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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天:王弼时代的悲剧史

2012-09-28 23:4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苏东天 阅读

王弼时代的悲剧历史
造成了自己历史的大哲学家
也造成了自己历史的悲剧 

    ·王弼的玄学无疑是我国哲学史上继《周易》、老子之“道学”和孔子之“儒学”之后的又一伟大的里程碑。

    ·中华民族古代哲学体系始终未能走向完善。由是,我们也便更加感到王弼所建立的民族本体论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伟大意义了。王弼时代的悲剧历史,造成了自己(中华民族)历史的大哲学家,也造成了自己历史的悲剧。

——苏东天

 

《易老子与王弼注辩义》前 言       

    我们民族的古代哲学,源远流长,既博大深厚,又简约精微,研究起来确实不容易。数十年来,我们广大理论研究工作者,对民族古代哲学作了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取得了可喜的学术成果,然而我们若要求今后的研究工作向更高的层次发展,那就还须作更大的努力。

    本书是借《周易与王弼注》和《老子与王弼注》展开对民族古代哲学的研究和探讨,不仅揭示了老子“道学”与王弼“玄学”的基本面目,而且联系地论述了民族古老哲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特点。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的文化体系也是世界上最完整而严密的。自从传说中的祖宗盘古王分天地为民族开基立业之后,我们炎黄子孙便在这个天地里一代传一代,绵延不断,发展至今,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民族传统文化,形成了东方强大而独特的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文化是以人本文化为主要特点,与西方的以神本文化为主要特点的文化体系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世界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对峙和并存。所以,我们民族的古代哲学乃是研究人如何在改造自然与社会的斗争中求发展的哲学。“盘古分天地”、“女娲补天”、“羲和生十日”、“常羲生十二月”、“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精卫填海”、“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等等古代传说和神话,不仅表现了我们民族“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民族人本哲学的特质。这一哲学特质,便形成了民族哲学发展史之独特的规律和特点。因此,我们在研究民族古代哲学中,就必须从民族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和特点出发。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学者过多地参照了西方文化体系的发展规律和特点,致使在研究工作中造成理论上的某些混乱与失误。比如中医与西医,大家都明了其各自有不同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我们在临床治疗中,搞中西医术结合是对的,以求发挥各自的长处,收到更好的医疗效果。但如果以西医的哲学和理论来研究中医,恐怕就行不通了。引此理于民族文化的研究,恐怕也是一样。

    先秦哲学是我们民族古代哲学发展的基础。《周易》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重要的哲学典籍,它不仅是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社会的文化结晶,而且也是尔后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发展的基石。《周易》的阴阳观、变动不居、反复其道、生生不息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构成了民族哲学的基本理论。所以,研究老子的哲学,不联系《周易》的研究,是很难讲清楚的。老子的“道学”,可以说是在直接继承《周易》的基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老子剔除了《周易》的巫术天命观,吸取了其理性的思想精神,创造性地确立“道”为民族哲学的最高范畴,使民族哲学从上古的宇宙生成论、天命观、阴阳观、五行观,飞跃到了本体论哲学的高度,揭开了民族哲学向理性阶段发展的历史序幕。老子的“道”,既包涵天地万物本原和生成的意义,又具有事物发展规律的意义。这不仅是因为它刚从古代哲学的“生成论”脱胎出来,而且是因为“本体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生成论”的基础。所以老子的“道”是同时包含着“生成论”与“本体论”的意义的。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的“道”,无疑是属于辩证法的哲学。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是凭借历史经验的积累和继承,是靠天才的自发,而非科学的自觉,所以,乃是一种朴素的富有科学精神的哲学。老子的“天道观”是正确的,而“人道观”则是错误的。他把“道”绝对化,惟以道弘人,蔽于天而不知人能弘道,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孔子批判了老子“人道观”消极性的错误,提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伟大思想(这本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建构起民族正确的“人道”理论。他从民族以血缘家族为基本结构的特点出发,以伦理学为基础,确立了以“仁”为道的人道理论——“儒学”。这样,老子的“道学”与孔子的“儒学”就建立起民族哲学完整的体系基础。这个基础是民族思想的灵魂,开创了战国“百家争鸣”的理性思想蓬勃发展的新时代,并始终支撑着尔后两千多年民族思想体系发展的大厦。

    王弼的“玄学”,是借《老子注》、《周易注》与《论语释疑》建立起来的,是魏晋南北朝玄学哲学的代表,他的“以无为本”,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取代了老子哲学的“道”,使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名副其实地进入了理性发展的历史阶段。现在学术界对王弼玄学的评价,都认为是唯心主义本体论哲学,这是一个莫大的失误。王弼的哲学乃是我们古代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它标志着我国古代哲学发展走上了成熟的历史阶段。他的《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并不是立足在研究《老子》、《周易》和《论语》的微言大义,而是立足于创立并运用他的正确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来研究、剖析和解决时代社会的各种政治难题。所以,我们只要联系当时的社会历史实际,就能很容易地理解他的注释;如果依他的注释来研究《老子》、《周易》和《论语》之微言大义,那就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他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集中地反映在《老子指略》和《周易略例》中,简括之:他的世界观是“以无为本”,他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是“崇本息末”、“崇本举末”、“崇本统末”或以寡统众。这是由王弼创立的我国古代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原理。这是具有辩正法精神的理论。在王弼之前的所有哲学家,虽然各自都有他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但都处在模糊的自发的状态中,往往把宇宙生成论、本体论、经验论和自然科学实证论互相混淆不清,都未能自觉地对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加以研究,更谈不上建立独立的理论体系。只有王弼才开始自觉地认真地研究并建立起民族本体论哲学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这无疑是我国哲学史上继《周易》、老子之“道学”和孔子之“儒学”之后的又一伟大的里程碑。

    由于时代的悲剧现实,使王弼的哲学仅在文艺理论的建树上起到了一些积极影响之外,未能对社会的思想和政治发挥应有的历史影响和作用。李唐王朝尊崇老子,因王弼曾贬老子“非圣”,而将他的《老子注》打入冷宫。虽然他的《周易注》为历代所尊崇,但由于贬弃了他的《老子注》,等于砍掉了他认识论与方法论哲学体系的脑袋,致使不能全面地理解王弼的哲学体系。而宋明理学的建构,因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不得不借助于佛学之认识论和方法论,从而形成了宋明理学大杂烩的特点。民族古代哲学体系因此始终未能走向完善。由是,我们也便更加感到王弼所建立的民族本体论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方法论的伟大意义了。王弼时代的悲剧历史,造成了自己历史的大哲学家,也造成了自己历史的悲剧。

    本书为了论述王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哲学,所以不得不联系地把王弼哲学放到民族哲学体系的发展史中去进行研究和探讨;同时全面地辨析了他的《老子注》、《周易注》和《论语释疑》之内容特质和意义。

    本书所论也只是一家之言,仅起抛砖引玉的作用。对民族哲学的研究,还须化大力气,在学术上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独抒己见,展开争鸣,共同探讨,形成学术界的蓬勃生气,以求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
                                         
    (《易老子与王弼注辩义》苏东天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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