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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对谈许纪霖:社交媒体时代 大众和知识分子为何日趋对立?

2021-08-20 09:36 来源:全现在APP 作者:刘擎 许纪霖 阅读

近些年来,社交媒体经常能够看到反智主义的指责话语。为什么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反智主义及其现象?在社交媒体时代,知识分子真的越来越多余了吗?大众真的在反叛知识吗?近日,刘擎和许纪霖就此展开了讨论。

反智主义将人群分为两部分:知识分子的和非知识分子的;反过来,也同样成立:大众的和非大众的。自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平等、民主等思潮,将知识分子推到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互联网技术的去中心化,使得大众走上舞台。我们应当如何理解这种对立?是渊源已久的精英视角而导致的大众反叛,还是知识分子自身的要求而与大众疏离?

近日,译林出版社邀请了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刘擎、历史学系教授许纪霖,以及自由撰稿人陶小路,围绕《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以“智识是一种特权吗?——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时代”为主题展开对谈。

刘擎认为,反智主义有其内在的历史性和现代性。在美国的语境下,历史性在于反智主义的传统,自建国开始便有显现;现代性,则是话语权和政治权力下放的结果。知识分子自身的专业性、疏离性和反思性,必然导致大众对其不满进而抵触。

许纪霖则从中国历史出发,认为反智主义并不是现代的东西,而是伴随着知识同时产生,只是在当下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近代以来的知识专业化和规范性话语权丢失的情形下,知识界内部的变化同样促成了反智主义。

但同样不能忽视的现象是,有的知识分子在当今大众媒介环境下不仅没有受到排挤,反而受到追捧。许纪霖认为,这是“卡里斯马式”的现象,某些知识人在价值真空的时期提供了规范性的价值。刘擎则回应称,大众的价值和想法并没有处在真空转态,只是多样和分化了,所以不同的人各自寻找符合自己期待的知识话语。如果知识人不只是迎合期待,而是通过专业和表达邀请大众一起思考和讨论,可能帮助大众更好开展公共言说。

刘擎在沙龙的最后引用霍夫施塔特的学生艾瑞克·方纳(Eric Foner)的观点,后者认为霍夫施塔特《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一书对当下最重要的启示之一就是“介入性的脱离”(engaged detachment)这一说法,这不仅对于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甚至对当代的每个人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在权力与市场这么强大的冲击下,一定要有介入性的脱离,要既能够进入也能够退出。否则完全淹没在无论是权力的还是商业的游戏里面,终究是不能过一种智识生活的。”

经刘擎、许纪霖教授审定,译林出版社授权,《燕京书评》发布此次活动的讲稿。

活动现场

活动现场

反智主义存在于所有现代社会?

陶小路:首先,我想问一下刘擎老师,《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于1963年,到现在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以你的阅读体验来看,大家为什么还在读这本书?

刘擎:《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出版时间特别早,它在1963年出版,跟我年纪一样大,有58年的历史。我在美国读硕士的时候,关心后现代和政治现象,曾经在硕士论文中引用过这本书。这本书在当年就非常火,但出版时间又比较久远,可在美国的知识界也出现过多次重复谈论这本书的现象。

上一次有人在谈到这本书,大概是小布什当政时期,也就是2001年后其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最近一次是在2020年,美国图书馆要出霍夫施塔特四卷本著作。最有意思的是,这本书在时序上不是第一卷,但他们先出了这本书。

从2016年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不少学者和知识分子又回到了霍夫施塔特的主题。因为他早在50多年前就已经提到了“大众民主跟反智主义的关系”,以及“民粹跟反智主义的关系”等议题,这是一些反复出现的议题。去年美国有一个学者论坛,要出四卷的编辑解释了为什么会把这一本先出版出来,当时这位编辑就解释道:《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与当下这个时代有特别大的相关性。

这本书其实有两个论题,一个叫美国史的论题,或者历史的论题。跟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有一个蛮强的反智主义传统,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具有知识分子倾向的政治家不太容易成功。霍夫施塔特在1952年积极支持阿德莱·斯蒂文森竞选总统,他是个学者型的政治家,但他败给了艾森豪威尔。更早的时候,1948年哲学家杜威也竞选总统,当时很多民调预测杜威会获胜,但他败给了杜鲁门。美国总统大选这些状况,也构成了霍夫施塔特问题意识的背景。

美国人喜欢那种特别亲民的、说话不那么书生气的、不讲术语的政客:小布什是一个,说大白话的特朗普更明显。霍夫施塔特发现,在美国历史上,从建国到大觉醒、宗教运动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智识生活抱有一种鄙夷和怨恨,或至少是怀疑。这是一个美国历史的现象。

另外一个主题是现代性的问题。反智主义的现象或趋势,可能存在于所有的大众民主社会,这是一个现代问题。

这两条线都值得深思,霍夫施塔特这本书在1963年刚刚出版的时候,读者只是关注它对于美国历史的论述;但后来发现,这本书有更丰富的意义,有其时代性和历史性,但又超越时代和历史。

刘擎

刘擎

反智主义是不是现代才有的现象?

陶小路:请许老师谈一下霍夫施塔特的思想在中国语境下的回应,尤其是余英时先生对它的介绍。

许纪霖:刘老师说反智主义是个现代性的现象,我同意。但我想补充一句,反智主义不仅是现代性现象,也是个古老的思想现象。中国算轴心文明,其他轴心文明我不敢说,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印度教这都不是我的专长,我想说说中国。

反智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倾向的话,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古已有之。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几千年前的精神外貌的一个延续而已。如果从春秋战国说起,最大的反智主义者是谁?是老子。老子是中国反智主义的鼻祖,他提出了最早的愚民政策:“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从中国轴心文明一开始,反智主义就开始了。反智主义一定是伴随着知识的开始而开始,且同时并存的。所以,它不仅是一个现代性的现象,也是传统的现象。

到了战国,法家也是反智的。法家韩非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背后是以君权为核心,读书人在法家里是没有地位的。法家尊重的“君”当然是核心,最尊重的是“以吏为师”,真正的老师是那些没有学问、没有知识的小吏。法家还强调“以法为教”,法家的法条在法家看来是老百姓必须遵守的“教”。

许纪霖

许纪霖

到了明代,朱熹是比较注重知识的,所以要格物,要考察各种各样小的“理”,来了解至上的“天理”。所以,朱熹是个知识主义者,知识是很渊博的。但是,王阳明跟着朱熹去格物,格了三个月看竹子怎么长,差点格出神经病来。后来,终于到了龙场大悟时发现:何必有这么多知识呢?

理学认为,最后要能够有获得自己良知的醒悟,而良知不是知识,最重要的是要致良,要指向实践,这才是最重要的。特别是阳明学的后人特别注重实践,不能说他们完全反智,但知识在阳明学里不是第一等重要。

所以,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里说,宋明理学明清只有两条脉络:一条是“道问学”,朱熹讲的知识;还有一条是王阳明的“遵德性”,道德的实践最重要,而不是知识,所以这又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反智。到了清代,颜李学派问:孔子之前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孔子之前的学问是实践来的,所以在颜元看来,实践最重要。

所以,反智主义不仅是一个现代的现象,而且是和轴心文明伴随而来,源远流长,现代性依然在轴心文明传统的延长线上发展。

大众为什么会反知识分子?

陶小路:我想再请刘擎老师对于大家可能会比较困惑的一个概念——智识(intellect),以及所谓反智主义与反理性主义这几个概念做一个区分。

刘擎:许纪霖老师刚刚讲老子、王阳明,都是在知识传统内。但他所说的反智话语,我认为应该叫反理主义、反唯理论。他们反对极端崇尚理性的知识,反对形而上的知识。在西方思想中也有这种分歧,当过大学教授的尼采就是代表人物之一。我仍然认为,反智主义是个特定的现代现象。我们要澄清知识传统内部的分歧:有一派比较强调知识的、理性的、理智的生活,另一派则强调实践智慧。这是知识界内部的争论,这与霍夫施塔特讲的反智主义有区别。

霍夫施塔特对智识(intellect)和智力(intelligence)做出了区别。intelligence是指智力、智商,一般性的一个人的活动能力,通俗话来讲就是聪明,做什么事情聪明,判断、分析、证据、推论等;你是一个聪明人,就是在描述intelligence。intellect是一种特定的智性活动,特别强调批判性、创造性、想象力和沉思,这种方式也未必是“唯理主义”的。实践智识的这些人,好像在过双重生活:他生活在我们时代的洪流中,同时有能够抽身而出,保持反思性,反思自身所处的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具有反思和批判性的哲学气质。这种特定类型的精神生活形态,以及承担这种精神生活的人的形态,使他们和大众区分开来。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老子可以说是狭义上反唯理主义者,他本身也是知识分子,因为他对自己生活实在的表象具有一种怀疑的、反思的、沉思的气质和态度。拥有智识的那些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但他们又不是我们的同道,他们有另一个自己和心思,似乎是普通人琢磨不透的。

为什么它是个现代性现象呢?在古代,只有官和学两个阶层是有话语权的,老百姓的智慧只有被这群人发现才能够被留下来。但在民主化的大众化时代,老百姓有更多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而且大众的看法具有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这当然不是说大众的想法和意见就是反智的,而是说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的张力,在古代不是问题,因为大众的声音不那么重要,而在现代就不可忽视了。所以,反智主义是特定的现代现象,并且在今天更加显著。在互联网出现以前,所有的作者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发表文章、出版著作是有门槛的,要先看学历,进而经过层层审查才能发表。在现在的网络时代,门槛很低,仅仅需要一个互联网账号。

知识分子跟大众的关系是复杂的:首先,知识分子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不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也未必采取形而上学的方式。知识分子们会说,生活的现象背后有一些其他的动力,或者更底层的、让大多数人看不见的逻辑,但未必是哲学的本质主义。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眼光跟大众是不同的,有时候大众会产生抵触,大概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大众觉得知识分子的说法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知识分子们有一套自己的思维,包括在宗教中,天主教或者是美国的长老会的牧师相当有学识,他们能解释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宗教里有“神正论”的问题: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世人却会遇到非常悲惨且不可逆的事情。比如说,在瑞典导演伯格曼的《处女泉》中,女孩在夜晚独自出行,被三个男人奸杀。深爱着女儿的父亲就会在震惊中疑惑,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对于这类问题,基督教发展出“神正论”的解释,论证上帝仍然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这需要非常深奥的知识,通过复杂的推理告诉众人。比如,上帝要给人类自由意志,所以不得不允许罪恶发生。这些神职人员有特定的知识,看待世界的眼光比大众深刻,这就有可能造成了大众认为他们是脱离实际的、是高高在上的。这是第一重跟大众之间的紧张。

《处女泉》

《处女泉》

第二种是大众认为知识分子只讲道理,不注重情感。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人们的情感体验都是个别的、暂时的和偶然的,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人类深层的理性结构,这就造成了知识分子(特别是强调理性作用的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认知差异。

第三种是许多时候知识分子被认为脱离群众,对共同体不够忠诚,特别是在政治极化的时代。比如,霍夫施塔特在书中提到,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秘密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时美国民众已经有非常强的反苏倾向。但美国仍然有400名自由派知识分子在 The Nation 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把苏联视为极权主义,这跟美国公众的感知相当抵触。后来,麦卡锡主义者将这类证据断言,自由派和左派的知识分子不忠于美国,甚至是叛国的。

在古希腊时代,苏格拉底对城邦主流的意见保持批判性的距离,有时会特别奇怪地赢得民心;有时和大众主导意识有分歧,甚至相悖,遭到打压。同样,在麦卡锡时代,美国对许多知识分子,比如作家、演员进行清算,很多人其实并不是苏联的同盟,也被看做不爱国,不忠诚于美国。

总结起来说,理论脱离实际、理性不顾情感、知识分子在道德上的“可疑”和“败坏”,三种情况构成了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反复出现的矛盾和冲突。

学术黑话诱发了大众的反智主义?

陶小路:在霍夫施塔特的这本书里面,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有两个传统。我想问一下许纪霖老师,你常年做中国的知识分子研究,既然谈到智识的话,怎么来定义知识分子?

许纪霖:我虽然是研究知识分子,但我现在暂时不谈知识分子。因为今天主题是反智,我还是想多谈点反智。

我开头讲在中国思想史内部和脉络内部就有一种反智主义,刘老师试图把话题引到思想界外部。当刘老师说反智主义是一种现代性现象的时候,隐含了现代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假设。

当然,这个“民主”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民主,是托克维尔意义上的:社会可以自由地上下流动,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空间和可能,每一个人都可以就社会公共问题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和过去等级化的社会是不一样的。因此,知识分子和精英不再是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垄断者,因此出现了另一种反智主义。

反智是大众的行为,但反智主义是知识分子独有的。一旦反智被主义化了,一定是知识分子在做这件事,只有知识分子才会发明主义。到了五四的时候,中国的反智主义已经开始流行了。

过去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社会,农、工、商是平民,士是拥有知识的唯一特权阶层。但到了五四以后,“士民皆士”,农、工、商也有自己的知识,他们也有独特的专业知识,都是有知识的。后来又演化成“士民皆工”,就是说连读书人也不过是一个脑力劳动者而已,“工”的地位上升了,“知”的地位下降了。

王汎森教授做过一个专门的研究,他的老师余英时先生说“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被边缘化了”,但王教授论证的结论是:读书人不是被别人打倒的,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读书人自己发明了“反智主义”这个词,把反智这件事主义化与意识形态化了,出现了这样一个潮流。这才使得社会上那些不自觉的、盲目的反智具有了在价值上和知识上的正当性。

反智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大箩筐,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据我观察,知识人自己打倒自己,可以称之为“反智的知识主义”,或者“知识的反智主义”。

因为过去的传统中国士大夫是“博雅之学”,是没有用的知识。到了近代以后,西方传来的大部分知识都是有用的知识。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是自然的知识替代了规范的知识,由工具理性主宰的科学知识成为主流,而古典人文价值性的知识被边缘化了。五四以后所出现的“反智的知识主义”,一部分表现是用一套自然的知识、客观的知识来试图反对过去人文的、规范的知识。

到了民国以后,知识越来越学科化与规范化,此后知识越来越宽泛化:作为一个专家必须用严谨、精准的表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随着学科化越来越深入,学术语言就成为了行业黑话。不要说一般人,哪怕对专家来说,要听懂别的领域的行业黑话也很难。

因为行业黑话的出现,专家所拥有的知识越来越不接地气,与日常生活越来越遥远。当面对一些日常生活问题时,专家只会用学术黑话进行表达,民众因为听不懂而出现反弹,觉得专家们不接地气,不说人话,知识高高在上,孤芳自赏,这也诱发了大众的反智主义。

大众需要的是常识,用常识思考行不行?用常识来说话行不行?用今天的话说:“你说人话行不行?”不要说黑话似乎成为了一种共识,进而助长了反智主义,大家相信常识是可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在一篇杂文里面讲了一个故事:欧洲一个父亲让儿子出去学知识,儿子学了两年以后回来了,父亲问他学的什么知识?儿子说:“我学会了一种明辨是非的知识。”父亲非常生气,因为他非常清楚,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知识,偏偏没有一种知识是专门用来明辨是非的。

王小波通过好多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比起做一个道德精英,做一个思维精英更重要!“明辨是非”,是自以为拥有了道德的制高点和上帝的眼睛。实际上,最重要的是要有知识,用知识来评判,这些知识是真实的。

今天的知识分子和过去是不一样的,儒家过去的确讲“博雅之学”,当然里面也具有知识性,但是更多指向一种明辨是非的能力。有些简单的案例可以用常识判断,但今天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具有某种专业性,仅仅用常识是无法进行判断的。在权力的背后,一定有一套知识的合法性在论证,而想要解决复杂的问题就必须要有专业知识。福柯是不承认有普遍知识分子存在的,这里指的是掌握了明辨是非能力、代表普遍正义的知识分子;他更愿意承认特殊的知识分子,即具有专业能力、能够洞晓知识与权力隐秘关系的专家。

对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如何面对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这两种潮流?我的看法是:知识分子需要从特殊走向普遍。从自己的专业立场出发,上升到普遍的维度来思考和回应复杂的现实世界。如果没有专业的知识作为依托,对任何事情都可以发言和评论,那只是“知道分子”。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只有从特殊到普遍,才能走出知识专业主义和反智主义的悖论。

米歇尔·福柯

米歇尔·福柯

知识分子的焦虑:为什么总处于尴尬的命运?

陶小路:刘老师对我来讲一直还存在于他的文本里面,还是比较经典的知识分子形象,所以我不了解你的大众参与。近年来,你做了很多与更多意义上的大众群体沟通、交流的工作,你觉得你在跟他们讲授知识,还是在跟他们讲授一种智识生活呢?在这个时代,智识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刘擎:霍夫施塔特关心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和大众的关系。他最深刻的洞见,也对当代的处境具有启发,就是他在《第十五章 知识分子:疏离与顺从(Alienation and Conformity)》中表达的洞见,看到了知识分子同时面对着两种现代趋势的压力:一是大众民主与平等主义的压力,一是大众文化和消费主义的压力。他发现,知识人在应对这两种压力时,身陷难以抉择的困境和矛盾,以及分裂。

许多知识分子认为,这个时代已经越来越大众化了,所以他们被拒斥、被公众嘲笑,然后就习惯了。他们变得孤芳自赏和冷漠、孤立,习惯于自己被抛弃,形成了一种疏离(alienation)的应对策略。最终,他们相信,疏离是他们唯一可以采取的、合适而又高贵的立场,这是自己应有的命运。知识分子的疏离态度,是一种久远的传统。

但有些时期,会有一些知识分子,往往是更年轻的一代,在大众文化中被承认、被吸收或被利用,总之,受到了大众的欢迎。比如,在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新政时期、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美国知识分子突然觉得国家改变了,对国家也更认同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主流之间发生了妥协,这时候公众就比较接受知识分子。比如,二战之后,许多知识分子有一种对于美国的自豪感。这里可能两个因素:第一,在二战之后,是美国拯救了欧洲;第二,美国扭转了文化上的自卑感——欧洲文化是高雅的,美国文化是粗鄙的。从海明威那一代开始,他们去过欧洲又回来,欧洲最先进文化已经被美国吸收,因此在精神上、在文化学识的意义上,美国与欧洲似乎有同等高度了。那时候,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对民族和国家的自豪感,这一点跟大众是契合的,进而受到了欢迎。这让我想起,在1980年代中期,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也有类似的状况,许多学者是聚光灯下的明星。那时候,不只是科学家,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也受到大众的尊重和推崇。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但霍夫施塔特指出,这种受欢迎的知识分子也会有一种焦虑,他们担心自己变得太过顺从了(就是他说的conformity),因此不再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惶恐感,好像我们知识分子是应该被孤立的,这是高贵的使命,太受欢迎反而产生了惶恐。

用他在书里的话说,这造成立场上的基本悖论:“一方面,他们的确怨恨反智主义现象,视其为我们社会之严重缺陷的标志;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认可,以更深重的方式困扰着他们,并将之分化。也许,在今日知识分子界,所出现的、最能造成分裂的争议,就围绕着分别确立在旧的疏离和新的认可之上的价值。”这可能不只是两种知识分子的选择,也是知识人自身内部的矛盾:如果说高冷的疏离是自己的命运,这有点悲情;那么被认可是否就意味着顺从,屈服于大众标准呢?

我特别关注霍夫施塔特说的“命运的尴尬”。你选择孤芳自赏,其实失去了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但如果你被抛在大众欢迎的环境中,你可能丧失了挑战性也就失去了自己的作用。这是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需要去处理。

反省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开始变得顺从了。我的专业是治哲学,现在谈的更多的是人生哲学问题,这当然有许多原因。另外一方面,我坚持不用迎合的态度去做公共讨论。我必须坚持尽可能地表达自己真实的、哪怕不成熟的思考。谦逊和真诚是值得追求的品格,但迎合或取悦不是,无论对象是谁。

然后,回应一下许老师刚才的话:知识分子内部的反唯理主义的传统和知识分子之间不是不相关的。在狭义的意义上,霍夫施塔特往往使用intellectual的概念。他说的知识分子或智识生活,并不是一种固定的身份,而是一种社会角色,一种精神气质。神职人员,学者,作家和记者,都会可能扮演着类似的角色。但他相信,一个人如果丧失了反思和批判的精神气质,就不是他定义的intellectual。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表面上反智主义的想法也必须是由某种知识来表达的话语。比如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其实是一种论述,或者说话语(discourse)。反智主义者如果要展开论述,如果使用论证和逻辑,在宽泛意义上也是一种智识活动。但在霍夫施塔特的狭隘意义上,它们依旧缺乏足够的反思性、批判性和沉思,因而没有达到intellectual的品质。

为什么反智主义是现代的现象呢?因为,如果存在以平民大众的名义发言的“反智主义的知识分子”,那么在前现代社会他们的话语是无足轻重的;在现代性之前,所有政治论述和文化论述,都是少数精英的游戏。但现代不同了,在现代的大众民主与大众文化的时代,反智主义的声音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声称代表大众,你需要重视,需要认真对待。

如果你不重视的话,你是政治家可能就会在竞选中落败,你是作家就可能没有市场。于是,当一个人以反知识分子的名义、以大众的名义发言,这种声音就不容忽视。因为大众的感受、看法和意愿在现代社会足具份量,迫使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认真对待。虽然许多声称反知识分子的发言者,仍然在用智识化的论述来表达,因此也仍然属于宽泛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

在专业知识和公共知识的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讨厌专业都在说术语黑话,但依旧逃不掉科学和专业术语。比如医生昨天跟我说:“你的甘油三酯太高了”,我如果反驳说:“这是你的看法,我认为不是”,这是不行的;医务检测人员对你说:“核酸检查是阳性”,你说:“我觉得我不是阳性”,这也是不行的。这时候,专业知识仍然具有权威,大众对一般的医学和科学的权威是信奉的。但也有例外,比如在美国,有一些民众就不相信气候变暖,也不相信疫苗的作用,其中就有反智主义的倾向。

但是,事关道德、价值方面,由于现代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分裂,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分裂,应然和实然的分裂,很多人可能认为,知识分子绝对未必有比我高的见解。而且知识分子有堕落的嫌疑,因为他们读书太多了,“读书读傻了”。

知识分子对公众常常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情绪,而公众对知识分子也是这样。美国的反智主义比较强,但大多数父母还是希望孩子去好的学校读书,要去常春藤或其他名牌大学。父母希望孩子变得更聪明、更有能力,但美国许多大学注重学生的通识教育和批判性思考,读完回来,家长可能会觉得好像孩子“读书读傻了”。

这里面有蛮复杂的问题,公众对知识分子和学术机构一方面是相信的,对他们提供的科学实证和技术常常深信不疑;另一方面,对霍夫施塔特所界定的intellectual,又常常是有所怀疑的,不够信任的。这个张力一直存在。

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人人希望有导师和上帝?

许纪霖:过去传统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是带有某种神谕和启示性的,西方来说是这样,中国来说也是这样。当然中国没有上帝,儒家士大夫也不是用神谕的方式,但他们自以为代表天命。天命的解释权在士大夫和读书人手里,民众是他们教化的对象,将人分成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种。

现代的知识分子脱胎于过去的教士和“教化者”,内在有一种我称之为知识和心灵的“等级结构”,一种上和下的区别、主体与客体的区别。现代知识分子毕竟在欧洲脱胎于教士,在中国脱胎于传统士大夫,这种心智等级的残余到今天还存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可以启蒙民众,因为多读了点书,多掌握了点真理,所以有使命和担当。今天还有不少知识分子说需要第二次文艺复兴和第二次启蒙,幻想回到上个世纪末知识分子启蒙大众的黄金年代。

比较接近真理的理是公众讨论的结果,而非单向的等级性教化或者神谕。但,理是一种专门的技艺和能力,对大部分人来说,想获得这种能力比较有难度。很多年轻人处于这样一个焦虑和困惑的时代,特别是价值虚无主义的时代,希望有导师作为心灵的上帝为自己指明方向。在以前的讲座里,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认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希望的是听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作为具有反思和批判性的知识分子,与传统的传教士不同,他的专长并非是给出现成的答案,而是通过说理,告诉你问题的复杂性、各种可能性的选项,他自己也是矛盾的、游移在多种合理性的冲突之间,因为他对各种现成的方案都保持警惕的距离,以怀疑的、反思的姿态去打量它们。这便与大众渴望真理、渴望确定性的需求产生了疏离。

五四的时候,有一场发生在《东方杂志》的杜亚泉和《新青年》的陈独秀之间的著名争论。在那场争论里面,杜亚泉是说理的、intellect的,但陈独秀是一种传教士的姿态,以一种非常决断的、不容置疑的态度,宣示自己的态度与立场。结果,年轻人没有跟着杜亚泉,都随陈独秀去了。这不一定是因为陈独秀的知识新,从对新知识的了解程度而言,杜亚泉完全不在陈独秀之下,他们两人的区别,只是话语方式的不同。

当时,杜亚泉办《东方杂志》、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办《学灯》、《改造》,介绍公众各种各样西方的新思潮,但并没有特意指出孰是孰非,只是提供给公众,让他们自己在各种新思潮当中,通过自己的理性思考,自由选择。但陈独秀敏锐地注意到“新思潮杀人”,所谓杀人,是指年轻人迷惑于各种思潮,无从选择,最终更加苦闷,甚至有为之而自杀的。因此, 陈独秀在公众面前要扮演的,是一个传教士的角色,告诉你何为新时代的福音、何为救国救民的真理。

今天的思想市场,大致也是这个状况。许多有内在精神焦虑的年轻人,有很高的智力(intelligence),但缺乏智识(intellect),他们渴望心灵的导师,渴望能够指点迷津的“卡里斯马式”神魅人物,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思想市场也会出现明星和网红。

今天这个市场,是流量为王的时代。什么样的人有流量?不一定是媚俗的、取悦于市场的人,因为在市场上最有流量的,是产品的稀缺性,是独一无二的声音。有时候,反市场的声音反而会拥有更多的流量。当市场的主流是尊重知识的时候,反智主义会拥有与众不同的吸引力;当市场风向转为反智的时候,相反的声音反而会赢取更多的流量。

反潮流,则是市场的另类取胜之道。一个崇尚流量的市场,在价值观上是中性的、虚无主义的,它信奉的永远是独一无二的稀缺性。美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是一个反体制的人,结果他在美国的媒体是永远的宠儿,哪怕他的声音再极端。市场也需要反体制的声音。他的存在,既能证明民主政治的包容性,也能适合市场的另类需求。

于是,思想市场的吊诡性由此而生:越是想迎合市场的,反而在大众面前失去了陌生感,失去了产品的稀缺性,而以反潮流、反市场姿态出现的声音,倒拥有了更多的市场流量。在这个多元化、异质化的时代,不同的思想内涵都有其小众。坚守自我,反而成为了知识分子获得公共性的独门法道。

杜亚泉

杜亚泉

流量时代:“双向异化的伪公共领域”?

刘擎:我并不认为大家都在很惶恐,都在等着一个先知指导自己。其实,我们担心出现一种“双向异化的伪公共领域”。身在其中的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没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被动地等待观点的灌输。他们并不愿意直接接受任何冒充为偶像、导师的人。

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倾向和情绪,主动寻找那些吻合自己的倾向和情绪的言说者,你迎合我,说得比我凝练、比我漂亮,我就喜欢你、跟随你,但如果你和我原来的倾向和期待不一致,我就不会理你。于是,在网络时代,我们可以观察到观念市场供应侧和需求侧的合谋:所谓的网红或意见领袖,他们明白市场上存在的大量需求,不断迎合这些需求,而这可能会导致了一种伪公共领域。为什么这是个“伪公共领域”?因为它没有真正的讨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批判性对话和反思,是相互迎合而造成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许多人有自己的想法,但保持开放性,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指南意见,更期待好的论述和证据。马克斯·韦伯在他生活的年代告诫德国年轻人,要警惕“假先知”。“假先知”就是以一种狂热的、好像振振有词的方式对公众发言的人,但没有真正的洞见与深刻的思想,特别是缺乏复杂性,但因为言论明确而极端,可以俘获年轻人,因为许多年轻人需要确定的东西。

但是,在一个复杂的时代,对于许多复杂问题给出简单明确的正确答案,都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在我看来,现在作为知识人的责任,就是发出一份邀请:让我们共同面对这个复杂的时代。让大家一起来认真面对、思考和讨论这些困难的、复杂的问题。一个大国,至少需要有一部分公众来一起认真对待这些问题。霍夫施塔特提醒我们,知识人的伦理底线,是不去迎合那个盲从的世界。

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

互联网是反智主义的新温床?

许纪霖:今天已经处于一个网络时代,越来越感觉到强大的反智主义在吞噬和包围着我们。为什么这样说?今天这个时代的问题太复杂了,有些问题很专业,仅仅凭靠心智结构中的常识是无法判断的。所以,这个时候公众就特别希望有一个心灵导师,或者是某一个领域专家出现,只要信任他、跟着他走就OK了。

所以,今天又出现了一批网络时代的神魅人物,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反智。服从真理,变成了信任某个具有神魅性的先知,将自己的思考权利托福给他,以他大脑、知识和心灵来替代自己。

网络的变化日新月异,从最初的BBS、到后来的微博、微信,直到今天最红的短视频,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随之引起思想样式的革命。反智主义,也因而具有了网络时代的特征,这是霍夫施塔特所无法想象的。

最好的时代是BBS时代,那时候公众在世纪沙龙、关天茶舍上,还能自由的、平等地讨论问题,尽管立场是冲突的,但彼此是说理的。在新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真是享受到了新的社交媒体提供的知性快乐。

到微博时代,就变得不一样了:微博最开始时只能写140个字,是不可能说清楚道理的。即使你发一条链接,但微博没人看链接的,只看140个字。网友还嫌140个字也太多了,最好是一个吸引眼球的金句,就会大量吸粉。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微博就是网络意见领袖的天下,这些人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头部的那些,不是娱乐界明星,就是商界大佬,他们不需要说理,只需要立场坚定、态度明确。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

知识分子的说理,是要将论证的过程展示出来,不仅告诉你结论,而且让你检阅和反思结论得以成立的理性论证过程。但是,140个字是不具备反思的技术和空间条件的,微博滋养了更多的反智者:我拒绝思考,跟对人就行,即使之后微博扩展了空间,但网友的阅读习惯已经养成,越来越对长文字不耐烦,思考、注意力的时间,像小孩子那样,越来越短。

如今,在年轻人之中,文字都变得累赘,最直接的就是图像。于是,短视频成为了最流行的媒介。在短视频时代,说理变得日益的不可能。文字毕竟还有一种间离效果,还需要通过你的大脑转化为想象和理解,而图像是直接的,且会形成一个气场,就像牧师的布道,直接镇住观看者。我们的大脑不再运作,不再思考,只是任人摆布。在这个意义上说,新媒体在技术上为反智主义提供了一种新的技术条件和空间条件,乃至心智结构。

在大数据出现以后,更可怕的是,无论你今天在今日头条、抖音、快手、或者B站、小红书,当你喜欢上某一类信息的时候,大数据就不断推送给你同类信息。我很喜欢梅西,但后来被每天蜂拥而至的推送,看到梅西都快要吐了!算法的推荐,让每个受众变成了成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不自觉地直接落入单向的信息之中,从而形成单向的思维,单向的人格和单向的立场,一旦进入到施展所说的“信息茧房”,那么,你就是一个被大数据所操控的井底之蛙。

今天对现代人最大的控制,实际上是通过资讯进行的。你要控制一个人是很难的,但要控制一群人极容易。微信上大部分的群聊圈,都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接受的信息都是单一的,有异类的声音、异类的人出现,触犯众怒,往往会被踢出群,于是剩下的人越来越同质化,变为一个没有差异的“我们”。没有不同声音的对话,只是相互激化。无须用脑,只须自以为是的意志力,形成鲁迅所说的“合群的自大”,相信自己这个群就是代表民意,代表真理,代表潮流。只要氛围形成了,这群人不用外在的力量,就自我控制住了。操控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信息的单向输送,达到一定阶段,不用外在输送,群的内部就会自动过滤异质信息,自我封闭,自我净化。

信息时代是反智主义的新温床。“知识”与“信息”是不同的,我们今天得到的大部分实际都是信息,甚至很多知识都是以碎片化的信息方式传输的。信息通常是碎片化的,知识是有一定体系的,这是知识和信息的区别。

但我们今天接受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以信息的方式传递的;最后如何理解,实际上取决于我们的心智结构。心智结构是一套语法,一个人的语法结构差不多在20岁左右大学时代就被奠定了,以后读再多的书,恐怕只是一些信息化的知识而已,只能放到特点的心智结构和语法关系里来理解。不要迷信一个书读得多的人,核心是要看他的心智结构中的语法。

从这点而言,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所谓反智,有时候是以知识的方式出现,更多是以信息方式出现,再加上心智结构背后潜伏的意识形态,恰恰剥夺了知识本身的反思性。

当公共领域平等讨论的技术条件、空间条件和体制条件都丧失以后,就会陷入网络时代形形色色的反智主义。说实话,这是今天网络时代令人悲哀的地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反智不仅是现代性的现象,也是网络社会一种被强化的特殊现象。当我们为网络所提供的民主时代(托克维尔的意义上)欢呼时,同时所要警惕的,正是这种愈演愈烈的“网络反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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