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梵、姜广平：“小说家应该有勇气面对新的人物现实”(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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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广平：还有，这本书的写作当时，是不是有一种清醒的文学野心？你知道你在写什么，你同样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写。譬如，对叙事编码的安排，你安排的是“权力”和“性”这两个符号。以这二者的媾和所生产的力比多魔力，魅惑、束缚、捆绑、揪扯着姜夏，并使他坠入万世不劫的罪恶深渊。这让我想到《围城》。你在这里，已经远远走出了《围城》的文学母题范围，而进入了另一个更为深层的文学母题层面。 黄梵：你只要真正置身高校，就不难发现目前学术的驱动力，当然是学术权力。在高校，性最适宜与权力搭配，毕竟高校的主要群体是年轻人，他们意识到性的首要价值不是婚姻，目前这种态度弥漫在高校。让一个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堕落，它的精神张力当然可以预见，就如同把瓷瓶故意打碎来让人惋惜。记得曾有几个朋友不理解姜夏为什么非要杀死师母，他们强烈建议我改成更美好的结局。我当然没有那么改，因为这是用喜剧格调写的悲剧，没有了结尾的悲剧，前面的所有狂欢就真的轻浮了。与《围城》相比，《第十一诫》走得更远，没有给知识分子留下自己辩护的余地，几乎把里面的所有知识分子都推到了审判席上。记得首版的时候，《东方早报》的记者采访我，问这种审判包不包括我自己，我回答说当然包括。我是知识分子的一员，知识分子群体出了问题，我怎么能例外呢？ 姜广平：我们可以认定这本书是信仰匮乏时代一个作家对学院知识分子的病历考察报告。同时，从小说的多声部复调品质上看，你是想写好这部书的。但是，几个声部虽然是完整的，然而，我只能认为它只是一种完整。我读这本书时，是抱着一种期待的，我期待你对你的高校经历与专业有个完美的交代。然而，如果把这部书放在高校以外的背景上，譬如研究所、科研机构或麦家式的密战、谍情中，可能也是成立的。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后来抽去了教授的专业内涵与整个高校的实际性的背景。即便是后来的慎教授，似乎在交代上也仍然未能有个感性背景的支撑。 黄梵：留白是我写小说的习惯，或说追求。我不喜欢事无巨细的烦琐交代，我总是提醒自己要适可而止。《第十一诫》继承了我在短篇小说中营造的跳跃感，回头看《等待青春消失》，我认为后者写得太实，细节不疏朗，太密不透风。因为主要写一个年轻人的精神史诗，你会发现《第十一诫》中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们构成姜夏的精神环境。我写的时候顾及了许多对立，姜夏的理想与作为的对立，年轻理想与中年世故的对立，知识分子身份与作为的对立，性与爱的对立，权力与渴求的对立……至于它是不是复调小说，我倒不在乎。 姜广平：当然，极有意味的是，现在很多小说的解读工作，倒都是一些评论家做成的。这本书，我参考了很多评论文章，我发现他们的解读，还是非常详细的。可以说，一本小说的内涵，有很多就是评论附丽于其中，共同完成了小说的创作。 黄梵：可以这么说。评论的价值就在这里，评论家必须跟随小说家的选择，因为他们得提供理解小说家为何这样选择的理由。我一向不认为评论可以用来指导创作，因为评论家不可能先于小说家闯入那片感性的领地。评论家的主要武器是逻辑，赋予那些感性的做法一个可以理解的逻辑。你可以说这就是评论家的发现。 姜广平：在出现了《废都》，以及出现了昆德拉的《生命中的不能承之轻》后，你觉得你这部小说的意义何在？我觉得，在你这部书中，很多主题，都已经被他们占先了。甚至很多小说修辞手法，也都被昆德拉抢了先。 黄梵：我其实不愿意谈这两部小说。《第十一诫》是揭示高校被权力化以后的结果，至于小说中体现的性，都是这个权力化体系的副产品，并非为写性而写性。昆德拉是想揭示政治高压下人无奈游戏人生的窘境，显得比《废都》的游戏人生更深刻。我没用昆德拉那样的政治视角，我采用的是更普遍的权力视角。你只需看我写招待所门房老汉如何得意于自己的小小权力，就会明白视角很不一样。此外我在叙述格调上采用的是冷幽默和冷抒情，你可以说我部分吸收了美国的黑色幽默，但又不同于美国黑色幽默的那种夸张。昆德拉的叙述总体带有一些荒诞感，这是东欧作家的特点，并非是我小说致力的那种冷幽默。如果回到小说描述的人群和地点，差别就更大了。高校是人们心目中的乌托邦，我让人们看到这个乌托邦的消失，可以说残酷之极。《废都》中有对应的乌托邦吗？ 姜广平：有一点，我可能与你不同。对小说中的现实，我往往认同了。坦率地说，我的职业，往小处讲，有时候就是读小说。我似乎已经找到了小说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通道。甚至，我觉得他们就是硬币的正反两面了。所以，我看你《第十一诫》，我非常能认同你所写的那种现实。我只不过不希望作家写这些。我总觉得，社会现实中，还有很多可写的东西。当然，你肯定也明白，我是一个本体论评论家，说到底就是就事说事的评论家。作家既然写出来了，我便靠着作家写出来的说事。然而，我相信，齐教授与姜夏的题材，仍然可以有别的指向。 黄梵：作家的视角年年在变，如果我现在写可能会很不一样。但就高校而言，《第十一诫》还是目前写得最不留情的一部。目前中国的小说批评还是容易陷入题材论，尤其在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之后，他们觉得更有理由来用尽社会学、历史学或民族学的阐释。我认为小说意图还有个怎么去实现的主要问题，即怎么写的美学问题，否则我们就不会认为小津的《东京物语》有什么了不起，那可是二十世纪可排入前十名的电影杰作，涉及的是极其平常的题材。 姜广平：对了，我还有个感觉，我觉得你的《第十一诫》，在叙事节奏上没有把握好。快了点。这可能是与你出道不长时间就弄长篇相关。唐晓渡说《第十一诫》是“慢性中毒的阴郁氛围孕育出的冷静的疯狂”，我觉得对，但这一点恰恰没有形式上的对应。 黄梵：《第十一诫》中，我采用了曾在短篇中用过留白、跳跃、写意等手法，这是你感到快的原因，我不认为这是缺点。恰恰我认为这个节奏没能贯彻到底，导致下半部有些松垮。我有几个朋友如敬文东、何同彬等一眼就看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上半部堪称完美，而下半部稍稍有些失控，表现在语言的节奏有变化，留白和想象力有所不够，留下遗憾。写《第十一诫》时，我还是某编辑部的负责人，到那年秋冬写下半部时恰恰单位最为忙碌，我明显感觉体力不支，导致小说有些漏气。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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