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姜广平：“小说家应该有勇气面对新的人物现实”(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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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这一消极反抗也体现在姜夏身上，姜夏虽然俯拜在权力的脚下，虽然也走在“堕落之路”上，但内心深处却有着潜在的或本能性的反感、排斥与挣扎，他对学术创新和人生幸福的幻想也还是隐约可见的。齐教授的死，是姜夏的精神转折点。长期生活在齐教授的压制和“阴影”中的姜夏，并没有因此获得主体性的反思，却反而陷入了一场“丧父”的精神失控和自我爆炸中。现实生活中，他因为齐教授猝死这一偶然事件失去了权力的砝码，成为新主任的眼中钉，他向功名利禄奋斗的“时间”停止了，从而也就成为了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他无法为自己过去的行为命名，无法为现在定位，更无法为自己的将来设立目标。于是，陷入混乱的姜夏成为齐师母的通奸对象。他对师母的迷狂与留恋，不仅是恋母情结的反映，而且还是一种“压抑”的释放，是以精神“轼父”的方式对“自我身份”的一种变态的“证明”。正是在迷狂的幻想中，他顶替了齐教授的“身份”，占有了他的女人和社会地位。当然，在隐喻的意义上，这种近乎“乱伦”的罪感和快感，不仅成为一个寡廉鲜耻的女人的最后的刺激，而且也成了一个精神坍塌的青年抵抗社会、摆脱人生烦恼的港湾，是“慌不择路”的主人公在溺水时抓住的“救命稻草”，是一面无力而“虚假”的白纸糊成的盾牌。只可惜，在纵欲的现实主义者齐师母这里，姜夏的“幻想和期待”注定是一个破灭的神话。齐师母也许不乏姜夏“幻觉”中的“反抗”，但她对现实的反抗只停留在“对自己有利”的层面上，一旦姜夏要求和她结婚，这种反抗就形成了对权力关系的挑战，她便不战而退。可以说，当性成为权力工具，“爱”也就成为了一种不可能的反证，姜夏只有通过杀死师母，来实现绝望之后同归于尽的沉沦。 黄梵小说的突出特征是对于叙事意象的营构。他舍情节而取立意，接续汉语的某种叙事传统而又在意蕴上接通现代，在不完全阻断传统审美鉴赏心理介入的状态下，于整体蕴涵中导入了现代意味。而在具体的叙事中，这一特征又有多样呈现。将不同的事件断片升华或处理为耐人品读的叙事意象，是黄梵的拿手好戏。如在《女校先生》中，他选择的叙事人称，帮助他暗自抽取了道德伦理的坐标，凭借汤苓等人激发的意识流动写明心理真实在这个世界中的处境，从而揭示该师生伦理事件中的人性内涵。第一人称袒露的内心世界与另一种阴险的心灵装饰形成对照，读来触目惊心。黄梵对世事的感知是全方位的，但他往往能够从时代、历史、文化入手，回落到心理。《七毛》中，世俗恩怨中的传奇人物成为时代风标，或者人生情境的标志，维系着一个群类的怀旧和对过往时日的惺惺相惜，映射出一种心理症候，小说呈现出的人物及人生状态在心理映射中光彩班驳，它拒绝单一的价值评判进入，甚至拒绝评判本身，那么，可关注的就只有某种人生意象及阅读中进行自我意识对象化时的复杂情绪。《费马的灵感》能够惊心动魄第将梦中的费马灵感定格在一场战火中，小说的叙事意象很有特征，它是在现实与梦境的犬牙交错中实现的，《自我教育》则借梁志之死承载叙事者对世事的一段冷静观察，在极度浓缩的时空中体验到超验的乐趣，却又不断经历被现实惊醒的痛楚。 这些短篇小说，扎实老道。能够舍故事而不侵犯小说文体本质的短篇小说家，很少，黄梵算是一位。回顾当代小说史，笔记小说家，散文化、诗化小说家，对小说的叙事艺术新变并没有起到积极作用。虽然80年代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率先开启了小说的美学救治，并发表了一些作品。但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其实是士大夫趣味的坦率呈现，是文学40年代传统的部分复活。小说文体的现代品性并没有在其中实现。中短篇小说以文体的美学代价换取散文叙事的题旨和易趣，长篇小说追求历史的矫正换取注意力和影响力，并进而博取商业和名利价值。批评在名利批评和名士批评的怪圈中，对小说的阐释没有在理论上有所贡献，倒是形成了小说批评的名利场和庸俗社会学。 而据《女校先生》和其他未入集的短篇小说（比如《乡下人》）提供的阅读经验，这也是黄梵感兴趣的那种生活性状。擅写叙事人絮语的黄梵经常以最俭省的笔墨和最切近的细节逼近这类性状的真实，展现荒诞，获取对现实省察的捷径。在《刘超去甘司》一类的小说中，这些逼近甚至不再尊重生命隐私，到了隐忍宣泄悲愤的程度。 在黄梵笔下，小说终于不再直接是一段简单的故事、一种题旨和道德或历史的承担，而首先是一种美学。《李进与圣徒》本篇开期的是两种灵魂维度的隔膜，世俗生活与一种精神信仰的隔膜，但小说并不企图对信仰或世俗生活有所省察，而是向一个叙事意象的核心靠拢。当然，世情的背后，也立有甄别的意图。比如，《办公室恋情》就包含一箱过期的啤酒所折射的都市恋情。小说一直在忙于调整对传统故事情节的性质认定，这使故事有包袱可抖，但黄梵对于欧亨利式的结局没有过多兴趣，反是对这种故事线索的干扰，并通过不断的干扰逼近荒诞。这很像林斤澜的《十年十癔》，小说的味道来源于叙事者对生活本相的深刻体悟，但比林的小说更具有多义性。黄梵善于找到坚韧的生活细节，比如对一段麻绳的不动声色的叙述（《同事》），对妇人轻描淡写所表述的生死观的呈现，都说明了他非凡的把握性状与细节的能力。一个女人的正义与良知，它存在的方式与表达的途径，都将故事引导到读者熟悉的日常经验中。作者虽对沈节之死所包含的人性丑陋有所鞭笞，但主要笔力不在于麻绳所附着的事件及背后粗糙的生活，而在于描述生活所具有的惊心动魄的气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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