圈套,由他在肯尼迪总统就职典礼上朗诵一首诗时布置下,而就在一个诗人可能拥有的最大数量的观众面前。弗洛斯特专门写了首诗,宣称新国家将会成为第二个“诗和力量”的“奥古斯都时期”。但当他站在讲台上,阳光过于耀眼,风又吹乱了纸张,他因而就即席背诵了《见证树》(1942)中的《即刻献礼》。弗洛斯特的诗富有美感,但却是在不屈从的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赢得的,在这首关于美国人历史的诗歌里也表现了出来,他们不再是马萨诸萨州和弗吉尼亚的殖民定居者,他们通过即刻献礼挣得了土地,他们自己的礼物……通过战争、杀戮以及为土地殉葬。
  
  我们就是这样即刻奉献出自己
  (这献礼的行为就是战争的行为)
  献给这块已朦胧意识到西向的土地,
  但仍未变成经传、变成艺术,不能被推动,
  这就是她的过去,是她将要成为的历史。
  
  将土地刻划为一个女人,就建立了结婚礼物这个献礼的概念——很丰足,但是并不完美的婚姻。“这就是她的过去”强烈表现出现实主义的冷酷。拓荒者和骑兵并非完美,他们的后代同样如此,“是她将要成为的历史”,还有肆意征讨的西进运动。仍然,这块土地变成了真实,通过经传和艺术获得了自我实现,并且文明了,变成了真实的资产。西部是通过战争赢得的,变成了我们的经传和故事(被推动)。

  在就职典礼上有多少聆听者觉察到一丝反讽?现场还有电视机前有多少人真正听到弗洛斯特的诗?谁感到了一月的寒冷里弗洛斯特的颤栗、冷漠和扫兴?他们有什么模糊感知吗?可能他们想这是一首安全的爱国诗。确实,“西部的赢取”也是西奥多·罗斯福对他的多卷本叙事的称呼。在弗洛斯特诗里,这么多战争都和一块在印第安人、士兵和移民者的血里浸染过的土地相关。19世纪晚期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菲利普王之战里,死亡的殖民者总数比后来任何一次美国战争都多;印第安人幸存者被赶进波士顿海港的小石岛挨饿受冻。弗洛斯特的诗“消失的红”里,最后一个印第安人的血染红了水车,当他在波士顿附近的阿克顿镇被扔进碾磨的石磨盘里。“据说他是最后一个红人/在阿克顿”,“在磨粉机里搅拌着”,约翰,最后的印第安人,发生出让磨坊主厌恶的凶猛的“喉音”,后者可能觉得这是对他的机器的侮辱。一个叙述者讲了约翰的死亡:
  
  他领着他下去,在畸曲的椽木下,
  让他通过地板上的修理孔往下看,
  绝望的水,像疯狂的鱼挣扎着,
  鲑鱼和鲱鱼,拍打着尾巴。
  接着他拉下了带铃的机关门
  刺耳的铃声盖过了普遍的噪音……
  哦,是,他确实给约翰看了轮下的陷阱。
  
  我们不需要推测这个乡土讲述者就是弗洛斯特本人,但是这首诗属于弗洛斯特——这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将要成为的历史。弗洛斯特选择再现了历史。我们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弗洛斯特认可讲述者对美国历史的这方面的判断:“你应该在那儿,并且去经验它。/那么你就不会将它仅仅看作是/谁发动在两个种族之间的事务”。也许弗洛斯特认可这个态度,将印第安人战争看作文明的冲突——这就是我们的过去,这就是我们将要经历的历史——和野蛮。这就同意了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对英王乔治三世所作的辩解:“你应该在那儿并且去经验它。” 弗洛斯特并不是在讲授土著美国人课程。

  弗洛斯特在肯尼迪就职典礼上的出现和朗诵诗歌,普遍被接受为是新国家的文化成就,但同时也是《即刻献礼》诗中取得特定反讽效果的标志。肯尼迪身边有人知道他们连带着这首诗获得了什么吗?1962年肯尼迪政府送弗洛斯特到了苏联,在那里他作为文化胜利的代表和赫鲁晓夫谈话,就好像他们都是国家元首。弗洛斯特也和俄国大诗人安娜·阿赫马托娃对了话,后者认为自己是俄国的体现。作为语言的持有者和守卫者,他们可以作出那个申明。

  作为移民和使用英语的美国诗人,弗洛斯特时常针对欧洲大师表达他独立的呼声。1922年《荒原》发表之后这个竞争又牵涉到艾略特,他那时已经是英国人——出于深思熟虑的化妆。艾略特其实更属于美国而非英国诗,虽然他是传统主义者和圣公教会的天主教徒,而弗洛斯特则是美国的个人主义者,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宗教个性较容易限定为清教徒。在弗洛斯特的诗里,隐喻必须在散文的压力下检验自己;但在艾略特那里,《情歌》以破碎的隐喻开头,最后才通过智力和精神上的朝圣之旅转变为个性,《小吉丁》以“火焰和玫瑰合而为一”结束。这些诗行不能在“意义的声音”的怀疑主义那里存在。那个美国人和准英国人终极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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